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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非要这样写”的有关讨论


李元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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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这首诗, 最惊讶的是孙兄啥都敢写。 要是我的话, 有的东西写进诗里还是有点心理障碍的。 只是没弄懂, 他非得这么写吗?

 

孙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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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为什么非要这样写”的一点回答


  当代诗歌写作的变化要求之一,即在于我们应该看到题材与语言限制的界限必须被打破,从而使写作本身回复到一种正常的生活中来。这样一来,写作所选择的对象,包括词语的范围就不是什么可用,什么不可用的问题了。有些人一看到诗中出现了所谓的粗话,就觉得这是敢与不敢的问题,心理上便会产生障碍,说到底,这是对当代诗歌的意义,主要是当代诗歌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形态,还没有真正认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当我们在完成诗歌写作的语言采纳时,更主要关于的是语言的准确性,而非它的被简单的历史化了的道德含义。我们所要求的是诗歌能够从总体上反映出来什么,而非一两个词必须担当什么。很多读者,或者说很多写作者,并没有把自己的阅读放置在诗歌的历史发展中看待,只是以一般的感觉性态度来认识,这样,对于很多问题当然无法获得更好的结论了。而我可以提示一点的是,诗歌的现代性包含了我们关于语言的理解问题。而其中一个最大的前题是:不要将道德的先期判断放置在写作中来。同时,我希望某些读诗的人,应该具有更广大的阅读知识。为什么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像英国的“运动派”诗人们,如菲力浦·拉金、约翰·韦恩他们就已经解决了的“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到了现在还会被人提出来作为一个问题?不难看出,这里面所包含的并不仅仅是诗歌价值的理解,还包含着诗歌的历史意识。刻苦是什么?难道有人真以为只是埋着头写就行了?

 

李元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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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得孙兄认真回答我读诗的一点疑问,十分感谢。
  不过“有些人”的疑问尚未终止,如果稍加区别,有以下两点,即兴匆匆敲上来几句,希望孙兄或其他诗友继续点拨:
  一、我感兴趣的恰恰是“为什么非要那样写”,在这首具体的诗中,突破通常的禁忌的目的是什么?诗中的粗话的采用是必不可少的吗,为何只有它能在这首诗里担当大任,反映出“语言的准确性”?
  二、要求一个人读诗的时候,首先得具有无比广阔的知识,然后默记正确的当代诗歌观念,同时,忘记自已的道德感,控制住心理上的禁忌,还要从(世界)诗歌的历史发展中去读,是不是太残酷了?这样一比,挑剔的新批评所认为的理想读者都不够格读诗了。我觉得写作者似乎不应该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可不可能读书破万卷,写的诗仍然味同嚼蜡?
  可能是奢望,我总觉得现代诗歌应该有一种更开放的形态,像氧气被吸入人体一样轻松、容易、有效地被阅读。给他们提供新鲜的经验,辽阔的想象,残酷的真实,有吸引力的趣味,伟大的悲悯,甚至——坚定的道德的力量。或许,做到这一点更难?而写“知识化”了的“生活流水账”更易?

 

孙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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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答一点


  道德的建立所依据的并不是我们对词语的使用,而是基于我们建立在人性之上的对真理的认识。由此,落实到写作中来,它就不是词语本身,而是我们给予词语什么了。我们当然需要人们所说的那些“伟大的悲悯……道德的力量。”但是这些东西来自何方?当然是来自于我们对事物的认识,而非事物自身。从某种意义来讲,我更感兴趣的不是词语的道德的前置力量,而是我们能够便之产生什么样的道德感。说起来,这恰恰是作为一个诗人更应该做的工作。诗歌当然可以让人有“趣味的阅读”,只要你是想要在阅读中寻找趣味,但是诗歌也可能不能给予人趣味,在当代文化的分类学上,诗歌所担当的并不仅仅是过去我们所理解的“审美愉悦”的功能了,它还担当着对语言秘密、现实景象等方面的揭示、映现的功能,而很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所产生的不是对人的趣味的投合,而是对人的趣味的拒绝。从这一点来说,为什么不少诗人一再强调当代诗歌的建设功能,就在于这里面包含了对已成事实的反对。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听到太多的关于阅读的原始感受力的强调了。这当然可以成为一部分人对于自己的要求,但如果据此来反对认识诗歌时所提倡的历史意识,我只能说是没有搞懂某些问题。我个人很难相信一个合格的读者只是依据单纯的感受力,便能完成真正的诗歌阅读。因为这里面恰恰涉及了人们一直在谈的语码的历史信息这样的问题。这里面当然也就涉及了阅读的资格问题。新批评可能已经被很多人认为把诗歌阅读搞复杂了,但是,正是在新批评的诗歌阅读活动中,我们看到了诗歌生成的过去一直被人们忽视了的东西,那就是诗歌正是一种“特殊的知识”(臧棣语)。我虽然并不反对人们对诗歌“知识化”的反对,但是,在我的理解中,这种反对所应该依据的必须是一种“更新”的认识。如果仅仅说上几句诗歌是“原创力”的体现这类话,就以为能够反对并驳倒人了,这多多少少让我感到是没有力量的。何况,我记得艾略特说过:一个人过了二十五岁还要写诗,他就必须具有历史感。我想艾略特的话已经说得非常明白,那就是:当诗歌写作被一个诗人看做是追求进步时,对写作的可能性的探究,就应该成为他终身的任务。再说得明白一点,一个诗人的成立,可能就体现在他对于已成的诗歌秩序的逃离的程度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边对前辈诗人,像北岛、多多保持敬意的同时,却又要寻找自身写作的新的可能性了。在这里,一首诗的具体写法,选择了什么样的词,写好了还是写坏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写作中完成对于整个写作来说是“新”的东西的寻找。 

 

李元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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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孙文波有关的三个问题


  昨天看到一半,就被门铃声打断。今天才得以读完,读完后产生了把至今为止的提问和回答初步梳理一下的想法。
  一、一个表面的问题与一个潜在的问题:
  表面的问题是阅读资格问题,这是一个一直困挠写作者尤其是现代诗歌写作者的问题,因而许多人都对此作出过深入的探讨。我看至今为止,孙兄的刻苦回答与我的调侃并未提供出什么更新鲜更有价值的东西来。引出上面问题的其实是我在读孙兄的近作时,发现既枯燥,又有句突破公众禁忌的粗话,情不自禁感叹了一句。所以,潜在的问题是,我作为一个孙诗的读者,有没有感叹权的问题。孙兄以明显的优越感认为我是没有的。而我认为我有。这是我们的分岐。
  关于这个问题我只想提示一点,当代诗歌的形态尚处在浑浊的原始构成阶段,把某种诗歌雏形断定为当代诗歌唯一的进步形态(比如所谓的九十年写作)并以此判断进步与落后,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我个人认为是荒唐和幼稚的。当代诗歌的形态应当是开放的多元的丰富的,它才有可能非常影响向前发展。
  二、一个新的问题:在提问与回答中,我使用了“味同嚼蜡”这样的话来否定某些诗作;而孙兄谈到了诗人的工作与阅读趣味的距离,并谈到了对阅读时的原始感受力的怀疑。虽然我们尚未对同一个问题作出判断,但基本上看得出我们的分岐。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讨论的,希望能够深入。(玩笑:我个人的阅读意愿是把所有写枯燥文字的家伙通通拖出去枪毙了,但作为温和的现代人,我非常关心他们的处境,希望他们能在自己枯燥的世界里好好活下去。)
  三、一个可能有用的问题:我一向认为,谈上一百遍理论问题(何况谈论时有如此多的缘由和初衷),远不如对具体诗歌进行剖析,回到最初——我的提问是:我感兴趣的恰恰是“为什么非要那样写”,在这首具体的诗中,突破通常的禁忌的目的是什么?诗中的粗话的采用是必不可少的吗,为何只有它能在这首诗里担当大任,反映出“语言的准确性”?
  孙兄何不正好就此具体解读,理论联系实际地阐述自已的诗学观点呢?我想这或许是最有建设性的事情。 

 

马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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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 


  这位海先生(小姐?)雄文数千,讲了诗歌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以及引申下来的某诗人好或平庸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海先生似乎还是在下结论,什么证据论述都不需要,“我说谁是平庸的谁就是平庸的,我说谁是苍蝇谁就是苍蝇”。此种腔调和做派未免和某一段半身的诗人或诗评家太象了。
  按照海先生的说法,诗人是个厨子,读者是个消费者。那么,消费者之所以不做厨师,就在于他对厨师的技艺无法做有效的预测和复制——否则他无须花钱去吃别人做的菜——除非他很懒,或别有居心。
  那么厨师也有责任拿出不在消费者预料之中的菜来。这菜可能是螃蟹——长得非常丑陋,却是人类美食的传家宝——也可能是普通的西红柿炒鸡蛋(或酸或甜),也有可能就是一盘苍蝇——高蛋白。厨师除了交出消费者所预定的产品外,他也有责任提高吃菜人的美食水平,他也必然要在美食上有超过吃饭者的地方。
  这些都是按照海先生的逻辑推演的。实际上,诗歌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和厨师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首先,诗人没必要也绝不应该按照读者的预定(点菜)来写作——这是最重要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诗人,优秀也好,平庸也好,绝不能按照你海先生或其他任何人的指示或要求来写诗。有的话,那也才是真正的末流和平庸。
  其次,诗歌到底是为了谁而写?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对某些读者来说,有些诗歌就是在他的阅读有效区之外的——好比我写一首中文诗,我没必要让一个埃塞俄比亚人理解。绝大部分的诗歌都有自己的预定读者,在某些读者看来是一首好诗的,在另一群读者看来就糟的很。有人写诗只是为了自己或朋友高兴,没必要对所有的读者负责——诗人与读者之间没有契约关系。
  最后,我写这些绝非是为了某个具体的诗人辩护。只是因为现在有些不太好的风气,张嘴就说谁谁是傻逼,说谁谁是牛逼,谁谁是平庸,谁谁又很有天才了——全是意气用事,讲不出任何理由和子丑寅卯来——这和小孩子当街骂街有什么区别。任何人都可以批评,都应该批评——但这种批评应该建立在有根有据的基础上,把道理讲清楚。不要象某些泼妇诗人或评论家一样,只是当街骂战,千篇一律。骂又骂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实在让人心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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