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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写性
巫 昂
我在2000年之后的诗有一个比较坚定的主题,那就是写性,女性的性。在这些性里,没有太多的狂喜或忧伤,我喜欢一种不轻不重,但是有内力的调子,破坏是从我不再把爱情写到诗里开始的,我指的是爱情这个字眼儿,自从《那时在威尼斯》之后,在我印象中,我没有动用过爱情这两个字,虽然一直在写情歌、情诗、情事。因为我有一个农民似的发现,当没什么可写的时候,人们多数就会就写“爱情”,写爱情如何如何左右我们的神经、注意力、方向。但事实上,它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至少在我眼里,逐渐地,我更关心的不是这,而是物质生活和性的饥饱无定。
沈浩波有一回说,又要引用领导的话了,“女权主义在我这里不存在,因为我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同理,男人看女人的方式在我这里不存在,因为我无法那么看,我一向只能用女人的眼睛去看东西,它们给我的震撼和我的反应肯定也都是阴性的,每个女人的一生,都要被郁闷、慌张、恼怒和难以言表所困扰,但我决不是想当这个性别的代言人,因为,我已经遭遇了很多来自同性的攻击,我无法不仅仅代表自己发言。
我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这帮助了我的写作也常常把我关到黑暗里不能自拔,写作很私人,写完了就完了,本来就没需要注解或名词解释,包括你在诗里写了些什么,或者没写些什么,都没有必要回答,虽然我多事地写了这文,但也决非无聊。我今天看到了,自己实现了部分理想,我的作品不再人见人爱了,两年前,我的作品是人见人爱的,它们纤巧、精致、美丽、无关痛痒,或者说,很纯洁,很童贞。我不是在否定这些美好之物,现在的变化也仅仅是我自己的选择,但在有些读者眼里,就好象我选择了一个让人不安的职业那么紧张。我从未写过黄色小调,将来也不会写。
我很明白,怎么能让人相信你写了性,但是不是在玩弄性呢?
我没有写过具体的器官、动作、姿势之类的细节,因为多数成年人知道性交是怎么回事,无须普及这些常识,有更多的消费品可供选择,如果什么都没有的性都足以让人生气,那就是件比较好玩的事了。
我仍然坚持认为,如果选择了一个敏感的主题而不把为何敏感写出来,就是一个作者的失职,人们见惯了的东西再强调也只是重复。
为何敏感呢?是因为看不惯女作者写性,还是看不惯性本身?如果抛开作品后面的那个女人,好象就万事大吉了。世上还没有“畅销诗”,也没有谁愿意没事儿触怒众颜,因为有人当面开始问我:“你认为女人的名声重要吗?”重要,但没有什么比当一个假摸样的淑女更加痛苦的事了,那样起码得准备一百条手帕和一万声尖叫不可。
作为女人,我关心性交带来的那些副产品,幼年到少年,我在母亲的产房里混,生产的血、引产婴儿满地躺着、生过八胎以上的瘪了的小老女人,14岁的小姑娘怀着老师的孩子,这些记忆太深了,好象没有什么比那更加动物、更不人性。相比之下,我觉得性交不算什么触目惊心的事,性交不是性的全部。
我不仇视男性,这决定了我成不了一个女权主义者,我仅仅是用一个放在女人身体上的眼看很多平常事件,好发现点不同寻常的意思,如果需要我讴歌什么,那现在,我也只能讴歌变化或说无常给我的基础教育,让我在今天,此时此刻,无法痛下决心,改过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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