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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张杰这个诗人 (阅887次)

陈家坪

谈张杰这个诗人
——“张杰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
 
王东东主持的华语诗歌研究中心准备做一系列“与70后诗人见面”的学术研讨活动,其用意是,想为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做一些带有发现性的、建设性的批评研究工作。我很荣幸,诗歌活动第一回,是讨论关于我的诗歌写作。第二回诗歌活动是对张杰的诗歌写作进行研讨,在我看来这个仍然在持续的诗歌活动非常有意义,希望它能为当代诗歌研究提供出一些真正的价值。

昨天我和张杰见面,无意中听到他在打电话,对方问他:“琴房的钥匙在哪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因为2008年他出版了一本诗集,书名就叫《琴房》。并且,在诗集中他还写了一首名叫《琴房》的诗作。我是觉得,在张杰的诗歌写作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巧遇。也就是说,他的诗歌写作和日常生活感受是一体的,诗与生命充满了暗合。《琴房》这首诗,在我看来,是张杰作为一名诗人最有贡献的作品。在这首诗中,一个诗人在面对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以诗歌抒情的方式,对他过去的生活给予交代,有一种时光的流逝感。另有一首最好的诗,那就是《红星渠》。《红星渠》这首诗有一个历史生活的实景,有一个与当代生活告别的场景,非常感人!这两首诗可以作为研究张杰诗歌的定调之作。这两首诗并非像表面上显示出来的那么简单,背后的时代生活变迁,和他所写到的小城人物,都非常令人心酸,一言难尽。当然,这是新世纪前后他在写作上的一个现实观照。而《琴房》之后,差不多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张杰又写了一百多首诗,这个变化也是非常的大。

目前,如何探讨张杰的诗歌写作?他在诗歌创作上的价值我觉得还是应该放在《琴房》这本诗集所处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来谈,因为他有相对完成了的一个状态。《琴房》这本诗集的创作过程,可以说是伴随了张杰作为一个诗人的艰难成长。我这样讲,是基于一种“知人论世”的观念。与其问张杰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不如先问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则意味着他会写出什么样的诗!

张杰跟我是同龄人,我们相互对于时代生活,对于写作的自觉意识,以及在吸收知识的过程当中,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存在已经是进入到了我们的公共视野。对当代诗歌的写作现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对同代人的写作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我更尊重人与人之间有缘份的实际交往,有一种像朋友一样的真切感受。作为诗人朋友,我了解他的生活远远胜于阅读他的诗歌。所以,我很惭愧,像《琴房》这本诗集刚出版时,张杰就送给我了,至今接近十年过去,我还一直没有认真阅读过它。好在昨天晚上,我把它读完了,最后完成了我和张杰之间在诗歌作品上的相遇。这十年,张杰的生活非常曲折,他的命运充满了变化,他从河南平顶山来到北京,从北京去马来西亚想通过申请政治避难的方式去美国,两年未果后从马来西亚又回到了平顶山。他颠沛流离的生活,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毫无疑问,他生活的真实与鲜活,会让我想,他的诗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觉得,他是在用身体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读了他的诗,真的是感同身受,里面有很多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写作风格上的变化。张杰最初的一些诗作,保持了他在个人天性上的冲动与叛逆,后来,他发展了自己身上书生的一面,诗歌写作追求声调上的平稳和音节上的细密,有了一些儒雅之气。为人性情直率未变,诗歌写作上却比较讲究用词造句上的隐与显。可以说,在生活上他有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在诗歌创作上却日渐趋于隐修。

张杰身上革命者的形象来自于他身处底层,对底层生活充满了同情与怜悯,他的诗也愿意去表达底层人的那种生活经验和感受。在这一点上,我和他有一个共同的表达基础,希望我们这个社会能够人人平等,个人充分享受自由与发展。2000年,我们是通过廖亦武的介绍相互认识的。当时,他正在办民刊《爆炸》,四处向人约稿。随后,他就来北京生活了,我们得以初次见面,一见如故。他对我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他敏感于生活中不平的经历,由此形成了最为基本的是非价值观念。我发觉自己没有他的觉悟高,对很多事情并不那么急于要去表态,而他是事事都有态度。他好像始终有一种情绪,需要愤怒地表达出来,以示抗议。我现在想明白了,这种意识给了他一种对阶级的觉悟,对一切生活优越者他都持有一种怀疑。当然,这是基于他所意识到的,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公正。对此,他仿佛已经缺乏了信任。他对很多现象进行批判,以小见大地看待问题,我甚至无从加以劝阻,因为他总是持有最为基本的道义。但我也无法怂恿他。事实上,在他这样的人生经历里,他的写作和生活,从整体上看,我感觉他都是在经历一场注定的失败。包括他生活的脉络,他的表达,其实也是一种他在寻找梦想的过程。那个梦想还没有形成,他已经感受到了失落。梦想还未形成,他表现出了一种挣扎。与其说他是在反抗,不如说他是在挣扎。其实,他看不到他所要反抗的对象是什么,这种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普通的一种感受。正是在这种经验里面,让我感受到张杰的重要性是什么?他那种生命现象和写作现象,构成了一种不可复制的个案。那种现象根植于中国,尤其是在新世纪初前后的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西方思想进入到中国,然后就是人们的那种现代意识的觉醒。城市的工业化,现代文明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最值得我们考察的,一是来自于乡村的那种生存经验,还有就是来自于小城的生存经验。大城市发展太快了,来不及细细去体会,而小城缓慢的,非常实在的伤害,正是张杰的诗所捕捉到的。他有首诗就叫《小城》,写于2001年,我觉得这首诗有一个生活的原型,他这样写道:
 
    那团雾气沼沼里,有我
    无数次徒步穿过的小城
    一条叫“大众路”的老背街
    总在后夜落雨,被打碎的
    水银路灯下,也总有穿中山装
    骑凤凰车摁铃而过的夜归人​
    那时我九岁,爱戴矿灯帽
    被人欺负后,就独自
    数着小巷里幽青的灰砖
    一路哭着,心里喊着:妈妈——
      ——张杰:《小城》,2001

 
我能体会到一种感觉,他注意到了“夜归人”。一个诗人,你可以写许多人,但张杰注意到“夜归人”。“夜归人”是非常具有象征意味的,在黑夜里,那是一种回家的感觉。然后,又和他的自我形成一个参照,即一个九岁的孩子,他意识到了一个“夜归人”。那时,他九岁,被人欺负以后,他写道:“就独自数着小巷里幽青的灰砖”。他被欺负后,去数那些灰砖,一块一块地数,来排解自己的被欺负的创伤。我觉得这种表达非常动人,可以感到张杰作为一个诗人,他的感受是非常幽微透彻而又有亮光的。

张杰还有一首诗:《我看见一位蓄发的艺术家》,写于2000年,他写了艺术家捡钱的一个动作,对应了一个艺术家的那种自命不凡的形象。买菜时,他不拘小节,不讨价不还价。接下来,钱掉了,他去捡钱。那钱落地以后很脏,他捡起来擦得干干净净。我觉得这个“擦钱”的细节,就是写作落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实处,非常形象传神。他所有的铺排,就是为了“捡钱”,大有喻意。金钱象征的是欲望,艺术家要“擦得干干净净”。从这些细节表达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张杰作为一个诗人,他的写作是非常真实的。另一方面是,张杰有一种情怀,他有介入现实的那样一种情怀。他关注社会上发生的一些公共事件,比如像黑砖窑事件等。他通过对公共事件的关注,试图让自己的诗歌写作在我们的现实层面上变得有效,形成某种时代的声音。

张杰有一首诗叫《表达与转折》,写一个女孩做堕胎手术的场景,这首诗我看了也非常震撼。尽管这首诗的语言没有达到像《红星渠》和《琴房》那样的完美,但它是一个很好的题材。《红星渠》在整体上有一种控制,里面有变化,有一种超越。内容上有情节,有起承转合。尤其像红星渠这样一个陈旧的东西,我们看不到它的生气,它是一个历史的遗迹。接着,他转向离红星渠不远的火车站,一个母亲送别子女去南方打工,把红星渠这个充满农耕文明的历史遗迹,转化成为一个告别的背景。所以,我们既要体会题材,也要体会到题材所能够表达出来的主题。

我不觉得,张杰需要去发明词语,去雕琢词语,尽管那有一定的必要。但像张杰这种充满生命爆发力的写作者,生命力本身就会推动着一个文本成形。所以,他对于知识分子写作,泛知识分子写作,充满了一种向往,我觉得很奇怪,因为那样的写作与他是格格不入的。可能是从对语言的需求上,他觉得所谓的学院派诗人更能对语言有所把玩。但千万不要去玩生命。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写作首先还是要有一个生命的存在,我主张先释放生命,然后再去雕琢语言。若先雕琢语言,因袭各种陈规,生命可能就会枯竭。我们的作品最后若停留在对语言的雕琢上面,那就会使充沛的生命显得枯萎。语言是停留在对生命的感知上。你可以雕琢语言,但不能本末倒置。生命是一个活的东西,它不是死的东西。也许语言是死的,谁都可以用它,但诗人要把语言用活。

我刚才结合张杰的诗歌作品发表了一些我的看法。其实,张杰的诗歌写作,在今天我们这样一个自由的讨论空间里,我想直接告诉他,他的诗如何打断自然主义的逻辑,或者如何控制诗歌在写作时的自由联想?因为在张杰的诗歌写作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自然主义的东西。他在一首诗里,写一个东西,有时没有跳出来。在时间和空间上,他没有跳出来。你怎么把自己的思维表达间离出来,所以你不能只是遵从一个自然主义的逻辑,要跳出自然主义的逻辑,通过对自然事物的联想,然后我觉得还要控制好这种联想。联想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联想与联想的连接点在哪儿?还有一个就是,联想和主题塑造的关系是什么?联想它对主题塑造是不是有用?它和其他联想同样处在一个主题下面,它们是不是和谐?应该从这样的一些思路上去考虑我们的诗歌写作。相对来讲,《红星渠》和《琴房》这两首诗就表达得很得体,出现在诗里面的东西,非常自然,还相互推动诗的主题,活灵活现地在推进,在补充,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个联想上。

张杰作为一个诗人的形象,我说过他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在张杰的身上,也很明显地可以感觉到他有一种野蛮的力量,但同时他又有一种书生气质,这两种东西交织在他的身上。当然,具体找一些文本来分析,就能够看得更真切了。包括他做事情,也是不管不顾的,这跟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在这儿,野蛮的力量,是一种意识,不是一个价值判断。有了野蛮的力量,接下来是我们对它进行驾驭、控制和塑造,那是艺术作品要完成的过程。在新世纪前后,张杰身上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向往能够到美国去生活,因为美国代表了民主与自由。因此,他流亡到吉隆坡,这体现出他对西方民主政治文明的向往,这种向往充满了我们这个社会,在新世纪前后是非常强烈的。而在我们这个后极权社会的历史潮流中,张杰没有赶上末班车。张杰生命的绽放,如他办民刊,开始叫《爆炸》,现在叫《静电》。《爆炸》是向外,《静电》是向内,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在生命态度上的一个转变。对于张杰的诗歌写作,我想最终不是语言探索的问题,而是基于某种使命感,从而对于命定主题的发现。这种主题发现甚至不是想找就能够找得到的,而必须是一种命运的,时代生活与个人心智上的觉悟。


作者惠赐 编辑:NS
 
 

张杰(右)和陈家坪

陈家坪,诗人,纪录片导演。1970年出生于重庆。曾任北大在线新青年网站学术频道编辑、中国学术论坛网主编。参与编辑民刊《知识分子》,参与采访整理《沉沦的圣殿》。出版诗集《吊水浒》,拍摄教育公平纪录片《快乐的哆嗦》。近年与友人发起北京青年诗会,主编《桥与门:北京青年诗会诗人访谈》。现居北京。

张杰,1971年生于河南平顶山市。毕业于平顶山学院。曾居北京、吉隆坡,作品散见国内一些文学刊物,兼及诗歌评论。2001年创办《爆炸》诗刊(2001-2004)。2005年参加第21届青春诗会,出版有诗集《琴房》(2008)。著有中篇小说《G城人》。2015年与友人创编《静电》诗刊。现居平顶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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