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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批评如何对诗歌说话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上的发言
周 瓒
最近一段时间，我经常上网浏览，也总爱去一些诗歌网站，其中最常光顾的是“诗生活”（www.poemlife.com）。这些网站有点类似于纸上印刷、民间流传的同人诗刊，也是由部分诗人创建，大家发动朋友到其中的论坛和留言版上“灌水”，并招引了一些更年轻的诗歌爱好者和写作者的参与。应该说，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当自由、真实、直接并能够使大家畅所欲言的交流空间。我在网上，也总能听到来自诗歌写作者、普通读者，真名或匿名的网客、网民对当代诗歌批评的不满的斥骂之声。我不想简单地漠视或蔑视这些斥骂，也不愿简单地否定这种“骂派批评”方式，因为它们确实算得上是来自民间的真实的声音——它们比我们在当文学史上一度时期（尤其是50-70年代）的文学杂志上常见的“读者来信”、“读者调查”中的言论方式可能更自由、更真切。但是同时，又因为我对自己的双重身份（或多重身份）的体认：我既是个当代诗歌的书写者，又是曾出身于学院的批评者，当然好像也还是一个当代诗歌（文学）的热切的“饕餮之徒”和口味挑剔的“食客”，我对这些斥骂之声便格外留意，格外敏感，也愿意以个人的方式加以理解和评价。但当我听到一些人斥骂从事当代诗歌的学者（主要指学院的批评家），称他们为“老傻瓜”的时候，我感到吃惊、愤怒、不平和滑稽。人总会变老，那些梦想着一代强似一代，历史不断进步的“急先锋”们，又该如何面对他们迅疾的“老之将至”呢？令我困惑的是，批评者有何根据对诗歌批评大放厥词？难道自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诗歌批评所作的大量工作，真的毫无价值可言吗？或者说，近二十年来形成的一些诗歌批评模式或批评话语都已然失效了吗？
稍稍回顾我对近二十年来的诗歌批评的认识，我理解到，这些不满之声多少是合理的。因为我承认这些不满某种意义上也传达了我个人的心声。我想从三个方面简要评述一下我所接触到的几种当代诗歌批评现象。我从80年代中期进入大学读书时，就接触到一些常见的概念，如新诗潮、朦胧诗、新生代、第三代诗、后新诗潮等等，诸如此类的概念直到九十年代还在一种内在相关性中替嬗与衍生着。一度时期，我必须借助这些概念来理解当代诗歌发展的整体面貌、诗坛的格局分布以及不同的潮流消长等等情况。但随着我对当代诗歌的更深入的了解（也包括我的个人趣味的形成），当然也因为当代诗歌发展本身的不断复杂，我感到用这些概念描述当代诗歌的流向，并对其加以批评研究，常常显得捉襟见肘，牵强附会。因为个别诗人的写作很可能超越于某个潮流运动之外，他们更有个性、更有独立性，如朦胧诗潮或新诗潮中时期的多多。诗歌思潮的批评往往擅长于概括现象，描述某种集体趋势，这种批评在某些历史时刻是必要的。但我发现，九十年代以来，这种批评方式成了一些批评者，包括一些诗人，预先为写作或批评设计的某种集体效应。也即，本来这种概括本身应该基于写作本身具有的丰富性及其已然成势的事实，但是现在，它却表现为一种扯起旗帜、自立山头的批评冲动。像最近我们熟知的几个概念“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后口语写作”，在我看来，基本属于匆忙上阵扯起的几面大旗，我本人并不信任它们。
大约三年前，我的老师洪子诚教授在指导我研究当代诗歌时，曾建议我阅读自80年代后期以来出版的一些当代诗歌理论批评方面的专著，并希望我能写出相关的读书报告。这些理论性比较强的专著侧重运用某一诗学理论，如意象理论、符号学理论、不完备的新批评理论等等，作为阐释诗歌文本的基本视角和方法，对当代诗歌进行所谓系统的“本体研究”。公平地说，这些专著推动了我们对于朦胧诗的阐释批评，也形成了一定的文本释读方法。但是，我读这些书总感到很沮丧，觉得它们为我提供的理解诗歌的方法，一方面无法帮助我区分诗歌的好坏，另一方面更败坏了我写作诗歌的兴致。这么说似乎过于严重。但确实，这些理论批评囿于框架的严密性，无法伸展和扩充我们从诗歌中体味到的强烈感性和智性。比如，从意象的角度谈诗，我们会发现批评者由“意象”这个概念衍生出一整套语码所构成的理论体系，并试图将诗中的复杂形象构成，纳入其理论原则中。这样，一首诗与现实、时代、历史、个人的关联方式，诗人在诗歌写作中的即兴意图和诸多随意性的表达而产生的特别效果，就很可能被这种自圆其说的理论阐释所遮蔽。由于对这些专著的阅读感受不大愉快，我也没能写出我的读书报告，幸亏洪老师宽宏大量，并未追究我的责任。
九十年代以来诗歌界的一个重要批评现象是“诗人批评现象”。像我们熟知的诗人臧棣、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陈东东、耿占春、西渡、于坚、韩东等等，都曾在写作之余从事诗歌批评工作。九十年代新诗人中，胡续冬、姜涛等也写出过不错的批评文章。按我个人的理解，一部分诗人从事批评，可能是基于对学院诗歌研究的失望，也是基于对九十年代公众漠视和冷落诗歌的不满。诗人们是在为诗歌的生存与写作的合法性进行着辩护。我个人对诗歌的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这些批评文字。但是，这种本可以使当代诗歌研究迈向纵深的批评现象，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诸多滑稽而有趣的问题。可以说，近两年来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中的一些批评文字，就因其在偏滑出诗歌的“内部研究”问题，而导向诗歌“外部研究”诸多问题的凸显（此处的“内部”、“外部”概念与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的归纳相关）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滑稽现象。论争发生在诗歌界的内部，源于部分诗人对另一部分诗人的不满，而受到挑战的一方（即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一方）的代表诗人刚好是一些在九十年代致力于诗歌批评的重要诗人。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基本同意谢冕教授在一次“批评家周末”讨论中指出的：这次论争并不完全是写作立场之争，而更多的可能是写作观念之争。不过，我并不认同另一部分批评家进而试图调和论争两派观念的研究方式。在仔细考察了论争过程中及论争后的一些诗坛效应时，我发现，受制于诗歌以外的利益的困扰，诗歌界内部发动的批评活动有时也很草率、盲目和不可信。比如新近提出的“后口语写作”和“下半身写作”的观念根基相当单薄、脆弱。我不认为它们毫无价值，而是感到它们凭籍的立场观念既不新颖也不先锋。它们是一种单一观念的平面性的自我放大，而非来自写作内部不断丰富和完整的经验的自我建设。
以上简要回顾帮我找到了一种立场，如果今后我还要从事当代诗歌批评，我个人更愿意确立以下三点认识：一是做具体的诗人研究；二是立足于现代汉语语言的探索意识来理解和批评当代诗歌的内在走向和阅读具体的诗歌文本。归根结底，诗歌是一门独具语言魅力的艺术，从写作角度看，一个汉语诗人所作的工作就是对现代汉语最大限度的实验工作。西默斯·希尼曾说过：意志无法取代诗歌。他还要求诗人“放弃信仰，朝着好作品拼命努力”。我这样理解希尼的观点：一切道德承诺、社会激情、现实批判、审美理想都必须立足于诗歌本身，立足于好作品本身。因此我觉得批评工作的限度之一，是不断反思批评者自己对于诗歌的感受力，对于语言的感受力。第三点，批评应回到对现代诗歌写作的动力机制和释读方式相结合的探索意识中来。这与第二点相关。诗歌写作的动力机制实际上已为部分当代诗人所揭示，这些诗人有臧棣、王家新、欧阳江河、陈东东、翟永明等。如翟永明在1997年发表的一篇短文中，提到诗人在写作过程中，“词语”所起到的唤起写作激情、伸展写作向度和完成写作形式的种种作用。写作动力机制联系着诗人的想象方式、声音高度、语调控制、结构能力、阅读效果等等。加斯东·巴什拉就认为诗人都是“词语的梦想者”，而诺斯雷普·弗莱则从“词语的联想节奏”来分析内在情绪复杂多变而内容丰富多样的抒情诗。这些看似从本体论、语言形式出发的批评视角，在联系到具体的作品分析时丝毫也不削弱我们从对于诗歌的感性理解和美的把握中，获取诗歌对现实、历史、文化的切入和关怀意识。这种批评原则的确立基于诗歌创造活动的动力机制的探寻，而非脱离这一出发点，仅满足于自足的理论体系的构造。
以上几点感受当然只有到批评实践活动中去展开和验证才有说服力。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讲，我个人认同于诗歌艺术是一门虚构艺术的事实。实际上，已有相当一部分优秀的当代诗人体认到如下现实：我们现在所作的工作非常类似于胡适之当年的“尝试”，我们现在的探索并不绝对完美，也许若干年后，许多现在所写的诗作也可能是些文字垃圾。但写作意志召唤着我们的我们的创造激情，迫使我们释放语言的内部节奏击打我们内心时所产生的紧张感。我们几乎是身不由己地在写作着那种被称为诗歌的东西。这听起来很悲壮，也有种宿命感。但是我想到的是，这种写作意识不应为当代诗歌批评所耻笑或轻蔑，相反，它们正对我们的批评家构成一种考验和挑战。
2000/11/8 晨4:30-7:30 于广东肇庆波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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