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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大卫·柯普诗集《看不见的琴键》 (阅343次)

冯冬

 看不见的战争:评大卫·柯普诗集《看不见的琴键》
 
作为人类表达自由意志的最激烈的手段,战争已经庸常化了,在现代世界,特别是美国,战争失去了与日常生活的分野而变得无处不在(反恐战争、反毒品战争)。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完全解决意识形态的对立,从五十年代开始,美国海外战事不断,国内种族与社会冲突频繁,二十一世纪初,又遭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本土袭击,这使得本来就强烈的战争意识(以及反战传统)在当代美国精神生活的各方面显现出来。人们思考战争的时候,通常会思考其历史、社会、地缘与政治的起因等等,因为战争并非一种直接的野蛮掠夺,它指向了国家之间权力再分配的象征化。如康德所言,战争乃是“建立起国家与国家的新关系的反复尝试”。战争远非政治的失败,而是其例外状态下的延续。现代世界的日常军事化已使得战争变得越来越不像战争,更像一个永不解除的警报,预告着历史的一次次重演,因为人们并没有从历史中学到规避战争的有效方式。上世纪50年代中期,金斯堡(Allen Ginsberg)在《美国》(America)一诗中问:“美国,我们何时才能结束人类战争?”仿佛战后美国一再卷入的是一场场“过于人性”却毫无意义的战争,例如越战并没有“解放”任何人,只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冲突而使东南亚溃烂,在这场大规模使用凝固汽油弹的“人类战争”中,任何“人道”的企图都喷射着大火与黑烟。想要通过“战争”来制造“和平”的愿望,仍然停留在被尼采批判的“过于人性”的立场上。越战中各方的巨大伤亡,至今仍促使人们反思美国海外战争或任何战争的“英雄主义”的价值究竟何在。

在《美国》一诗的末尾,金斯堡承认他对冷战时期俄国的印象是从电视上得来的,他天真地问“这[印象]正确吗?”其实,无论在正确与错误的现代战争之间,还是在正确与错误的现代战争的“表象”之间,都已经很难做出区分了。当今世界力量格局中,重要的是某个目标被击打了,军力得到演习或实施,国家安全得到无条件的捍卫。康德在十八世纪末提出的《永久和平论》,因其对共和理念与国家权利学说的过于天真的假设(其市民社会排除了暴力),仍停留在“调节性”而非“规范性”理念上。没有哪个国家或组织能“规范”诸如伊斯兰国(ISIS)这样的军事系统,它本身就诞生于对混乱乃至溃烂的现代战争的过激反应,它是各方军事干预的非自然的产物——它只能被“消灭”,无法被“规范”。在对“自由”这个概念的极端军事化理解中,例如“自由”被西方人发明出来为殖民主义开道,必须让他们为自己的逻辑付出代价等等,伊斯兰圣战分子毫不犹豫地把“圣战”发展为针对任何一个西方人的战斗。普遍战争之下,侵略者与受害者越来越具同构性,警察、军队与恐怖分子之间“协同作战”,全面接管道德、伦理、政治的秩序框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后垮掉派诗人大卫·柯普(David Cope,1948- )即将出版的诗集《看不见的琴键》(The Invisible Keys,2018)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这并不是一本新诗集,而是诗人从1975年以来的四十多年诗歌生涯中挑出的一个选本,作为其写作风格的一个整体呈现。该诗集所选篇目大多关注二战后美国社会历史事件,弥漫对“美国生活”的哀悼,诗人的目光投向“历史”的正墙面,看到的并非类似白宫的超越性力量象征,而是各类冲突/战争的坑洼孔洞和士兵身上溃烂的伤口。二战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意识形态冲突,它遗留下来的问题(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抗)在其后的半个世纪内将以新的形式继续困扰西方世界。柯普诗集的第一首《美国梦》(American Dream)即取材于70年代对富有阶级实施绑架的“共生解放军”(Simbionese Liberation Army),该团体主要由失意的左翼中产阶级青年组成,“共生”意味着它是一个高度有机的战斗组织。其重要成员赫斯特(Patty Hearst)本来是该团体的受害者,19岁的时候遭共生军绑架后被强制加入该团体,领导银行抢劫和暴力谋杀等犯罪活动,后被捕入狱。1974年5月14日,洛杉矶警方出动500名警力,对该组织实行围剿,击毙6名共生军主要成员。《美国梦》以“事实”的方式报道了该行动:
 
房子在大火中燃烧
阳光下,橙色巨浪翻滚
FBI与警察在墙后列队
配备M-16步枪
和火箭炮
 
消防队按兵不动
战斗持续了好一阵子
直到房间里冒出火焰
能看到里面的一具尸体
身上还挂着弹药
那些子弹在热浪中爆炸。
 
这不再是一个幻灭的美国梦,而是被各方准军事力量协同消灭的畸变的美国梦,在这个梦里,FBI、警察、消防队员、恐怖分子根据一套严密的战术协同作战,相互摧毁。由于共生军(这些恐怖分子不过是一群追寻“美国梦”的失意青年)负隅顽抗,这场“战斗”并不轻松,警方甚至动用M-16步枪、火箭炮以及催泪弹等,直到共生军藏身的整个房子被烧毁,成员被催泪弹窒息、烧死或击毙,消防队作为战斗遗迹的擦拭者方出动清场。现代战争中,救援队紧跟着毁灭天使,人道主义与暴力先后登场。整首诗看似客观的叙述背后潜伏着巨大的荒诞:大火与阳光的映衬让人感觉这是一场现场导演的围捕,警方按部就班地包围恐怖分子藏身的房屋,确保正义力量的最少伤亡,而那尸体上挂满的弹药纷纷爆炸无疑表明这场所谓的“战争”(社会抗议与随之而来的骚乱、镇压)在死亡之后的延续。共生军被捕成员里特尔(Russell Little)承认,他们本来想要与公众进行一次政治对话,结果却变成为与警方的对抗。这似乎难以避免,“恐怖主义”的标签之下往往是某种激进的社会抗议或政治动机,失控地发展为暴力形式。

另一首短诗《平静的生活》(A Quiet Life)同样关于70年代的美国,虽不直接呈现军事暴力,却指向战争在日常生活中投下的阴影。该诗的背景为越战后美国政府对越南难民的收留,他们因乘船逃离越南而被称为“船民”,最后定居在加州和德克萨斯等地。他们经历了战乱,只想过“平静的生活”,但似乎并不受当地人欢迎:
 
明将放弃公民身份
他想回家
德克萨斯人待他很差
他只想要份工作,过平静的日子
我们能把商的孩子
在一两个月内救出来吗?
不行,潭说。现在局势很乱
林说,在我的船上,我的孩子
三天没吃东西,没水喝
死了四个人
海上风平浪静。
 
这首短诗首先叙述一个越南移民的生活,他可以是任何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难以融入别国社会的难民,他没能找到工作,准备放弃美国公民的身份,回到他曾经逃离的地方。接着诗的视角转向另外一段关于移民的简短对话,两个越南人在商量营救另一家人“商”的孩子,“局势很乱”(a time of storms)字面义指海上风浪大,行船危险,容易丧生于风暴,当然也暗示越战后美国与越南之间的紧张关系。接下来一个名叫“林”说,死了四个人,但不是因为风暴——此时“海上风平浪静”(in good weather)——而是某种未言明的非自然原因。

这首短诗之所以令人不安,在于“平静的生活”背后往往是无法平息的战争悲痛。人道主义试图弥合支离破碎的生活,但在现代世界中它始终作为与战争或灾难相伴随的补救,令人无法完全相信其意识形态的中立(其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海上风平浪静”却“死了四个人”,一方面表面这些难民到达美国时已处于生死边缘,然而诗人言下之意似乎想说,这些“船民”本来是美国的敌人,他们很可能在越战中杀害过美国人,现在却作为难民来寻找庇护,这对美国民众来说很难接受,虽然从道义上说,因为对越南的大规模军事干预,美国政府似乎必须接受他们一手造就的难民,毕竟这些“船民”中很大一部分是曾为他们工作过的南越人或受战后面临迫害与再教育的越南人。对逃生的越南人来说,美国并不是天堂(至少现在还不是),在接受与拒绝、公民与难民之间,隐藏着一场看不见的非常具体的生存之战,它的残酷有时不亚于战场的炮火。

我们从随后的《福利办公室》(The Welfare Office)一诗得知了当时越南船民登记的场景:一间拥挤的办公室里,一个肥胖的黑人女人(a fat black woman)冲着一排排形容枯槁的脸庞(haggard faces)大声叫嚷,进行例行公事的问话:“他从西贡到河内开大巴车,已经两年?/他运气好,应该没问题/如果他学会英语。”此处,诗人一方面暗示民权运动之后的黑人已获得一定社会地位,远胜于第三世界国家的难民;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政府对越南难民的接受与安抚有一定规则,并没有什么免费开放的福利。在经历了大海风暴的生死考验后,这些难民还得经受工作、学习能力等方面的考验,一个到达了自由国家的人并不立刻就是自由的。正是这样一种对社会现实的超越党派的政治观察中,柯普揭开了媒体报道与政府宣传都未能触及的事件客观性——无人能宣称“对此负责”的纯粹事件性,柯普的素描迫使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越战及其后果)作出一种合乎道德而非仅仅是国际政治的理解:对落后国家的战争罪责以福利的方式偿付,但这仅是部分偿付。

作为柯普的精神导师,金斯堡很早就预言了柯普的客体派倾向,客体派是从庞德、威廉斯、朱可夫斯基、雷兹尼科夫那里发展出来的一套诗学,它剥离了物的主观象征化,将书写意识重新导入具体而特异的物世界或事件世界。金斯堡认为,出于“直接目击”(direct-sighted)或“眼皮底下”(close to the nose)的诗学,柯普不仅继承了早先的客体派,而且在同时代人中,他是最为丰富地书写了客体派理想作品的一位诗人。柯普后来的发展显示他对客体派的吸收是纯粹内在的,他将战争或冲突的客观性置放于任何阐释或象征化之前,同时也扬弃了金斯堡的先知视角和高调口吻。柯普的风格更冷静、低沉、内敛,情感力度从诗的语义内部支撑起来,对事件的态度暗含于看似客观的描述中。可以说,柯普诗里每一处场景都成为聚焦的燃烧点,一个争端的所在。《加扎勒:致将来的春天》(Ghazal for the Coming Spring)一诗写于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海湾战争的爆发,“朝圣之旅”上又多了几座历史废墟。柯普以类似于《美国梦》的方式叙述:
 
崩溃之人以流血的耳朵行军
枪训练有素地架在肩上,闪闪发光
坦克和火箭筒被烧焦,成堆的
尸体飞来飞去,倒下,剖开,发臭
此处坟墓聚集——咧开的下巴,眼洞
头颅,无英雄事迹可讲,无歌
可唱,血从沙堆沉下去
夏马风和雨水每日重组这土地。
 
这些意象不仅道出了战争对生命的强迫(身体机械般的行军)与废墟制造术(坟墓聚集),更将战争的这种客观性或事实性转变某种令人颤栗乃至作呕之物。这些执行“沙漠风暴行动”(Operation Desert Storm)的士兵不再被认作英雄,他们“无英雄事迹可讲”,“无歌/可唱”,而是作为战争的直接见证者目击那些被“剖开”且“发臭”的尸体。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大量“随军记者”有相同机会目睹这些场景,并切身体验阿拉伯的劳伦斯(T. E. Lawrence)在一战期间斡旋于中东沙漠时早就目睹的殖民者与阿拉伯人以及阿拉伯部落之间的报复与屠杀(劳伦斯已预感到沙漠对人类道德与意志的最终耗尽)。“夏马风和雨水每日重组这土地”意味着中东局势在无数战争后仍难免徒劳且盲目,而且长期看来,美国的军事干预,如齐泽克所言,很可能在伊斯兰国家中制造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反美战线,这将把美国卷入一场不可见的永恒的战争,也就是说,美国将很难从“军事干预”中抽身出来。实际上,在海湾战争这场以空袭与坦克为主导的“不可见”的高精度战争中,由于双方军力悬殊,联军并没有遭遇多少地面抵抗,他们更多地是作为战争的目击者而存在,当然也是受害者,因为创伤后遗症是不可见的。2005年根据战争回忆录改编的电影《锅盖头》(Jarhead)讲述海军陆战队兼叙述者斯瓦福德(Anthony Swofford)如何渴望在沙漠风暴行动中亲眼看见“紫雾”(执行一次暗杀),却始终未发一枪,而战争已宣告结束。他回到美国后发现,他在幻觉中一次次重返那片生命意义被烧焦的沙漠。斯瓦福德像许多参加过海湾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士兵一样,生活在不可结束的战争中。

柯普不仅关注现代战争与暴力的可见形式,他更关注一般暴力形式之下人类动机的盲目以及人类在道德上的巨大的未成年状态,人类在数次战争中并没有学到什么,除了对生命之虚无的一种宣泄,人们对此虚无还缺乏认识。在《派对言谈》(Party Talk)一诗里,柯普聚焦于一段日常言谈:
 
在那里……每天面对生死
自我回来后……
生活……太无聊了
他身体前倾,手指着我
知道我不是枪林弹雨中的一个。
……这些亚洲人……
你绝不会相信他们
对美国阵亡士兵所干的!
他紧握拳头,松开。
我想起一个朋友的兄弟寄回来的
越南人的手指。
再没什么可说;
我去隔壁,和女孩们一起跳舞。
 
歧义的标题表明这也是一段从不同利益立场出发的带有政治意味的“党派”(Party)言谈,如此谈话遵循既定套路,意在巩固对世界与敌/我的先在认知框架。谈话一方代表受到越战创伤的美国士兵,他们在战后仍然充满失落与愤怒,渴望回到战争以体验生命的意义。对这些人来说,战后的日常生活如电影《锅盖头》里斯瓦福德发现的那样难以忍受——除非这生活是战争的某种延续,否则它毫无意义。谈话另一方则代表坚决反战的知识分子与民众,他们认为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乃是侵犯者,这根本是一场“错误的”战争,他们谴责美国在亚洲的暴行,例如割下越南人手指作为战利品寄回家,然而他们却(必然地)忽视了越南人对美国人的暴行(“你绝不会相信他们/对美国阵亡士兵所干的!”)。谈话双方因固执于各自所看到的世界而无法达成理解性共识,直到“再没什么可说”,此处陷入僵局的不仅是“谁应对越战负责”这个看似无法直接回答的问题;柯普向读者暗示,此处陷入僵局或者说失败了的乃是对于战争暴力的理解。党派/派对言谈的双方均未进入战争的本质,他们仍停留于战争的表象,要么对战争抱有英雄主义幻想,要么对其必要机制与后果缺乏认识。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战争的拥护者义正言辞地握紧拳头,而战争批判者见此情景则放弃辩论,去同女孩跳舞。很自然,跳舞比争论更能抵抗永恒战争的幻觉。

人们似乎没能从战争中学会思考战争,《水管工》(The Plumber)一诗中,一位前二战坦克指挥官(现在是水管工)高谈阔论他如何干掉德军狙击手:“放低炮口/把那德国鬼子炸向空中30英尺高/毫无悔意”。言谈者现在的身份显然不如他37年前那样重要,战争给了他辉煌而深刻的体验,然而他并不思考被他炸飞的德军与他是如何被迫入“你死我活”的同一关系中,对普通士兵来说,重要不是反思战争,活下去才是根本,幸存即生存,在求生的本能面前,任何超越的观点与道德追问都显得苍白而危险。这位坦克指挥官活了下来,在37年后阳光明媚的一天,心满意足地看着孩子们在周围玩耍,两个年轻男人坐在墙边为取悦女友而言辞强硬(talking tough),旁边一个老女人蹒跚经过,一直笑着,又像是对着她自己笑(an endless laugh all to herself)。这些和平时期的场景似乎表明战争已远去,战争在别处,或只作为一段谈资存在于某些人的记忆,但是这两个假装硬汉的恋爱中的年轻人与这带着斯芬克斯式微笑的蹒跚老者,难道没有构成某种对比性暗示?柯普似乎想说,是的战争结束了,但我们懂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强硬”,以及强硬/强悍/强大背后的人性代价了吗?

意识形态对于强力的宣传很容易造成个体被动分享这种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大光晕,然而落实到具体的人特别是士兵身上,分享国家英雄主义的代价往往是残酷的。《前线》(The Front Lines)一诗就描述了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士兵的两难境地:这些被迫入队的新兵(有的还是孩子)命运已定,被困在推进的美军与守卫的伊拉克共和国卫队之间,并没有什么选择:如果撤退,他们会被共和国卫队(也就是自己人)击毙,如果前进入地雷区,则可能被炸飞。这时诗人反讽地说,他们也可以“等着与健硕的美国人/打一仗,试试运气”。我们知道这些“健硕”(beefy)的美国士兵并不像这个形容词看上去那样令人乐观,实际上,这里面包含着美国人的传统乐观性与战争的残酷之间难以调和的讽刺,仿佛这场战争中美国人不需开一枪,凭借压倒性的空中优势就能获胜。言下之意是:美国人并不渴望战争,但也绝不惧怕,在捍卫自己的全球利益方面,美国绝不软弱。然而该诗最末两句将伊拉克士兵(或任何一场战争中的士兵)的严酷命运放置于一场更大的循环:“也许夏马风提前到来/然后是圣洁的斋月”。传统的神圣性没有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拯救,也没有让它的信徒免于肉体的毁灭,它不但没有终止战争,反而成了德里达意义上的战争的“替代”,神圣性将自己插入到战争的间隙,完成战争之间(和平)的意义填补。

柯普的诗表明无论在世俗社会还是神圣宗教的领域,我们对现代战争与冲突的道德解释仍是不充分的,政府在战争上的责任尤其难以归类和追究,同时,隐性战争(宏大叙述规划之下个体的日常生存斗争)对人产生的道德影响也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和讨论。《艾米尔在十字路口》(Emile at the Crossroad)一诗中,一位名为艾米尔的法国士兵——他曾是机关枪手,“向着赤裸而扭曲、血雾弥漫中的身体喷射子弹/眼睁睁看着推土机把未阖眼的尸体推入沟”——在二战后的某一天,手捧鲜花站在十字路口,期待曾于危难中照顾他的那位女人再度出现(虽然他知道她不会再出现)。这位名为爱洛依丝的女人在艾米尔内心最黑暗的时刻为他“点亮蜡烛”,一起“进入沉默,倾听久已消失的歌”。如今40年后,他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曾为他点亮生命蜡烛的女人不再出现,在和平时期的拥挤大街上,他所等待的只能是那信号灯改变颜色,然后本能反应般如释重负,“最终离开疯狂的车流”。艾米尔可以是任何一个经历了战争却无法享受和平的人,战争没能让他们生活得更好,然而战争更可怕的结果在于,战争使行动者的反思力瘫痪,把他们变成一个个感官反应的纯粹应急机体。或许这就是“全球战争”的后果:在日常生活与战争状态之间不再有本质区别,于是在他者之毁灭的一次次灾难中,在国家的掩护下,个体有理由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来源:article@poemlife.com
文库编辑: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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