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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唤醒的是诗的沉默——2017年中国诗坛观察 (阅3331次)

谭克修

 
 
  朋友邀我谈2017年中国诗坛的总体印象。据说这一年很重要,逢新诗的百年大寿。除了诗家们都在寻找祝寿词之外,这一年真有什么特别的吗?从现象上来看,2017年的诗歌舞台,延续了这几年一年比一年热闹的势头。各级别的诗歌学会团体等,应该开始总结一年的诗歌大事记了。不用看,都是一些诗歌活动记录,且多是一些利益相关者的活动记录。似乎这一年中国诗歌里值得记忆的,就是那些挂羊头卖各种肉的诗歌节,几张频繁出没于各种场合的熟脸,上万种在媒体上烂大街的滞销诗集,数不清的名字吓人的诗歌奖项,和几本由很像诗的俗品拼凑而成的年度最差诗歌选本。 
  且慢,何谓俗品?要说清楚很累人,换一个说法,就指那些充满风尘味的诗吧。这里的风尘味,并不指向人间烟火。但我知道有一种风尘味的诗,是可以指向不食人间烟火的,在想象里高蹈的,被自以为是的作诗法污染的诗。那些诗常有过度矫饰的修辞,过于整饬的形式感,用词贞洁,由于太像“诗”而显得风尘味十足,为追求“雅”而显得烂俗。还有一种风尘味,直接关涉公共道德,显得很有责任和担当样子的说教之诗;还有一种风尘味,带有肉麻的小资情调……不一一列举了,反正容易被某些诗歌观念老掉牙的评论家激赏,被没开窍的阅读者当心灵鸡汤消费。这些类型的俗品,也比较受文学杂志和朋友圈待见,容易成为流行诗。至少,它们的世俗命运要比其他的诗好。 
  关于诗的命运,说来话长,先省略五千字(见拙文《诗的命运和你的命运》)。这里只粗浅提到我大中国的当代诗歌命运。据说它在随着大国崛起,而光辉灿烂得要爆棚了?至少,我看到了两方面体现出的这种爆棚感。一是各地政府搭台的国际诗歌节层出不穷,每次多有主办方会表达出和世界接轨的强烈愿望,主旨发言里不乏豪言壮语。二是某些远离官方活动和发表平台的诗人也做出让我吃惊的判断。在牧野策展的“当代诗歌艺术大展”现场讨论会上,诗人横就提出当代汉语诗歌已经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会后,曹五木和我聊天时,也持此观点。印象里,此前于坚也有过类似的表述。 
  我的问题是,这结论如何得来的?我们在书刊或朋友圈读到的有限翻译作品?加上来大中国参加国际诗歌节的诗人作品?我对那些与会诗人及其在母语诗歌里的情况不了解,不妨反过来看看汉语诗人被邀请参加国外诗歌节,被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情况。部分是因为诗好,部分是因为以讹传讹的著名,部分是作品迎合老外胃口,比如老外眼里发亮的对意识形态的挖掘,部分诗人是会折腾……总而言之,和在国内发表,获奖,参加活动和出版作品的机会大致类似,除了少数诗人是因为诗歌水准外,多数要归功于其人脉和资源运作能力,甚至人格扭曲系数。所以,常见的情况是,数量众多的被翻译成外语的汉语诗歌,若它们在更自在的母语里都没赢得足够的尊重,也不可能靠翻译的力量在其他语种里获得重生。这样的作品被翻译得越多,越是在给当代汉语诗歌抹黑,而不是体现出汉语诗歌的繁荣。 
  这样的情况,不会只出现在国内。从一些在国内出席国际诗歌节的外籍诗人头衔,和头衔下的作品,也很难把他和他母语里最好的诗联系起来。 有诗人一言以盖之,除了北岛在香港搞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邀请来的诗人有含金量,可以与“国际诗歌”名头相符,其余国际诗歌节搭建的多是草台班子。那些陌生的洋名字,可能是主办方人脉或眼光有限,主要用来标记逼格的。也有人说得更难听,说主要是用来交换利益的。虽然这是个全球化时代,那些讲究互利互惠的全球化红利,很难给到一些真正具有独立精神的,性格孤傲的优秀诗人头上。各种语言里的优秀诗人,大约都是在个人领地上,相互孤立地写作,相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因此也不可能得出汉语诗歌比人家更优秀的结论。但这些年,各种以国际诗歌节名义引进来的国际友人过于鱼龙混杂,读到的有限作品实在不敢恭维,让一些国内诗人产生了汉语诗歌的“大国崛起”认识,也正常。 
  我想到了另外两个大国的诗歌。俄罗斯诗人与我们有相似的写作环境。但环境把我们的诗歌基本压垮的时候,他们却能借助于自身灵魂的力量,成就伟大的诗歌。他们诗歌里深入个体生命的国家意识,比西伯利亚更为辽阔的悲伤,在自由美国精神里没法形成。但自由让美国人在当代诗歌艺术的可能性上、丰富性上走得最远,可以借助金斯堡等“垮掉的一代”诗歌来肆意发泄现实世界的痛苦或狂欢,直接给你震撼和冲击,也可以借助斯蒂文斯用纯粹的语言、奇诡的意象虚构一个精神世界,给你审美上的震撼和冲击。当代汉语诗歌究竟在靠什么崛起,能在世界诗歌版图成为有醒目标记的地方性知识? 
  靠屡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符号性诗人北岛?第三代诗人不是在三十年前就号称把北岛和朦胧诗打到了吗?1986年一夜成名的第三代诗人呢,今日雄风安在?他们中大约还有十几个诗人,依然保持了高强度的写作,从当年的青春期写作,进入到了中晚年写作。青春期写作,靠语言的爆发力,能写出明亮的诗歌,但诗歌精神地层的力量,常需要随年龄而来的成熟心智才能给予。大诗人的成熟期通常会出现在他的中晚年写作中。但当年声名远播的多数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进入中年后写作就难以为继。他们作品给人的印象,表现出明显的青春期症候。靠他们过去提供的那些文本,并不足以支撑当代汉语诗歌的强势崛起。 
  所以,曾经挂着大诗人头衔,有着很高江湖地位的诗人,与自身当下的写作状态极其不相匹配时,是很尴尬的。诗坛的残酷性在于,就算你年轻时写出过著名作品,长时间不写了,也很快就不再被人当一回事。除非他在最闪亮的时候死去,像海子那样。人们对死去的诗人总是很慷慨,让死去的诗人留下他的作品。活着,但写作难以为继,或写作不再有效的诗人,他早前的作品也会死掉。只有极少数例外,比如台湾诗人痖弦,靠年轻时的一本诗集《深渊》,笑傲江湖数十年,声誉持久不衰。仔细一琢磨,这还与台湾现代诗歌运动轨迹有关。台湾现代诗领先于大陆的唯一阶段,也就是大陆诗人被集体催眠了的上世纪的50至70年代,台湾诗人独自嗨出了高潮。后来的台湾诗,大致是每况愈下,现在差不多被大陆诗歌打回解放前了,这也是痖弦这样的诗人,在台湾诗坛依然能光芒四射的原因。 
  当代汉语诗坛里都有一些什么好诗人?第三代诗人能持续写作的十几个诗人里,大约有半数,写作和生命同步进入晚年,能喷发出精神地层力量的诗人,依然值得期待,写出有力量的作品。当代汉语诗歌主力诗人的接力棒,已自然传递到稍后出场的60后,70后诗人手里。这里面有著名的名字,也有一些依然处于遮蔽状态的非著名诗人。在网路和自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按理,不再有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能力对某诗人形成真正的遮蔽。但如果是诗人主动把自己放入某种遮蔽状态,不屑于与你们同台呢?忍受生前的寂寞,并不只是当代大诗人才遭遇的命运,几乎是某些特立独行的诗人不可避免的宿命。而且,生前寂寞未必能换来死后的名声。作品能否被时间留下来,主要还得靠运气。没人知道时间长河里究竟淹死过多少高手。 
  尤其,随着时代的发展,诗越来越显得无用了。诗作为时代最无用的事物,虽不能破坏这个时代,但对写作者的破坏,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爱上诗的危险性,不只意味着诗人与物质社会脱钩,而且其灵魂长期被消极的事物纠缠,比如虚无,衰败,悲伤,及一些很难被证明存在的东西。包括死亡。狂热迷恋海子的90后诗人左秦,在这个冬天选择了去另一个世界追随海子去了。它的写作生命,才刚刚起步。而稍早前离开这个世界的南京诗人外外,我想一些著名诗人应该会被他的诗惊到,他是在语言和诗歌意识方面都进入高手级别的诗人,此前竟然如此低调,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包括在一个圈子里玩的著名诗人韩东这样的朋友,也浑然无察。这种籍籍无名的年轻诗人的离去,比老诗人余光中、屠岸那种属于诗歌和生命自然代谢的离去,要残忍太多。 
  爱上诗,你爱上的其实是一个黑洞,不是一碗亮着油光的心灵鸡汤。没人能描述出黑洞的样子,无论多么厉害的语言。诗之黑洞,看不到边,大得就像整个宇宙。你爱的越深,越了解它,写的越多越好,语言的光照亮的黑暗越多,看到的黑洞就越大。你可能反而在黑洞里越茫然无措,不时听到诗躲在暗处的嘲笑。在明处的只是你写下的作品,那不是诗。而且,你写下的作品越多,捕获的诗意越多,杀死的诗也越多,看不见的诗也越多。某一天,你看不到诗的边际了,你发现诗的无处不在了,发觉自己的渺小了,你可能真成大师了。所有自以为掌握了诗之真谛的人,牛逼哄哄的诗人,都是对诗和自己了解程度有限的诗人,不会是真正的大师。而且,他谈起诗来越言之凿凿,越显示他对诗的无知和狂妄,别的什么也说明不了。 
  诗不好谈,很多人转身谈语言。但诗和语言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诗既不是语言内部的事物,也不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事物。诗存在于语言和现实之内,也存在于语言和现实的关系之中。诗是语言游戏,也是语言游戏之外的沉默。诗和语言相互唤醒,但语言唤醒的是诗的沉默。诗不会是任何人提供的话语编织物。但那些话语编织物,确实按它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诗的踪迹。诗不能被数字化,被精确化。所有人的写作,都是按自己的想象和理解,模拟诗的样子。所以,即便机器人可以做任何事情,小冰按算法写了很多诗,但多完美的机器人,多厉害的算法也写不出真正的好诗。好诗,还要听命于人性,有缺陷的人性。 
  站在百年新诗的风口,照例要谈到新诗的方向问题。在与许道军的对话中,我提供过一条线索:既然21世纪被称为城市的世纪,我们与城市的相互依赖性都在加强,就需要重新调校一下诗人与城市相处的方式。这种相处方式,体现了我们对不断变化的时代意识的理解程度,也决定了如何给诗歌的现代性增补新的内涵。要说,在诗歌美学的现代性改造方面,如对生命本体意识、语言本体意识的关照,对形式的理解,在诗性意义的生成方式上,当代诗都颇有心得。在处理诗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对存在的探索,当代诗也显示出了很强的能力。但,问题出在诗人对现实世界本身的认识上,出现了系统性偏差。 
  当社会已从农业时代向城市时代转型,而诗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变的深刻性,诗歌明显跟不上时代(非流行符号意义上的)的整体节奏。我们看到,新世纪的汉语诗歌景观,依然在以农业意象为主要构图元素。这种系统性偏差,直接影响到当代诗追问人类存在的线索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存在的意义也被悬置起来,这从核心精神上制约着当代汉语诗歌的现代性。所以,在回答杨黎关于新诗百年的提问时,我把诗歌的现代性问题做了具体转化:当代诗该如何与我们置身其中的城市相处?或许,任何限定现代性的做法,都有悖于现代精神,损害了现代性概念的无限开放性。之所以大胆把现代性问题做这种具体转向,也是看到了问题的普遍性、迫切性和现实性。 
  当然,我说的是一般情形。少数诗人,对大自然的乡愁并非迷路或矫情,只是被性情驱使。城市里还有并未享受到现代文明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处境困苦的诗人,还有受到城市欺凌的打工诗人,城市之外还有少数真正的农民诗人。他们的写作,对城市或现代文明采取明显的控诉和对抗姿态,也是合适的。只是这类诗作,就算他们自己不陷入煽情俗套,也容易诱使旁人误以为,当代汉语诗歌在处理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上,还出于某种低俗阶段。何况,确实有不少此类诗歌,由于表现社会现实的意图过于功利,而显得图样图森破(Too young to simple)。一些西方媒体近年来对我们打工诗歌过于热情的关注,就是例证。这和他们过去三十年来一直对北岛等朦胧诗人的热情,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 
  他们看来,构成当代汉语诗歌地方性知识的,主要靠它在意识形态和诗歌伦理上的表现。他们对当代汉语诗歌内部的真相是置若罔闻的。而在洞悉当代诗歌内部秘密的人士看来,老外们关注的,恰恰是我们应该警惕的问题。他们的关注,反而形成了对当代汉语诗歌真相的遮蔽。所以,在写作中建立了自信的诗人,已不怎么相信来自于现代性发源地的意见。虽然他们率先启动了现代性按钮,但当现代性黑暗或光辉已成为人类集体命运,他们体内没有流着我们的血液,没人替代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无法体会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自然也无力裁决汉语诗歌的现代性问题。时至今日,汉语诗歌现代性的合法性,只能靠我们自己,一些率先在自己和脚下土地之间建立起语法关系的诗人来完成。 
  这一年我们写过太多被命名为诗的东西,多是速朽的文字。能被2017年标记的好诗,标准交给下一个百年后还能活下来的人确定,会比较合适。按我个人偏见,那必然是在本土性和现代性有所思考,并给出了合理回应的诗。在形象上,他们不会符合当下的所谓主流审美标准,不愿意当常人审美里的三好学生,而偏向于捣蛋鬼角色。他们不能装神弄鬼,但最好被施了魔法,至少要喜欢极限运动,能冒犯诗人想象的边界,自我的边界,语言的边界,他人定义的关于诗的边界。他们称得上当今诗坛真正的先锋作品。这样的诗一出场,才值得我们仔细观察,并特别标记下来。据这个思路,显然,再谈五千字,也交不出合格的2017年中国诗歌的准确印象。我想,诗并不适合,也不需要,有谁来进行每年一度的新闻观察。 
  (2017,12,29,万国城)

  来源:作者惠赐 编辑:z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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