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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林木兄的要求：我说孙文波平庸的理由
海 顿
我在这里应林木兄的要求谈一下我为什么认为孙文波平庸。张曙光我就先不去说他吧，因为孙和张的诗虽然都平庸，但平庸得不太一样，而我不想一而再地谈平庸的诗人。我要多留点时间和心情去读好诗。
我看过李元胜和孙文波对“为什么非要这么写”的讨论，很有意思。那其实是一个没得到好的服务的诗歌消费者跟一个没能力为读者提供好的服务却还要强辞夺理的诗人之间的对话。李元胜那天碰到的情况，就像一个上饭馆的人，非但没尝到好菜，还吃到了苍蝇一样。他跟一个叫孙文波的厨师争了起来。李强调消费者的权益，要求饭馆尽可能提供色、香、味俱佳的，至少也应该是卫生的菜肴；而孙却胡扯什么到饭馆里找好吃的这种观念必须被打破，要从品尝美味回复到填饱肚子上来，不要一看见盘子里有个把苍蝇就不动筷子了，心理上便产生障碍什么的。孙文波还辩解说，李元胜会在这儿吃不到好菜又碰上盘里的苍蝇太合情合理了，因为孙认为现在饭店的好坏，可能就体现在它对人们确认的美味的逃离程度上，而李却不是个合格的顾客，不具备“无比广阔的知识”，不知道苍蝇也已经算一道菜了：“菲力浦·拉金和约翰·韦恩早就解决了怎么烹烧苍蝇的问题，怎么你看到我给你的菜里有苍蝇还大惊小怪的?”最后李元胜只能说：难道我吃到一只苍蝇后感叹一声真倒霉的感叹权也没有了吗?
作为一个诗歌读者，一个诗歌消费者，在这件事情上我的同情肯定在李元胜那边。如果就读者和诗人的关系来谈诗人为什么写诗，答案只有一个，为读者。诗歌的价值最后要由有正常鉴赏力的读者来定。而有正常鉴赏力的读者就像正常的到饭店尝美味的吃客，要吃得满意，要尝到家里的糟糠之妻做不出的好菜。语言是大家的，诗人的本事无非是能用普普通通的语言创造出不同于现实语言的“语言的艺术作品”。在现在还活着的诗人中，我喜欢读的是多多、柏桦、陈东东、吕德安、陆忆敏、韩东、张枣和宋琳的诗，因为他们写出了汉语的“艺术作品”，让人尝到了汉语的美味。我不太喜欢眼下浮在面上的那些诗人的诗作，尤其不喜欢读孙文波的诗，理由也很简单（而且对我自己来说是充足的），他们做的菜太难吃了。也许孙文波会说他开的饭店只提供家常菜，顾客们不应期待着在他那儿吃到龙肝凤脯，可是做家常菜也得有做家常菜的本事啊，总不能炒出来的青菜比我只会冲方便面的老婆炒得还差吧。而且，别的厨师用的原料跟你老孙用的也没太大差别，大家都在用汉语写诗。
林木说孙文波的诗关注与剖析“当下生活”。他的诗关注“当下生活”我同意，剖析则未必。孙文波自己也很得意自己的诗对“当下经验”的处理。“ ……在旅行中跌断锁骨。被小偷/窃去手机。我本有理由沮丧。但是不。/我照样高高兴兴。疼痛，有什么？/医生说吃药我说不吃。访友聊天，/聚众喝酒，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甚至，我还为自己制定了新计划：/重温浪漫主义：譬如雨天散步，/再譬如带着妻儿到‘农家乐’度周末。”这些句子的确是关于“当下”的。但这对诗歌读者来说是不够的，读者想读到的是诗，而不是“当下”（更不是“裆下”）。哪一个读者没有自己的当下生活和当下经验呢，需要听你以诗歌的名义拉家常吗?相比孙文波唠叨的那些当下，我每天经历的当下更为新鲜和切身。孙文波对李元胜说拉金和韦恩解决了“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他们真解决了吗?我怀疑。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孙文波有没有解决好“写什么”和“怎么写”，他以为他解决了或正在解决――正在帮别人解决，但实在的，他还没入门呢。
关注和处理当下，就像诗歌中的叙述，并不像有人以为且一再宣称的是什么新发明和新发现。每个诗人都有他的当下，每一首诗都是从当下开始的。可以说，所有的诗都是关于诗人的当下生活、当下经验的。跌断锁骨，被偷手机是当下经验和当下生活，回忆童年，想像爱情，梦见上帝就不是当下经验和当下生活吗?但孙文波选择了跌断锁骨，被偷手机的当下，相信不是因为他只有这种当下。孙文波对李元胜说：“一个诗人的成立，可能就体现在他对已成的诗歌秩序的逃离的程度了。”“选择了什么词，写好还是写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写作中完成对于整个写作来说是‘新’的东西的寻找。”照这种说法，对于诗歌，跌断锁骨，被偷手机的当下就要比赏玩月亮的当下更有意义一些，因为处理前者的诗相对处理后者的诗要离“已成的诗歌秩序”稍远一些，在前者中要比在后者中更容易找到对整个写作来说是“新”的东西。孙文波走的是他自己以为的一条新路，那似乎也是一条捷径。但写什么也许重要，其实又不太重要。在题材上，照孙的说法，《三吏三别》一定比《秋兴八首》伟大一些，但谁不知道《秋兴八首》才是杜甫诗艺的高峰?把跌断锁骨，被偷手机的当下写成诗固然困难和有新意，但要把游赤壁的当下写得超过苏东坡，那才是真正的困难和真的有新意。后来的诗人的成立，一定得有赖于他翻山的本领。以为可以“逃离”“己成的诗歌秩序”？以为可以在新当下里轻易捞到“新”意？没那么便宜的事情。何况孙文波其实还没有找到将他的当下变成诗的办法呢。
孙文波的许多诗，和那些“口水诗”其实没大的区别，孙文波对伊莎的态度，无非五十步笑百步罢了。不过，孙文波坐在马桶上时，摆出的却是一个思想者的造型。“口水诗”人脱光了就脱光了，无所谓，孙文波却脱光以后还遮遮掩掩的，那么讲究，那么有礼貌，那么像知识分子。他写了不少有关“诗学”和“批评”的文章和笔记，一篇篇发表出来，用一些听来、看来、借来和亏他想得出来的说法把自己平庸的诗作包装起来。那些说法——对李元胜的两次回答够典型的——化简后不过是说：如果谁没看见皇帝穿衣服，谁就是傻瓜。于是一些批评家，一些诗人（他的同行、朋友和晚辈）就聪明地不吱声了，更聪明的就大叫起好来，看出了门道的则紧紧跟上：批评家学他的说法，诗人们学他的写法。难保紧紧跟上的那些人没各怀鬼胎，要不有人一说他“平庸”，就马上会被近乎认定地猜疑道：“是否在拉帮结派”呢?的确，诗歌读者拉帮结派地认为孙文波平庸！——读者是那样的小孩，他说：皇帝光着身子在街上跑。他没穿衣服就是没穿衣服，要什么充足的理由去证明他没穿衣服呢?大家真的没看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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