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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大师的中国当代诗歌写作? (阅999次)

叶书亚

 
 
  根本就没有大师!
  也不再需要大师!
  这两个命题几乎可以等同起来,对于中国的当代诗歌写作。
  如此的命意,可以作为解毒剂?让中国诗歌走向自身的成熟?
 
  “老大师”的问题,来自于现代性的挑战,中国文化进入现代性,学习西方诗歌之后,整个面对的都是大师们的压力,这也是巴尔扎克《无名杰作》面临的困境,中国现代诗人不是被但丁坚实无比的阴影所击倒,就是匍匐在艾略特与庞德巨大的朦胧身影之中,不是在策兰诗歌的视觉深渊中窒息,就是在阿希勃莱诗歌的修辞中无休止地眩晕,越是模仿大师,越是成为糟糕的学徒。
  因此,就有人试图提出:根本就没有大师,当然也无需什么大师!或者,可以想象,诗人们的声音将更为响亮:正是因为没有大师,所以更为迫切需要大师!
  正题:那没有大师的写作,就可以,或者将解救,中国当代诗歌?而随着网络写作的出现,中国当代诗歌不就已经彻底消解了大师式精致宏大书写的条件了?再次提出这样的写作理念又有何用?这无毒的匕首不投也罢!而没有大师的诗歌写作,更是诗歌写作民主化的开始,与诗歌写作的平等化一样,将具有更大的社会学价值。也只有如此的写作,才可能摆脱对于大师的模仿与效仿,回到个体与诗歌本身的原则。
  反题:正是因为网络写作的平庸化与口水化,不就更为需要大师的写作了?现代汉诗的经典化不就更加应该提倡大师级的写作?在混杂现代性的胡乱书写之后,不就更为需要精纯与凝练的写作?如同在中年写作之后,走向所谓的晚岁写作,让中国诗歌走向心志的成熟,但年岁的成熟如何具有心志的成熟?还有语言表达与时代精神的提升?中国诗人又有多少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在解决这些问题?
 
  因此,我们不得不回答如下三个问题:
  1,为什么,中国古典诗歌,不同于西方,不要大师,也不会出现大师?
  2,为什么,整个中国现代诗歌写作还有当代写作,没有大师?
  3,为什么,中国未来诗歌写作,可能也不需要大师?
 
  中国古典诗歌,从《诗经》,经过《楚辞》,到盛唐,直到明清,我们的文化不需要大师,为文也只是余事,这是另一种的审美原则,我们尽量不陷入本质主义的概括:
  1.1,中国古代诗歌并不以大师为标准,一部《诗经》,主要是民间采集而来。它所确立的典范与编撰的模式,影响了整个后世诗歌的地位。
  1.2,似乎《楚辞》是大师自己一个人所作,可是屈原的志向并不以诗歌为伟大志业,问天者的困惑单靠诗歌不足以化解,而伟大的诗人必须以诗歌来解决至高的矛盾。那盛唐的王维与李白呢?李白从来不以大师为追求,政治帝王术依然是其迷梦,王维是诗乐画同修,四十岁不到,诗歌已老。
  1.3,也许晚年的杜甫是大师,出现了所谓的夔门“晚期风格”,但却在历史上并没有产生影响,只是盛唐历史衰败的个体见证。
  1.4,更为重要的现象则是:一个中国诗人几乎在40岁上下,就基本上成熟与定型了,在诗歌技巧与诗歌理念上已经成型,即便日后心境与时代的改变,也并不会给诗歌带来质变。即,中国诗歌与年岁的关系,不同于中国艺术与年岁的关系——“衰年变法”或者“熟外熟”(“熟外生”)。这是为何?
  1.5,这是因为汉语本身的精炼与凝练性,汉诗韵律先在的约束性。离开了古典汉语的单字思维与韵律的严格性,古典诗歌的感知力就会崩散。
  1.6,尤其是诗歌作为生活交往方式的礼物馈赠,诗歌并不只是诗歌修辞术的不止息锤炼,也非伟大史诗的叙事责任,而是一种个体心性与生活质感的相互见证,诗歌是礼物,又如此日常与平凡。
  1.7,这才是中国式的纯诗或抒情传统的心法:心性与生活的一致,个体生命情感的日常见证。
 
  其二,进入现代性呢,为何现代汉诗写作中没有出现大师级作品?这也有着几个方面的原因与诊断:
  2.1,现实历史与政治环境的恶化,从民族国家迫切独立的战争,到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统帅,直到经济发展与商品利益决定一切,时代并没有给诗人们独立写作与足够宽裕的生活。
  2.2,现代汉语的不成熟,在大师诗歌的翻译与自我经验的转化之间,有着无限的鸿沟,几乎无法克服的鸿沟。
  2.3,现代汉诗试图完善自己的叙事性,解决古代汉语过于抒情性而缺乏史诗性的缺陷,但是中国现代诗的叙事性,却并不具备戏剧性效果,也不具备史诗的结构性。这个“戏剧性”与“结构性”的致命缺陷,为何没有解决?不是诗人没有意识到,比如昌耀、骆一禾与海子的长诗,杨炼与杨键的长诗,等等,还有进入大都市写作之后的叙事性,但除非诗人先写过小说与戏剧,可能这两个问题无法解决。这也是为何是高行健与莫言,一个戏剧作家与一个小说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在戏剧与小说上与西方大师有着相关性,还有着些许的贡献。但中国诗人似乎对此极为不屑。未来诗人们可以补足这个环节呢?但严酷的现实生活与政治环境,似乎已经堵住了这个可能性。
  2.4,现代汉诗面对的任务是悖论式的:既要放开与松开,越来越口语化与口水话,越来约日常化,但又要开始回归古典化与精致化,越来越凝练化,但二者之间如何结合?并没有成功的先例与经典作品,张枣的作品?欧阳江河的某些作品?臧棣的作品?可能有着争议。
  2.5,现代汉诗回归个人写作,或者小团体的交往,但是并没有如同古代那样形成文学写作的共通体,或者说并没有把诗歌上升为最高的原则,并且以此全方位塑造自己的生活,如果诗歌不进入生活的核心,让诗性成为一切思维创造力的至高原则,如果此生活与思想的高度没有确立起来,那就不可能出现大诗人。而中国现代生活的破碎化,似乎并没有看到如此整合的潜能。
  2.6,现代汉诗及其诗人写作,因为没有在诗歌文学与其他艺术之间,寻找到共通点,其当代艺术修养与视觉经验的缺乏,与西方大师的艺术修养简直无法相比,或者是先天的缺陷,也导致大师出现的可能性减少。而中国古典诗人却是诗书画兼通,西方大师也是生活在一个既具有实验性也具有大众性的艺术环境中,这个环境的滋养不可或缺,但中国哪里有着这样的生活方式?
  2.7,现代汉诗还缺乏伟大的批评理论,缺乏现代性审美叙事的准则,我们所处的时代也陷入了极端的困顿,乃至于“死局”之中:是讴歌时代的上升与盛大,还是哀悼其衰退与崩溃?我们缺乏诗性的准确判断力,我们还缺乏超越时代之上的诗意尺度,缺乏诗性正义的绝对法则。
 
  其三,那么,进入未来呢?未来的中国与大师生成的关系有如何呢?
  3.1,中国社会如果不根本的转型,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日常生活,现代汉诗写作就不可能具有其内在的品质。而这个转型,如同不需要帝王,不需要强力者,诗歌也不需要大师,相反,诗性个体之绝对的平等性与民主性,远比诗歌的强力性与文化性更为重要!
  3.2,在诗歌未来的生成过程中,当代诗歌的参与性并不明确,一旦诗歌写作的主体身份越来越模糊与大众化,不可能出现职业写作的诗人,如果有着大师,必然也是匿名化的,他几乎只能为死后的哀荣写作。现代汉诗的成熟不是晚岁写作,而是死后荣誉的回返,这是死后为余存而写作的勇气,秉此勇毅者,也不能以大师论处。
  3.3,诗歌写作需要革命的大事件还是默化的日常性?如何在日益消费的时代与时尚影视环境中,形成诗歌自身的节日?如果一个时代都没有自己普遍灵魂共享的节庆,诗歌又无法给出对于此到来节日的想象,又要大师何用?
  3.4,摆脱大师的诱惑,并非轻易卸掉了写作的压力,恰好可以让我们更好地面对自己的当下生活,如何在破碎的当下生活与古雅的诗歌品味之间形成新的连接?这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新的生活空间,是里尔克所言的:“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汉诗的大师也一定是一个生活改变的大师,如此一来,诗歌岂不具有了某种宗教性?如同陶渊明在魏晋,王维在盛唐,其实更多是某种生活方式的提倡者。
  3.5,面对普遍性与全球化翻译的压力,越是可以翻译的诗歌可能越是缺乏不可译的品质,这也是汉诗写作的内在困难,如果只是翻译体写作,如何可能有着贡献,如果汉诗回到自身的元语言与纯粹语言,又如何可能被翻译?
  3.6,在一个人类已然进入生物技术与不死迷恋的人工智能时代,诗歌的新任务是什么?这个任务如此之新,这最后的文学写作有着什么样的存在的理由?在这个大问题的背景下,在如此新颖的问题处境下,哪里会有诗歌的大师出现?
  3.7,在没有了大师之后,做一个个具有喜剧特色与侦探味道的“小大师”,也许未来可以养育一个未来的大师出来,但愿如此?但愿!
  ——或者说,谁严肃又有趣地回应了上述问题,谁才可能是真正的大师!
 
  中国,我们的中国,其实还是一个极端贫穷的国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与弥赛亚救赎的理论,按照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的名字隐晦书写,大师应该也是一个穷人,一个隐身人,一个手艺人,一个劳动者,一个亡国者,他不再有“作王”的痴心妄想,只是作为高雅的厌世者,让后世的人们遗忘很多不洁的语词,唤醒他们未来心头词典上烈火的跃动。
  没有了王冠之后,我们只是在等待一个未来的收割者与扶正者,把即将倒下的芦苇扶正,把已经倒下的麦子收割回家。

  来源:批评者微信平台 编辑: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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