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以亮 ◎ 诗就是诗 | 诗观点文库 | 诗生活网

 

 
诗就是诗 (阅730次)

李以亮

 
诗是什么?希姆博尔斯卡可能会说:我不知道……因为她相信“如今诗人都是怀疑论者,甚至首先是——怀疑对他们自己。”至于我,如果要回答,我只能说,诗就是诗——当然,这更像是一句同义反复的废话。但是它也许最能代表我现在的观点了。抽象地,或者一般地谈论诗歌,已经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对于具体的诗作,我也许会有自己固执的判断,我也乐于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是,对于历史以及各种媒介上浩如烟海的诗作,我们实在很难得出一个整体而符合实际的概括。诗是自由的,而自由当然不意味着“怎么都可以”,但是,至少意味着无穷的可能性。“诗就是诗”——我的意思是,诗,不适合再给它加上什么修饰语或者限定词。说“诗就是诗”,首先是为了让诗回到诗。
 
时至今日,我还是认为:做人先于做诗人。我这样说,毫无自我标榜的意思,更不是想做任何意义上的道德说教、将诗歌写作或批评引向一种泛道德化的倾向。我觉得,认为“做人先于做诗人”,这其实更是一个属于“专业性质”的觉悟。换句话,有什么样的人,必然有什么样的诗。在我看来这是毫无疑义的。
 
所谓“器识为先,文艺其从”——作为诗人,如果不懂这一点,我甚至会认为终究会是一个半吊子,或者,一个境界非常可怜、非常低的人。比如,米沃什就只可能写出米沃什那样的诗,布考斯基也只可能写出布考斯基那样的诗。他们的人在先,诗在后。米沃什一生都想要做一个“大于诗人的人”,他做到了,所以他的诗,肯定大于一般生命体验和文化意义上的诗。布考斯基永远离不开酒和女人,他就只能基于他个人那些生命体验,写出那样一些酒精浓度和色情意味都比较高的诗。 
 
我们常常面对的一个问题便是“何为好诗?”——我倒认为不如退一步,先不论好坏,先看真伪,因为只有面对真诗,才谈得上好坏;对于一首伪诗,争论其好到什么程度、差到什么程度都是无意义的。对于虚假的诗歌,我的反感,首先是一种生理上的反感、拒斥。比如,对于那些让人觉得既不真亦不美的东西,一个正常人不可能那么写的“感觉”“体验”“认识”,写出来则不过是对文字的一种亵渎;联想到它们还可能浪费纸张、浪费他人阅读的时间,怎么可能让人忍受?
 
同样,我也一直认为,每个人的气质是与生俱来的;在写作中,每个人却又都在寻找与其气质相匹配的语言、声音。优秀的诗人一定是那些气质强烈、鲜明而又独特的人。他们对于世界和语言的敏感度,一定有着超过凡人的地方。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诗人,这只是一个安慰人、麻醉人的政治正确的废话,既与事实不符,也无益于诗人的养成。做不做诗人,是一回事;做不做得成诗人,是另外一件事。混淆其中的界限,并无益处。
 
为了突出自己的气质,不少人陷入了他们自设的误区。我发现,诗歌圈的一个毒瘤就是:以乖戾为个性,以肉麻为有趣,以肤浅为创新。这一误区的本质,借用哲学家雅思贝尔斯的话说,其实是误解了“个性”与“个人性”,将“个人性”当成“个性”。“个人性”是每个人都自然具有的,而“个性”却需要价值的灌注、文化的淬炼,某些自以为可以自动获得的“个性”其实是一个自欺的神话。诗人奥登对此一类现象的批评是:“有一类人,他们沉溺于渴望别人只爱他一人,于是不断以一些令人厌烦的举动考验周围的人;他的言语与行为必须受人赞美,并非因为他的言语与行为本质上值得赞美,而是因为这就是他的言谈、他的举止。”
 
突出自己的气质,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只在于如何突出。多年阅读的经验让我很早就注意到了一种写作倾向——一种“抖狠式”的语言方式。这个“狠”,一味试图证明诗歌主体是如何“厉害”如何“酷”,这就涉及到此一“风格”究竟有效无效、成立不成立的问题。“抖狠式”的方式,尤其体现在一些年轻诗作者身上。但是,我认为,狠并没有深度,狠,更多的只不过说明无情而已。温柔才有深度;有深度的是温柔。
 
同时我认为,在风格方面,“尖锐的锋芒”与“阴毒的刻薄”也不是一回事,显然没有人会喜欢后者。其实,“尖锐”可以是痛苦的、悲哀的、悲天悯人的,首先是指向自己的,也就是说,尖锐懂得自嘲、自贬、幽默,但“刻薄”不会,刻薄打不准,而且往往以伤及无辜为乐。所以,我并不一般地反对“酷”、“硬汉做派”,我只是关心那个“硬”是否成立,以及成立的条件。这个问题,还可换一个大点的角度来谈,那就是诗人的“冒犯精神”。任何创造者都是需要一点冒犯精神的,而传承者(集大成者)则更需要敬畏。二者在气质上颇为不同,如果以长远的眼光来看,我认为它们并无高下。
 
所以突出个人的气质,肯定是毫无问题的;问题仅在于如何突出,“方向”要对——是要爱,还是要恨?做一个憎恨派的确比较讨厌。我常常想起一个电影导演的话。他说:令我们心旌摇荡、感动异常的,往往并不是那些残酷、悲惨、痛苦的东西,而是人性里呈现出的那些美好的东西。
 
放眼望去,很有一些人,他们似乎想表示,自己怎么写就怎么有,所以极不讲究,忽视诗歌“技”的方面。拙胜巧,这是没有疑义的,但说的是大拙胜小巧。不讲究也是可以的,得先有那个功力,点石成金的才能。比如米沃什,他一个明显的长处,就是有能力将那些完全非诗的东西转化成诗。这是多年磨砺到达的化境。技进乎道,做起来难,没有说说那么容易。
 
我欣赏的诗,在真与美之间最好能够保持一个微妙的平衡,在虚和实之间能够保持适当的度。写发生的事曰史,写可能的事曰诗。由史入诗,需要的是飞起来的想象力。唯史则实,唯诗则虚。治虚病的办法是落实,治泥实的病却不是靠虚,而是靠具有想象力的“飞”。
 
当下诗的问题,在不同的人的身上,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症状,归根结底还是太虚和太实两种病。窃以为,治泥实的病,比治虚弱的病容易,虚是体格问题、是胚子问题,实顶多是技术问题、是穿衣问题。
 
诗歌的“技艺”问题,其实主要就是一个诗歌语言的问题。
 
我欣赏的诗歌语言,一定是“适度的陌生化”,太过熟悉、平易,就失去了新奇,不能带来惊奇和审美的愉悦,甚至会流于陈腐;而太过陌生、生僻、奇险,则有可能人为地制造“隔”、“隔膜”,因词害意,成为不能被人理解的“私语言”。(我高度认同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私语言是不存在的。)我们通常所说的诗歌语言的敏感性,首先就体现在对这个度的把握上,如何把握好“熟”和“生”的关系,也就是平易与陌生之间的度,往往是一个诗人终身需要警醒的问题。
 
现代诗的残酷在于无迹可寻、无程式动作,这让那些冒充才子、做倚马可待状的人,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当众出丑。
 
至于现代诗“写什么”和“怎么写”的两分,可能只有理论上的言说意义,对立、分割它们的意图其实毫无意义,常言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至于在诗里“说”还是“不说”,也不是绝对的。换句话,是追求雄辩风格,还是放弃雄辩,也永远不是真地可以择其一端的。只要“说”不要“不说”,或者反过来,那都是不可能的。差别只在于侧重点不同,风格追求的不同而已。
 
不过,在“写什么”的问题上,现代主义和古典主义显然区别很大,后者懂得排斥和拒绝,而现代主义主张自由。而以自由为名,现代主义有时却的确走得太远了。比如,个人化和私人化,二者显然不同,就如在家里内衣外穿和在公共场合内衣外穿一样,显然不是一回事。现代主义有时的确是百无禁忌,结果是不时也滥用了自由。
现代主义者提出了一个“纯诗”的观念。纯诗的提出,可能是诗歌观念上的一个形而上学大发现,也必然只能是在法国这样文明和文化走到极致的地方被提出来。但是,依循“纯诗”的道路一味走下去,诗歌肯定枯竭。水至清无鱼,就是这个道理。米沃什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当然他的历史也不可能允许他走“纯诗”的道路。但是,“纯诗”概念的美学影响,不会轻易消失和磨灭,对于米沃什也是一样。“纯诗”概念体现的是诗人对诗的恒久价值的重视和追求,而轻视新闻主义的诗歌写作。说到底,我认为这仍然是一个真与美之间一个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的大问题。
 
而在当下的诗歌写作中,我感到有一个作者群颇为广泛的准自然主义的、新闻主义的倾向。这是一种重视“真的原则”远胜过了“美的原则”的倾向。这种倾向有现实政治的原因,有诗歌风尚的原因,有风水轮流转的规律性运作成分,其实也不必太过操心,它也很可能“不治而愈”。
 
难以治愈的,也许更是另外一种粗鄙化、肤浅化的倾向。它们以快餐化的、小聪明的、小机灵的分行文字吸引眼球。放眼望去,这种东西还真是不少。如果你的智力足够成熟,那些小儿科的机智、三段论式的抖包袱,必然无法满足你的阅读期待。如果你的心力成熟到足以讨论人世、讨论普遍存在的各种悲喜交集的感受,那么你就会无法忍受那些线性的叙事、肤浅的抒情、那些自以为得计的狡黠文字和修辞小游戏。谁都知道,我们已经有过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又经过了各种各样的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和诗歌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无数创造发明,再不济一个人至少也有了一、两个参照系,是不可能直接无视的。有人将这种东西的出现,完全归于网络的原因,我看也未必准确,我的理由是任何“工具”或工具性的东西,都不必、也不能为人的行为负责。
 
为了对付这个粗鄙化、肤浅化的倾向,有人提出了“写作难度”“难度写作”的主张。这当然是必要的。不过我认为,难度首先是一种内在经验,而不是表现于外在。外观所见的难度,大多是一种炫耀;对作品而言是附加物,而有时,这种附加物竟成为作品的全部,这的确是一个误会。那些习惯依赖附加难度的人,他们最后往往落入自己的圈套,他们的目标反而变得降格以求。
 
必须说,也有一些写作中人,他们对难度的理解,的确被人造的难度幻觉耽误得太厉害,简直都没法纠正——如果不是被他们强大的误解系统所“纠正”。他们不是深入浅出,而是妄图“浅入深出”,这怎么可能呢?
 
一个人是在说话、还是唱歌,是在走路、还是跳舞,这往往不难区分,但是,为什么到了需要判断——一个人是在写诗、还是写的是分行的散文、甚至只不过无聊的废话——到了这里,人们就开始“目盲”了呢?由此,我想到了诗歌判断、诗歌批评的问题。
 
危害或者说影响人们做出判断的东西,首先来自诗歌的外部。我知道有一种“俱乐部式”诗人等级制的存在,它毒化空气,造成一种特别庸俗的、势利的行业风气,它试图通过拉帮结派,以现实世俗中的高低贵贱或利益因子作为诗歌判断的先决条件。显然,“俱乐部式”诗人等级制的存在,一开始就是对美学等级制的羞辱,它仿佛在告诫我们,世俗的成功学威力无比,它无所不能,而诗歌美学的胜利,无需要想象力、也不取决于创造力的高低,只是凭借金钱权力地位以及赢者通吃的铁律,有时甚至降低到依靠一个诗人做人的好脾气、那些八面讨好的本事。良好的诗歌批评的长期缺席,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作为一个批评家,他需要高度的判断力、优良的品味;当然,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宽容。但是,不客气地说,在目前,我们很难读到这样的批评家。品味不要指望,判断力不要指望,唯一可以指望的,大约是他们的宽容心,但是,宽容到无边的宽容心,也就成了无效的宽容。其实,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出于面子上的考虑,大家也知道,也就是一些所谓的潜规则。总是在那里看风向、测人气、计算交换价值,如此这般,百分之百是不可能做出像样的批评来的。
 
但是,说到底,诗不欺人。诗是明摆着的。虽然谁都可能被埋没,却不大可能被普遍误解。虽然谁都可能风光一阵子,但是,稗子永远是稗子,大路货永远是大路货。
 
我相信,评判一部作品时,不把审美判断之外的任何因素置于审美判断之上,这大概是难的,但是,也绝不是不可能的。想一想,我们面对大自然的作品时,就能轻而易举地做到,因为我们从不试图贿赂大自然。
 
我看重的诗歌批评,首先是一种尊重,其次是一种热情的参与。如果学者的求真精神是学术的最高道德,一个诗歌批评者对于审美品级的追求,就是最高道德。
 
                              (文库编辑:L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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