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首页 |诗通社 | 论坛 | 诗人专栏 | 评论专栏 | 翻译专栏 | 诗歌专题 | 诗观点文库 | 当代诗库 | 诗人扫描 | 诗歌书店 | 诗生活博客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诗歌的关键词 (阅2064次)

李云雷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当代中国诗歌有着重要的影响,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其立场、观点与方法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活的哲学”,这种哲学让人眼光向下、向前,在底层与草根的生活中发现诗意,从未来召唤改变现存世界的巨大激情,这些特质与诗歌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
 
 
自我意识
  如何处理诗歌与“自我”的关系,或者说在诗歌中如何呈现“自我”,是一个诗人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而对于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诗人来说,在其“自我意识”的构成中,必然会生成一种身份意识、群体意识或者说阶级意识。诗人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归属于什么群体,这种群体意识并不外在于自我意识,而是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才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现代中国的“自我意识”之诞生,与对新的共同体的认同有极大的关系。在“五四”之前,传统中国人的“自我”深刻镶嵌在血缘、亲缘、地方的认知框架中。一个人自报家门,总是会说其祖上是谁,家在何处。“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这是屈原在《离骚》中的自述,也是典型的传统中国人对“自我”的认知;“吾乃常山赵子龙也”是《三国演义》中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在赵云或当时人们的认知框架中,“常山”与“赵子龙”是密不可分、融为一体的。
  但是,在进入现代之后,对家族、地方的认同在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中不再占据主要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抽象、更现代的认知方式,那就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与对阶级意识的认同。这是一种“人”的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意识更新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波澜壮阔而又充满痛苦的。“我是我自己的”,《伤逝》中子君的一句话,喊出了启蒙时代青年的心声,但是启蒙之后的青年很快陷入了迷茫与彷徨之中。在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旧中国,很多有为青年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底层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走入民间,走入群众,通过组织、动员,掀起中国革命,再造了一个新中国。新中国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的融合,是“中华”与“人民”的有机体。在马克思、列宁等理论家的视野中,“阶级意识”是革命的必要条件,“阶级意识”即人对自我阶级处境的认知。只有具备了“阶级意识”,底层民众才能够“觉醒”,才有联合起来改变现实的动力与可能。但阶级意识并不是天生的,在群众的头脑中,落后的思想往往占据主流,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下,群众才能由“自在的”转变为“自觉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赵树理、柳青等人的小说中,“算账”成为了小说的重要情节,只有通过“算账”,群众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处境。
  进入新时期之后,出于对文革时期“自我”革命想象泡沫化、空洞化的反拨,在思想解放运动与新启蒙运动中,走在前沿的新潮诗歌勇敢地以“自我”为号召,发出了时代的声音。但是上世纪80年代大写的“自我”,在进入90年之后,却逐渐演变成了小写的“自我”——日常生活、私人生活中的“自我”。在这种小写的“自我”的视野中,自我的日常感受成为唯一值得书写的东西,“自我”便成为非历史化的飘荡在虚无中的主体,而失去了对世界与自我的整体认识与把握。同时从80年代开始,中国新诗形成了一种精英化、西方化、现代主义式的审美标准。这一“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拓展了现代汉语的表现能力,扩展了当代中国的思想空间与美学空间;但其不足在于,以个人英雄主义的姿态切断了诗人与民众的有机联系,以简单的外在化的标准规范着中国人的生活、情感及其诗歌表达。只是在新世纪之初兴起的“底层诗歌”“草根诗歌”“打工诗歌”中,我们才再次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经验及其切肤之痛。近年来,郑小琼、许立志、余秀华等人的诗歌,一再刺激着社会敏感的神经。他们通过对个人生活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的复杂面向,也看到了诗歌的新的可能性。他们诗歌中的“自我”,既是个人经验的表达,也是一个群体或阶层集体经验的表达。
  新时代文学在发展中,应该在对新时期文学的继承与反思中形成新的历史主体,形成新的“自我意识”。这种新的“自我意识”应该跳出日常生活“小我”的拘束,重新在自我与他者、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之间建构起一个更加开阔也更加丰富的“自我”。尤其重要的是,要在“自我意识”中重建一种新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也即一种新的集体意识。只有真正认清自己属于哪个群体或阶层,才可以更清晰地认识世界的结构与真实面目,也才可以更准确地表达出对世界的看法与感受。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历程可以为新时代诗歌提供丰富的启迪,只有从这样的视角去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倾向”才不是外在于诗歌创作的理论命题,而是诗歌自我变革的内在动力与需求;而只有将个人的创作与命运与最广阔的“人民”联系在一起,想他们之所想,唱他们之所唱,一个诗人才可能真正获得新时代的荣耀。
 
 
世界观
  “世界观”似乎成了一个落后的为人嘲笑的词汇,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人们嘲笑的并非“世界观”,而是一种世界观的落后与僵化。世界观即关于世界的整体性、系统性的思考与看法。所有的人都有世界观,有的人崇拜金钱,有的人迷恋权力,有的人重视名誉,这都是世界观,只不过有的人的世界观是不完整的,有的人的世界观是不自觉的,有的人的世界观是随大流的,有的人的世界观是世俗的乃至庸俗的。真正具有整体性、系统性世界观的人很少,这些都是有思想、有超越性的人。马克思主义有一套整体性、系统性的世界观,是在与其他各种思想、学说的辩论中脱颖而出的,也经历过19、20世纪人类历史复杂曲折的实践考验,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各种自由主义的争辩,是19、20世纪思想的主流。马克思主义注重平等、注重穷人、注重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在实践中愈来愈焕发出活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让世界既看到了中国的活力,也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
  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前进的,在文学中也是如此。中国文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从对旧社会的批判到对新社会的想象、建构,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与文学作品,在理论与实践上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旧社会是有力、有效的,但是能否形成一种具有建构性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的提出,既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相关,也与世界性的文艺潮流转变相关。就后者而言,在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潮之后,20世纪初西方兴起了现代主义,将批判与探索的对象从外在的社会转向了内在的孤独无力的“自我”;苏联则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尝试将批判现实主义转变为具有建构性的现实主义,让崇高的理想落实在现实的大地上。可以说,这两种方向的探索都是对人类困境的认知与突围。但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其强制、僵化的思维与管理方式遭遇了失败,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文艺实践也经历了与苏联类似的过程,“建构性的现实主义”并没有在实践中获得足够的说服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因其矫饰夸张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新时期之后,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潮以其新颖别致冲击着中国文艺界,这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种反拨,但在当时人们并不会思考,将人异化为甲虫的社会是不是真正值得向往?1990年代初,“苏东剧变”更加剧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悲观,“历史终结论”流行一时。但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却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新路,20多年的实践让世界充分看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成功。
  诗歌是否能够表达世界观,或者诗歌是否需要表达世界观?这在以前是不需要讨论的,而在新时期之后却成了一个问题。新时期之后,诗人们更强调诗歌的灵感、形式与技巧,强调诗歌的感觉与想象力,强调诗歌对瞬间情绪的捕捉与呈现,但却忽略了诗歌在思想上的探索,忽略了诗歌对世界的深度思考与表达。事实上,但凡大诗人无不拥有自己的世界观,有自己独特的感知与表达世界的方式。从李白、杜甫,到艾略特、庞德,再到马雅可夫斯基、聂鲁达,这些古今中外的大诗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在新时代,我们应该超越新时期文学的美学规范,以诗歌的方式进行美学探索与思想探索,努力探索新时代诗歌与人民的结合之路,让诗歌真正成为代表一个时代思想深度的文本。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诗歌中的世界观与哲学中的世界观是不同的,诗歌有其独特之处,不是通过理性的辨析与逻辑的推理而达到的,而是通过感性与直觉的方式达到的,我们必须遵从诗歌的内在规律,才能创作出更加丰富、更加新颖、更具有艺术性的诗篇。
 
 
未来
  马克思主义是可以预见未来的,它通过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让我们从当前的现实境遇出发,眺望到人类未来发展的远景。诗歌是最为敏感的,它以直觉和感性的方式,从时代的脉动中敏锐地意识到世界的变化,并以美学的触角触摸到未来。当今是一个未来已来的时代,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面临着诸多新经验、新现象、新问题,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是世人都在关注的。
  在过去一百年的历程中,中国新诗深刻介入了现代中国人的历史与现实,在巨大社会变革中描绘了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塑造了中国人新的审美感觉,凝聚了中国人的精神。我们可以说,中国新诗和中华民族一起走过了20世纪最为艰难险阻的道路,并在其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和中国人的现代化是同步的;而在精神和艺术层面,中国新诗在引领着中国人的现代步伐,刻画着现代中国人的灵魂。
  中国新诗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在民族危机最为严重时刻的自我批判、自我反思与转型。在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的倡导中,中国新诗始终走在时代的最前沿。“五四”时代,在启蒙主义思想大潮中,中国新诗挣脱了传统文化与诗词格律的束缚,以一种崭新的面貌抒写着时代精神,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巨大活力和生命力。在抗战时期,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中国新诗是民族解放的火把与号角,中国诗人和中国民众一起经历了民族的苦难和艰辛的奋斗,并从中迸发出民族觉醒的巨大吼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中国新诗开始更自觉地探索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道路,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巨大的热情描绘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抒发对民族独立的赞美,呼唤理想的未来社会。在新时期,中国新诗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以先锋的姿态抒写着时代的心声,为当代中国人打开了新的思想与审美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华民族面临重大转折的关口,中国新诗总是以其敏锐的心灵与触觉,走在时代的最前沿,呼喊出一个时代的最强音。我们可以说,中国新诗的历史就是现代中国人的生命史、心灵史与精神史。
  在美学上,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一直生存在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诗歌两大传统的阴影之下,尚未形成自足的或稳定的美学传统。在当代中国,什么是好诗?仍然是一个并不确定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用中国古典诗歌的标准来评价中国新诗,也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现代诗歌的审美规范来评判。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有其独特性,但也有与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的共通性,我们需要辩证地分析与把握。中国新诗的独特性在于,它是在传统中国及其文化崩溃过程中产生的,伴随、参与着现代中国及其文化的诞生,并在其中有着先锋性的作用;而其共通性则在于,它同样是人类经验情感的美学呈现与结晶。
  中国新诗的未来,正在于对中国与世界未来变化的敏感,并准确把握中国人生活经验、思维方式、情感结构的微妙变化,在历史的巨大转折中再次走在时代前沿,不断开拓当代中国人的美学与思想空间,为未来留下当代中国人的情感与精神的结晶。   
 
境界
  在新时代,伴随着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增强,中国新诗的精神与形态必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新诗本身就是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新诗切断了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某种联系,积极汲取西方现代诗歌的营养,创造了中国诗歌浴火重生的奇迹。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新诗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中国新诗在一百年的时间中,其发展过程充满了种种“断裂”,以及内部不同派别的激烈争论,其美学标准与评价体系也在剧烈的变动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不过,这种不确定性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诗歌的审美规范是明确的、稳定的,什么是诗歌,什么是好诗,都有一整套内在的标准。而中国新诗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在于它与现代中国及其变化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也在于它正在创造出一种“新的美学”。这不是一种圆熟的美,也不是一种标准的美,而是一种全新的美,一种当代中国的美。而要创造这样的新的美学,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当代中国人丰富复杂的生命体验生成为新的诗歌,以及这样的诗歌如何在与大众的互动中凝聚起时代精神。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新诗既要借鉴现代西方诗歌的经验,也要继承传统中国文化的文脉,而更重要的是从当代中国人鲜活的生命经验中汲取力量与美感,并以巨大的创造性赋予其新的诗意和新的审美感觉。而在这方面,中国新诗需要摒弃精英化、西方化和现代主义式的简单标准,在新的语境中继续探索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道路,并在与大众的结合中寻找中国经验新的美学表达方式。
  现在不少诗人开始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寻找写作的思想与美学资源,这可以说是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当代诗人接续中国传统文脉的努力。但是另一方面,经过一百多年现代性的洗礼之后,中国人的生活与内心世界,较之于古典时代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就能解决问题。我们应该在正视现代性的基础上重建一种新的诗歌审美标准,这种审美标准不只是中国新诗的内部标准,而要将中国古典诗歌的评价体系容纳进来;这种标准也不只是中国诗歌的内部标准,也要将西方现代诗歌的审美规范容纳进来。只有这样的审美标准建立起来,中国新诗才能具有更加宽广的视野,以及更高的审美“境界”。
  新时代赋予诗歌以使命。我们正走在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上,我们正在创造新的历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正在创造一个日新月异的中国,也正在引领一个新时代,这是一种全新的“境界”,是近代以来饱经苦难屈辱的中国人的梦想。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回望历史,展望未来,不禁让人百感交集。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中国人的价值观,需要以诗歌的方式讲述中国人的生活、情感与心灵世界,讲述中国人艰难曲折的历史、纷繁复杂的现在与前程似锦的未来。但是要完成这一时代任务,也对我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审美感觉等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近代以来,除了极少数历史时期,我们已经习惯了讲述失败的经验,习惯了以落后者、追赶者自居。要对近代以来构成了我们思维、美学无意识的庞大知识体系进行反思、清理,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但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在自己的时代迎来了这一巨大的历史转折,可以在一个新时代讲述新的中国故事。
  置身于这个时代的中国诗人,应该在时代的转折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充分展现中国人走向新时代的痛苦、欢欣与内心波动,把历史实践的新境界熔铸为诗歌创作的新“境界”,凝聚当代中国人的情感,创造新的中国精神与新的诗歌美学。
 
  来源:《诗刊》2018年5月号上半月刊 编辑:zwf

更多诗歌资讯,请关注诗生活网  www.poemlife.com

 

联系诗生活 | www.poemlife.com

[返回文库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