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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温暖的旅程 (阅5875次)

铁凝

有一个冬天,在京西宾馆开会,好像是吃过饭出了餐厅,一位个子不高、身着灰色棉衣的老人向我们走来。
 
旁边有人告诉我,这便是汪曾祺老人。 当时我没有迎上去打招呼的想法。越是自己敬佩的作家,似乎就越不愿意突兀地认识。
 
但这位灰衣老人却招呼了我。他走到我的跟前,笑着,慢悠悠地说:“铁凝,你的脑门上怎么一点儿头发也不留呀?”他打量着我的脑门,仿佛我是他久已认识的一个孩子。
 
这样的问话令我感到刚才我那顾忌的多余。我还发现汪曾祺的目光温和而又剔透,正如同他对于人类和生活的一些看法。
 
不久以后,我有机会去了一趟位于坝上草原的河北沽源县。去那里本是参加当地的一个文学活动,但是鼓动着我对沽源发生兴趣的却是汪曾祺的一段经历。
 
他曾经被下放到这个县劳动过,在一个马铃薯研究站。
 
他在这个研究马铃薯的机构,除却日复一日的劳动,还施展着另一种不为人知的天才:描述各式各样的马铃薯图谱——画土豆。
 
汪曾祺从未在什么文字里对那儿的生活有过大声疾呼的控诉,他只是自嘲的描写过,他如何从对于圆头圆脑的马铃薯无从下笔,竟然到达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
 
他描绘着它们,又吃着它们,他还在文中自豪地告诉我们,全中国像他那样,吃过这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人,怕是不多见呢。
 
我去沽源县是个夏天,走在虽然凉快,但略显光秃的县城街道上,我想象着当冬日来临,塞外蛮横的风雪是如何肆虐这里的居民,而汪曾祺又是怎样捱过他的时光。
 
我甚至向当地文学青年打听了有没有一个叫马铃薯研究站的地方,他们茫然地摇着头。
 
马铃薯和文学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呀。我却仍然体味着:一个连马铃薯都不忍心敷衍的作家,对生活该有耐心和爱。
 
一九八九年春天,我的小说《玫瑰门》讨论会在京召开,汪曾祺是被邀请的老作家之一。
 
会上谌容告诉我,上午八点半开会,汪曾祺六点钟就起床收拾整齐,等待作协的车来接了。
 
在这个会上他对《玫瑰门》谈了许多真实而细致的意见,没有应付,也不是无端的说好。
 
在这里,我不能用感激两个字来回报这些意见,我只是不断地想起一位著名艺术家的一本回忆录。
 
这位艺术家在回忆录里写到当老之将至时,他害怕变成两种老人,一种是俨然以师长面目出现,动不动就以教训青年为乐事的老人;另一种是唯恐被旁人称“老”,便没有名堂地奉迎青年,以证实自己青春常在的老人。
 
汪曾祺不是上述两种老人,也不是其他什么人,他就是他自己,一个从容地“东张西望”着,走在自己的路上的可爱的老头。
 
这个老头,安然迎送着每一段或寂寥、或热闹的时光,用自己诚实而温暖的文字,用那些平凡而充满灵性的故事,抚慰着常常是焦躁不安的世界。
 
我常想,汪曾祺在沽源创造出的“热闹”日子,是为了排遣孤独,还是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感使他觉得世界更需要人去抚慰呢?
 
前不久读到他为一个年轻人的小说集所作的序,序中他借着评价那年轻人的小说道出了一句“人是孤儿”。
 
我相信他是多么不乐意人是孤儿啊。
 
他在另一篇散文中记述了他在沽源的另一件事:
 
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蘑菇,他把它带回宿舍,精心晾干(可能他还有一种独到的晾制方法)收藏起来。待到年节回京与家人做短暂的团聚时,他将这朵蘑菇背回了北京,并亲手为家人烹制了一份鲜美无比的汤,那汤给全家带来了意外的欢乐。
 
于是我又常想,一个囊中背着一朵蘑菇的老人,收藏起一切的孤独,从塞外寒冷的黄风中快乐地朝着自己的家走着,难道仅仅为了叫家人盛赞他的蘑菇汤?
 
这使我不断地相信,这世界上一些孤独而优秀的灵魂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们将温馨与欢乐不求回报地赠予了世人吧?
 
用文学,或者用蘑菇。
 
                           (文库编辑:李以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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