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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库切的三种面孔 (阅1141次)

李庆西

  迄今为止,J.M.库切写了十六部长篇小说,除了二〇一六年出版的《耶稣的学生时代》尚未有中译本,其他都翻译成中文了。这些作品无可争议地表明,库切真正是一个文体实验家,几乎没有两部作品袭用相同的叙事套路。对一个创作生涯已逾半个世纪的老作家来说,能够保持这种常写常新的创造力,实在令人惊讶。
  库切小说多半有一种冷峻、晦暗的风格,兼具鲁迅和卡夫卡式的复杂意蕴,初读有些难以把握。但这样的作品很耐读,一读再读之后,迷雾散去,天地廓然——随着情节细节在脑海中不断闪回,那些隐藏在故事背后的东西开始逐一呈现。
 
  彷徨的小男孩
 
  自传性书写由来已久,在库切那儿更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创作现象。
  库切的处女作是《幽暗之地》,叙说库切的祖先在殖民开拓时期的冒险经历。生命从两百年前的雅各·库切传递于今,那些“记录”与“讲述”,乃至“重新书写”,援据相同的历史片段表达了不同的精神内容——原先是引以为豪的英雄叙事,后来是扪心自问的历史反思。这个家族故事可以算是自传的前传。库切后来有几部作品写自己中年以前的生活,已完全是典型的自传性文本,就是《男孩》《青春》和《夏日》这三部曲。其副标题均作“外省生活场景”——作为前殖民地的南非,相对于大英帝国自然是“外省”。库切大学毕业后一度在IBM伦敦分公司工作,到了伦敦,成了写字楼里的白领,却仍是“外省人”。那种疏离感和困惑的体验都写在《青春》里边。
  读《男孩》,我们知道,南非白人有两种:一种是英国人后裔,一种是来自欧洲大陆,后者也被称为阿非利堪人。库切家族是阿非利堪人,但库切的父母在家里不说阿非利堪语,却说英语——英国人的现代文明早已影响全世界了。从这些细节中,可以看到两次布尔战争以后南非白人社会的分化。库切自幼两种语言都会,但家里让他读英国人的学校,这便给他从小带来了语言的困惑,文化的困惑,其实是一种身份认同的困惑,当然还包括宗教(罗马天主教/基督教)的困惑。
  我们知道,许多有意思的主题就产生在这种种困惑之中,在个人与世界相遇之际,任何微小的细节都可能埋入宏大叙事的伏笔。自传性书写不仅是很好的创作题材,也可以作为一种叙事策略。欧美文学一直有自传性书写的传统,在晚近的格拉斯、莱辛、奈保尔、尤瑟纳尔那儿更是得心应手的叙事方式。顺便指出,过去中国小说相对缺乏这种传统,因为背后有一个坚不可摧的叙述主体,就是历史。
  然而,在库切这儿,自传性作品自有书写日常卑琐的权利。他笔下的男孩约翰,懵懵懂懂地走入这个世界,却留下耻辱和羞愧的记忆。日后逃离了种族冲突日益加剧的南非,依然在人生的岔路口徘徊不定。当他成为盘桓在大英博物馆里孤独的精神流浪者,却陷于高雅与高尚相悖的歧路彷徨。成长就是从简单的认知开始,逐渐去领悟人生哲学,这样的人生不可能被英雄化。从自我的视角审视自我,将自己作为他者来观照,这是库切的妙招——借此传递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描述许多别人很难处理的且又不能忘怀的历史场景。
 
  讲寓言的大师
 
  从早期的《内陆深处》《等待野蛮人》到晚近的《耶稣的童年》,构成了库切小说的寓言王国,可是叙事主体和场景的不确定性却带来了逃避现实之嫌。尤其是获得布克奖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曾引发南非文学界的巨大争议。逃避战乱的K被认为是一个懦弱的主人公,批评者指责库切不顾种族冲突的历史真相,等等。库切不得不为此申明,他的主人公或许就是逃避英雄主义的英雄。其实,这个寓言式故事恰恰从更广阔的视野中揭示了南非黑人的生存状况,真切地描述他们对自由的渴望。
  库切的寓言故事无疑具有漫射性的叙述张力。在《内陆深处》里边,玛格达与亨德里克的主仆关系的转换,或许表现了前殖民者与被奴役者之间复杂的隐喻关系,或许亦正如她所想象的情形——“亨德里克也许占有了我,但这实际上是我拥有一个拥有我的他。”书中关于玛格达的孤独、恐惧与欲望的描述,带有一种污浊的诗意,充满正反啮合的意象。
  一九八〇年出版的《等待野蛮人》为库切带来了国际声誉,小说让人联想到康拉德的《黑暗的心》,却与康拉德的叙事形成反向呈示。那个谜一样的蛮族姑娘以“他者”的存在反衬着文明世界的价值荒谬,老治安官的暧昧立场实际上表明一种伦理困境。主人公若隐若现的玩世态度不妨说是走出黑暗的原罪意识,而一系列自我救赎行为则形诸超越世俗价值的乖张任性,更是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普泛化的美学张力。
  与早先意象丛生的叙述完全不同,《耶稣的童年》的笔墨极其简约而平实,这倒让人格外费心琢磨故事的内在寓意。故事中的诺维拉仍然是一个“乌有之乡”(nowhere),这种设置显然用以剥离现实世界的政治语境。如果说《等待野蛮人》由战乱看取文明与野蛮之轮回,这里却是从平等、和谐、井然有序的社会氛围中透视反乌托邦的人性陷阱。关于这部作品,曾有专文评述(《“有关政治的超越政治话语”》,刊于《读书》2013年第9期),这里就不多说了。
  当然,库切的寓言性书写并不仅仅见诸这几部小说,其自传体三部曲以“外省”对应文明中心,本身就嵌入了可以引发种种联想的隐喻。卡鲁的百鸟喷泉农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地方,亦未尝不可作为一种乌托邦想象。年幼的约翰与母亲坐车经过斯瓦特贝赫隘口,从车窗扔出一张糖纸,看着它在空中飘舞,突然想到他终有一天要回到这里……这种细微的笔墨中亦自有丰富蕴意。
 
  烹调文本的多面手
 
  库切在评论博尔赫斯小说时,提到一个“文本性”概念(见《异乡人的国度》)。博尔赫斯喜欢对传说或是见诸记载的人物、事件进行“重述”,但他“篡改”和“歪曲”的蓝本往往并非实有其事的文本,在《小径分岔的花园》自序中他不无得意地宣称,有一种小说做法就是“伪托一些早已有之的书,搞一个缩写和评论”。这是他常用的套路。
  不过,库切的改写与重述倒是据于真实的文本,这跟博尔赫斯迥然相异。他的小说《福》就是对笛福的鲁滨逊船难故事的改述,但主人公由克鲁索换成女性船难者苏珊·巴顿,星期五则被割去舌头而不能表述自己,这或许是“黑人无声”的隐喻。但是,缺乏文字能力的苏珊也不能书写真相。所以,除了对笛福文本的改写,《福》本身还是一个三重叙述的故事,从苏珊、星期五(身体语言)到丹尼尔·福(笛福原名)和库切,恰如库切评论博尔赫斯的文章里所说,在语言叙述中,过去被还原成一系列叠加的现在状态。
  库切另一部文本性实验作品是《彼得堡的大师》,叙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彼得堡调查继子巴维尔的死因。故事中许多情节与陀氏若干作品形成了有趣的互文关系,需要参照《群魔》《罪与罚》那些作品去解读。但是,这并不是一部忠实于陀氏原著和历史事实的小说,书中将巴维尔与涅恰耶夫小组的伊万诺夫捏合在一起,这就跟无政府主义的恐怖活动产生了关联。库切大胆虚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跟涅恰耶夫相遇的情节,不能不让人联想激进主义让青少年成为杀手和烈士的历史背景。
  坎尼米耶和许多评论家认为,《彼得堡的大师》的叙事动机还包含着库切本人的丧子之痛,他儿子尼古拉斯是从高楼阳台坠落,这跟巴维尔的坠亡十分相似。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父与子的主题,作为一种叙事范式在各个时代总是可以演绎不同的价值冲突。显然,其文本背后恰又嵌入了自传性底色。
 
                                          文库编辑:李以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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