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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读《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小记 (阅287次)

刘年久


 
1
 
  一本新的诗选呈现在我眼前。它区别于某一位诗人的自选集,或者一个诗人的诗集。它是北京青年诗会诞生三年后的产物(北京青年诗会开始于2014年),是它的成绩。这也让它区别于那种常见的年度诗选、经典诗选。那么,我们是否可将它理解成一个流派在某一阶段的结集?在本书的《编后记》中,陈家坪写道:“我们无意于创建什么流派、团体,甚至至今未言明一个诗歌主张。我们也总是谈到开放性,希望能与更多写诗、爱诗的朋友相会。”因此,将本书视为一个流派在某一阶段的结集的想法并不成立。那么,这本诗选和北京青年诗会的关系应作何理解?同样是在《编后记》中,我读到这样的话:“大家的相聚,受着彼此身上某些相近气质的吸引,差异之处也能赢得赞赏、互为借鉴,诗人们在诗会中有着一些价值的交集。三年来,密切的交往也对诗人各自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于一种展示北京青年诗会诗人创作“整体性面貌”的愿望,才有了这本诗选。
  我之所以如此关注这本诗选的特殊性,是因为北京青年诗会这个花园没有主人,它是一个敞开的文学空间,有点像海德格尔的“林中空地”,是光明和真理自行发生之所。它不能称为组织,也不同于行业协会,甚至不是社团,它没有自己的章程、文学宣言和刊物。如此,当我们把眼前这个事实推远,带着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目光回头凝视这一奇迹时,我们竟会不由自主地感叹编这样一本诗选是如何可能的?
在事物的开头,它是繁盛的、生机勃勃的、充满生命力的。在北京青年诗会“初世”的开头,它也留下了这样斑斓缤纷的印迹。星子一样散落在北京城四处的知识青年,在同气相求的理想感召下被拢集在北京青年诗会这一“造物”的名义下,究竟还能走出多远?“集体”一词在20世纪的历史中带来了一连串的大灾难,“个人”遂从历史的废墟上站立起来,但很快就被消费主义和后极权主义的幽灵俘虏。个人为了捍卫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宁愿蛰伏在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阴霾中抑郁或无聊。人的价值和意义一直处于散场状态。如何平衡“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在当前的局面下,北京青年诗会主要被一种“五四以来的青年精神”所激励而延续,它带有理想主义者的浪漫激情,而激情是无法绵延持久的。如老子所说“绵绵若存,用之不勤”,那种上好的状态。尽管他们依次走上了穿过“桥与门”——“成为同时代人”——维护“诗歌正义”的道路。
  我记得在几个场合,张光昕都提到建立“诗歌共通体”的设想。我注意到他使用的是“通”而非“同”。“通”有“通感”“交通”之义,可以“同”可以“异”,只是说它保持了一种“通”的可能,可以对话,可以被理解,甚至可以来往,形成亲密的“知识友谊”。与此同时,每个写作者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和自由。这或许正是一种向未来无限延伸并把现在保存到未来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说是“桥与门”“成为同时代人”“诗歌正义”这些关于“人的存在”的话题,引领和团结了北京青年诗会的诗人,而非在“北京青年诗会”这一名义下这些诗人才主动集结起来形成诗坛上一支新的队伍。他们无意通过制造概念来企图获得诗坛话语权,他们实在只是想做一些平凡的事。正如陈家坪在《桥与门——北京青年诗会诗人访谈》的序中所说:
  “北京青年诗会应运而生,青年诗人们团聚在一起。他们尽力去做一些有建设性的,有价值的诗性工作。他们处于这个大时代的时运当中,各奔前程,但诗性工作会为他们留下一份真实的生活与友谊。他们基于一个公民的公益心,一起做有功德的事情。每个人有自己的便利条件,事无大小,依具体条件做相当的事,惟饱满,求充实。分内之事,积少成多,自然生成奇迹。”
  在上面这篇具有文学宣言性质的文字中,我们能读出那种强烈的主张“介入文学”的观念。比如:
“诗人必须处理事件,第一时间把当下发生的现实事件从时空里间离出来,使之具有文学主题的形式与内容,结合相关的社会文明构成一个伦理价值系统。诗人必须是一个行动者,践行自己的语言。”
如果说一个时代呼应一种文学,那么作为写作者就应该找出那个文学可为的空间。这即是说,作为写作者,我们能以文学(诗歌)的方式为一个时代的公共生活做些什么?这里不是在强调“文学的义务”,而是说在“时代生活”与“人生在世”这两个维度的交叉点上,我们写作者利用“文学的权利”能去主动做一些什么。这也不是把文学当作工具的那种市侩看法,而是说当文学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时,我如何使用这个表达的权利,以成全我的天命所要求于我的那些事。 
 
2
 
  在我们时代,文学(诗歌)可为的空间在哪里?我经常找不到这样的空间。身体每日被各种各样夸张的宣传和疯狂的广告入侵,眼睛看什么不由自己,耳朵听什么也不由自己,这些轰炸而来的信息似乎要把人逼到铁轨上吞噬掉他的知觉。经验越来越贫乏。作为生存的人质,我们在工作车间求生。苟活下来的一点人性,还要在工作这个特殊的场域内互相倾轧,视彼此为绝对的他者和敌人。当我们被迫对所在的处境做出回应,我们很容易模仿那些油滑又悦耳的声音,在开始的妥协和后来的熟练中演绎着人生的算法。有时我想,写诗是多么轻浮的一件事啊?它多么脆弱,多么无力,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也成就不了。仿佛诗的根茎是虚无,未来是虚无。人终究还是要抓住一点实体,一点坚固的东西。浪漫的精神性,失重后,就去光临虚无的地盘。浩大空旷的虚无,使人无根,漂泊,有时渴望宗教庇护。在这个重金钱和名利的社会,诗歌是一种倒退。它是消费物的剩余,是物质在水上的影子。这样一种向往好的物质生活的趋势,把诗人们也绑架上了同一条驶向末日的航船。这艘大船的船长便是金钱和权力。
  为了写而写,用诗歌换取好的生活条件,写诗但不信任诗。修辞游戏。灵魂体操。诗学与诗歌脱节。许多诗人热衷于社会身份。这些是非常危险的。诗歌和诗人的生命是一回事。但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自己的生命而仍在写作,仿佛写作和生命的分离,是一件必然的事。这与那种强调写作的客观性立场没有任何关系。对一个诗人的评价,并不能只看作品,诚然在一个诗歌奖的匿名评选上,诗人是不在场的。但无论何时,诗人与他的作品都构成一种紧密的呼应关系,仿佛是天与地对立而生。好的作品自然有一种普遍的意义,但是比起生产出它的这个人来,那种普遍性有时反倒落入抽象的窠臼。阅读一部好的作品,就如跟一位高尚的人谈话。这个高尚的人就是作者。人是大于作品的。虽然作品的光芒常常将作者遮蔽在强光之中。“不得不写”“非写不可”,正是所有时代好的作者的写作动力。但是今天的许多诗人,热衷于诗歌技巧,使读者往往只见技巧而不见诗背后的人。这样的诗在小圈子里传播、评价、认定,最终也只能覆灭于这个圈子。在今天,一个诗人可能同时还是一个诗歌批评家、诗歌翻译家。诗歌写作与诗歌批评之间,文学鉴赏的那个环节不见了。以往对一个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往往是同行的评价与读者的评价平衡的结果,甚至读者的那个评价系统更为发达。而今天,诗歌越来越贵族化,越来越变成“无限少数人”的事,读者的这个评价系统已经瘫痪了。结果是批评家认为好的作品,普通读者根本不买账。作家、读者、批评家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批评家成为绝对的主体,主宰着作家和读者的阅读地位。诗歌写作与诗歌批评的关系是否太近了?诚然,一个好的出发点是认为批评与写作的同步,可以有助于批评和写作的双向互动与同时繁荣,而不至于让自己时代的伟大作家成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而被埋没。
  我常常觉得,写作不宜作为职业,它应是那种偶然为之的结果,诚然它也需要极强的综合结构能力。我们按照一般做事的方法去做事,十有八九能成功。但写诗并不是这样,它不是努力就可以得到的。最根本的,还是在于对诗歌的理解,对写诗本身,对人性和人世的理解。也许我们只要写下这些理解,就足够了?过分追求,同样是一种贫乏的表现。在写作上,伟大的抱负常常化为一堆泥土。
在政治比在文学上更容易获得巨大的声名,这对于所有写作者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有伟大个性的布罗茨基说:“政治不能干预诗歌,但诗歌必须干预政治。”这话听着很提气,但难以实现。我们的诗人应该戒掉空想和乌托邦。但这不等于放弃希望的权利。诗人关心公共事务,伸张正义,为了一个美好的制度而努力,这是他的良心要求他去做的。需要警惕的是那种叶公好龙的人,热衷于政治,但却害怕政治。谈论政治,却害怕危险或者始终站在一个安全的位置敲着冲锋响啰却鼓励别人往前冲的人。这种情况下,政治只是他猎取名利的手段,政治价值本身并非其行动目的。阿甘本说:诗人——同时代人——必须紧紧保持对自己时代的凝视。这是因为生存在情境里,我们不可能“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
  关注政治,是因为正义对我们有所要求。我们行动乃是作为一个公民尽一份责任。诗人这个身份,应该相对独立。他是作为一个公民投身政治,而非作为一个诗人参加政治活动。诚然在他的诗中,可以思考政治对人的影响,政治与人的关系等等,也就是说政治作为题材从来都可以入诗。但以诗人的身份参与政治,则有可能败坏诗。诗人作为一个时代的忠实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存在吗?诗人存在于人群之间的意义是什么?诗人写诗,同时也过普通人的生活。写出好诗,首先是对于个人而言,其次才是对诗人群体、普罗大众而言有意义。我们似乎不能要求诗人去做什么?我们的批评,除了针对诗人的作品,同时也针对一些发生在诗人身上的现象展开。诗人在“正义”这个词身上可以做什么?诗人是否应在历史的线性时间中承担什么?在写诗时,我们各自独立,保持自己的诗学和趣味,努力追求诗歌的本质;但当我们把自身抽离出来去统观诗人群体的命运和处境时,我们正在分享同一个时代,分享共同的命运,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诗人群体同普罗大众之间的关系?诗人与政治的关系?我们能否共同创造一种历史价值?(诗歌正义?)一个更好的、焕然一新的良好生活?
  在我们的时代生活中,诗人们太顺役了。没有伟大的背叛精神,没有伟大的个性和伟大的良心。他们唯一背叛的是自己,他的诗歌抱负和赤子之心。他们不能背叛他们的阶级、出身、社会地位甚至是家庭,不能舍弃眼前苟且的生活和暂时得到保障的一切,因此不能一心追求卓越的诗歌艺术,不能在诗歌的道路上发挥淋漓尽致的理想主义。他们总是想着与这个社会言归于好,与一切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同床寻欢。有时他们对政治表示了极度的轻蔑,但同时又对政治运作的逻辑深信不疑。政治本身有其非常刚性的秩序,而这种秩序从国家到企业到地方组织甚至人与人的关系,都不同程度地在复制政治那一套。而诗人们似乎对此已经习焉不察了。另外,诗人们对诗歌传统也毫无背叛之意。体制内的文学期刊和评价机制,似乎已经形成了超稳定结构。“编辑权力”和“批评权力”,牢牢地攥在老一辈诗人、批评家手中,形成权威的话语权。许多诗人对此极为不满,但当体制向他伸出橄榄枝时,他就心安理得地被体制收编,向政治投诚,而放弃了自己从前为了众人而非个人的抗争。老辈诗人、批评家的目光始终锁定在那几个特定的成名较早的研究对象上,除了照顾好自己的饭碗和社会关系以外,并不做其他有益于诗歌的事,除了为一些诗人撑腰、为另一些诗歌奖项站台。70后、80后、90后的诗人,除了诗歌圈以内的人,很少有人能说出几个代表性诗人的名字。似乎他们从未进入批评家的视野,是他们写得太差么?在以往的文学史传统中,前辈诗人提携晚辈诗人、帮助晚辈诗人的佳话时有流布,而今这种宝贵的“传灯”精神在主流诗坛几乎绝种,而在边缘的诗歌群体中却时有发生。在主流刊物上发表作品的诗人,在很大程度上又受限于意识形态选稿标准的约束,很难体现时代写作的风貌,而这也引起了广大读者的不满。在今天,政治对人的生活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人的毛细血管,而经济的大行其道正让它变得越来越有统治力。金钱收买灵魂,人妥协于生存。这似乎是人性萎缩的表征。大规模的文学结社、诗歌运动,也几乎寥若晨星。给人的印象是,诗人对诗歌的热情也大大降低了。民众远离诗歌,有各种原因。而诗人对诗歌缺乏信仰和激情,也去追求诸如社会身份、物质满足、幸福生活等,更是让“诗人”这一桂冠蒙尘受辱。在诗歌写作中,今天的诗人似乎又太想得到老辈诗人的认可了。当看到晚年的庞德、奥登、米沃什的照片时,我们或许会感叹和惭愧自己活得多么浅薄而空洞。
  当我们重提诗歌的公共价值时,我们似乎是要把诗人从各自孤立无援的境况中提拔上来,恳请他们走出“小我”,走出自己的屋子,到公众中去,到时代生活的黑处和危险处去。当代诗人太会自保了!我觉得一些著名诗人,虽然在诗艺上取法西方诗人获得了长足进步,但他们的学习似乎仅仅停留于此,而不愿更近一步。他们并没有学习到那些诗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好诗人,因此没有成为一个自由理性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没有发挥“士”的社会批判功能。我们对那些著名诗人,抱有非同常人的善意的期待,这是由他们所处的位置和地位决定的。缺少爱和正义的基座,所谓的诗在成立的意义上就缺乏稳定性,在诗人自我的主体结构中,他就是一个没有籽粒的谷壳。在今天的时运中,诗人们应建立一种真正的道德感,在受困于各种道德危机和价值沦丧的败局中,以牢不可破的心情和无坚不摧的意志坚守人类文明最基本的价值,做一个彻底的文化上的保守者,或许正是诗人的义务和职责所在。这种道德感正是建基于洞明的历史感之中,是它的具体化。秋风宝剑孤臣泪,诗歌正是此时此刻孤臣的泪水。
  写公共经验,写可以被人理解的诗歌,甚至是做一些诗歌教育的工作,这都是非常切实的行动。但这种自觉有所为的空间,在目前还只是少数人身体力行的事情。生存是根本的恶。大多数写作者都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责任,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一生存论的事实,更加考验和审视着我们的道德勇气。诗人登上舞台,在今天这个喧哗与骚动的舆论场中往往成为众矢之的,被人不分是非不分轻重地埋怨。在一种不真实的空气中,我们看什么都像是假的。我们怀疑善良,怀疑美,也怀疑真实,我们总是对别人的动机充满了恶的预设,对其行为提出了上帝般完美的苛刻标准。我们乐于做一个不费事的评判者,把自己摆在上帝的位置上,称着每一个灵魂的轻与重。苛责别人,宽宥自己。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存在着截然对立的两种价值观,我们可以自由切换,一套是对自己的,另一套是对别人的。在批评别人的同时,我们忘了观照自身,忘了内视或不愿内视。在对待自己与对待别人时,我们采用了两套标准。我们在批判别人之时,正是我们最想成为别人之时。我们用世俗标准生活,但却要求别人用更高的标准做人。尤其是有人正在做事的时候,不做事的人总是作为一种否定性的力量去破坏甚至消解那个做事的力量。在根上,今天的诗人普遍缺乏大爱(宽广仁慈的良心和惻怛悲悯的情怀)。
  诗人的形象,应该是个性充分表达的结果,而非刻意运营和塑造出来的的公众形象。诗人不应被“表演”和“计算”所统驭。“诗人”这一名称的朴素,要求他首先必须是一个真实和求真的人。
 
3
 
  在《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这本诗选的后记中,陈家坪谈到选诗的几条标准,其中最为吸引我的是“注重选择那些能够让读者感受到诗人作为一个真实之人的作品”。进入这本诗选的诗人,有几位我已读过他们的许多作品,有一些还了解尚浅,但我都他们都打过照面,听见过他们的声音,自信他们是这个时代诗人中群星闪耀的一批人。
  我得承认,我是对某个人感兴趣了以后才去读他的作品的。这种感兴趣说不上具体的原因,有时是欣赏他的个性,有时是看重他做事的品质,有时是他在公众场合的发言感染了我,也有时完全是因为读到或听说了关于他的故事。所以,我的阅读有赖于种种遭遇。北京青年诗会里的诗人,有很多就是这样被我逐步了解到的。
  虽然2015年冬天,我就已经知道北京有这么个诗会,但那时我在西安,对诗会的活动心向往之。记得当时沛师弟参加了在706青年空间举办的下午场诗歌朗诵活动,但是具体情况他没有跟我谈很多。后来从诗会的公号上陆续读到一些信息,当时并未在意,只是一直断断续续关注着进展。2016年我回到北京,4月23日下午,在706青年空间,第一次参加了昆鸟的诗歌研讨会。当时是跟沛师弟一起去的,后来振华师兄也去了。我听得很认真,有立刻找到了组织的感觉。去之前,我读到了陈家坪对昆鸟的一个访谈《把自己扔到可以看见的地方,并接受世界的审讯》。当时我觉得这篇访谈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对我都有指导意义。它们正在为我的灵魂塑形。在讨论会上,昆鸟记下朋友们的意见,并随时给予回应。他的敏锐,果断,犀利,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回家以后,我立马就买了他的新诗集《公司芬克斯》。他的修辞方式,充满了魔力。这种修辞就是他的思想,他的努力和结晶正在这些表达十分清晰的句子之中。“我就是这个人/把寂静的蚁卵  垒成尖塔”。这样的句子冲击力太强,我无法不一下子就记在脑海。昆鸟书写的许多农村经验,我都感同身受,许多句子里的东西历历在目。我一边是感到亲切,因为他有对那些旧事物的反思,有去追究造成它们产生的原因。我在微信里反复听过十几遍他朗诵的《肉联厂的云》(在donodo公号上),那真是一种奇妙的感受,真能听上瘾呢。比如这首诗的开头:
    我们出生时天还没有黑透
    胞衣堆成的晚霞让天空也显得拥挤了
    农业文明的最后一口气咽了很长时间
    我们就这样获得了仿古的童年
    如今村庄和田野仅仅留下了一种情绪
    像一种记忆的炎症,时不时就来一次
  我私下里还给许多朋友发过这个朗诵,这样的好东西,理应得到大家的珍惜和爱护。昆鸟诗中的那个人有一种强烈的“被遗弃感”,“边缘意识”,像一个“弃子”,对自己处于“角落”的位置和“落后”的地位十分敏感。正如他2006年底写下的《我固执地觉得》末尾:“而有史以来的梦想者又迟到了/有史以来的梦想者/都是让大地空等的人”。不仅如此,他对“虚无”的书写,似乎还有上瘾的症状。但那种上瘾背后,却流露着巨大的悲哀和无助。他从不自怜,我想他根本地反对这种东西。昆鸟诗中的“对抗性”和“否定性”,并不是强力地奋起直击,并不具有真正的破坏性力量,而其恰恰是具有一种非常柔弱的气质。这种近似于“自我迷恋”的病态气质,在诗人严彬那里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不过与严彬不同,昆鸟正是在与外界树敌对抗的同时立刻将斗争的矛头直指自己的内心,从向外急速转而向内,通过盘剥和虐杀自己的灵魂来获得一种创作的快感和动力。昆鸟在反对社会现实的同时,更深刻地检讨了自己。本质上,他仍然是通过反对社会现实来反对自己。他反对自己!他以个人之力,对抗全世界,但实际上他希望全世界都来对付他。正如上边提到的那个访谈的题目:把自己扔到可以看见的地方,并接受世界的审讯。有时我想,昆鸟在写作上是不是仍然是自恋的?将矛头对准自己,固然获得了“终生有效的道德免疫力”,但那同时削弱了斗争的力量和激情,并容易让自己陷入一种绝对的孤立无援的虚无境地。这种虚无如果说不是颓废的话,那它至少对自己也是有损伤的。诚然,陷入一种二元对立的写作模式中,难免拘促紧张,但昆鸟实在应该解放出来,走到阳光底下,去拥抱爱。而不是像在《给黑大春》的诗里说的:“可即使在正午,我都像个阴魂/就算头发在冥界里失火/我也会用怀疑冷飕飕地活着”。
  他经常在诗中把自己变成一个“赤裸生命”,一个一无所有的剥光一切的赤子。昆鸟是道德圣徒,他对写作的信仰,让他在心上树立了最严苛的写作标准。他的“圣徒”形象,也正体现在他时时处处苛责自己,贱斥自己,而不是旁人或别人。昆鸟的诗有时给人一种“使了点坏”的感觉,这有些像恶作剧,但实际上并不是,他只是在提醒读者他还有这样“坏”的一面。昆鸟在写作上的表现和在生活中的表现,迥然有别,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正如上面提到的,写作上的他极力呈现出一种柔弱的气质,像是被打败了一样,他的痛苦就是虚无本身,并以虚无的形态呈现出来。但生活中,他给人的印象是果断、决绝、强而有力的,是桀骜、叛逆的摇滚歌手形象。这种现象内部的张力,或者可以部分解释他的创作。
  张光昕指出,“王小波的多部作品皆能用《革命时期的爱情》这本小说的书名来概括,同理,昆鸟绝大多数诗作也大可被《劫数中的顽童》这一标题接管。《劫数中的顽童》中有两句:“我永是劫数中的顽童/敲着两块无用的铁”。如果说昆鸟是顽童,那一定是个悲哀的顽童。像老斯芬克斯那样彻底悲哀。玩着死亡的游戏,毫无快乐。“他的自杀是时间之内最坚决的求死”。在这样的诗句中,我读到的是彻骨的寒冷(尽管有火星),恒久的孤独,张开了网的虚无。
  昆鸟那首《写给女性的诗》作为他诗集的压轴之作,确实让人惊叹:
 
    四
    我对女人的爱,类似乡愁
    那是种闲散的情感,就像我故意地
    坐在阳光里,作已死状
    我的心也不动,我看到的一切,都在灌浆
    饱满如种子,携带我作为人的
    所有无明和根据
 
    哦,先验的忧愁,器质性的喜悦
    我的爱,像一只大瓠在混沌里漂浮
    在年月成熟之前,作为一种存在
    无用,然而圆满。她自己就是根蒂
    是花与果,是歌与歌唱
 
    让我安静地伏在一个女人胸前,接受剃度
    直到赤裸得像一株矿苗
    我一出声,就染上满山满水的孤单
    天地轻轻地摇啊,都快把我摇睡了
    已经能够梦见她们,都来到自己的节气里
    赤脚寻觅着一瓶香水
 
  歌德说,伟大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昆鸟在《诗人的爱情》一文中则提到:我曾经相信,每个诗人的灵魂中都居住着一个女人,诗人们充沛的情感就是这个女人赋予的,而这个女人也是诗人穷其一生去追求的神。从上面的诗节中可以看出昆鸟对女性的理解,不仅是“我对女人的爱,类似乡愁”这种具体的形而上情感,而且是“天地轻轻地摇啊,都快把我摇睡了”这种婴儿在永恒母亲怀里的体验。我不知道昆鸟是否有“恋母情结”,但他的确是在呼唤一种爱。女人对他来说就是家。就是故乡。“大瓠”这个意象让我想到庄子,昆鸟也的确很像庄子,冷峻,犀利,挫其锐,解其纷,让人在他面前始终有害怕被看穿的危险。
  最近,我又读到了他的诗歌批评文字,其中充满了真知灼见。他对朦胧诗以来的中国当代诗歌史了然于胸,并且有自己深刻的观察和看法。比如《灯芯及其光焰——有关海子和他的诗歌》、《朝失去抒情传统的时代溜溜嗓子》《语言中毒者——80后诗歌写作的一个案例》《关于接续朦胧诗传统的问题》等文章,极具穿透力,仿佛是洞彻时代内部黑暗的一双光明的眼睛。在点评黄圣的一首诗时,他这样写道:这里词语成了暴君,而且是光杆一个,领导着一大群乌有招摇过市。因为读到最后,读者连北在哪儿都找不着了,这就是语言僭越了诗。(《语言中毒者——80后诗歌写作的一个个案》)昆鸟的诗歌批评,有时直抵人心,并且经常以警句的形式拎出来:
  1“迎着墓地/肉体美丽”,而不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才是海子及其诗歌的真正底色。
  2他(海子)的诗歌正是一种面对新的社会图式时的预警与保护,一种剧烈的应激反应,这和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对现代文明的反动是一个道理。(《灯光及其光焰——有关海子和他的诗歌》)
    昆鸟的批评天赋,来源于他的大量阅读和思考,他的理解准确而深入,充满了深刻的洞察力,对于他所谈论的东西,看起来他总是十分熟悉,并且总是站在高处帮你纠正。他有哲学的背景,但几乎不使用学术术语,谈论起问题来让你感觉他非常通透,简直是个无底洞。直面问题,绝对求真,稳准狠地攻击着目标,听他发言就是在接受思想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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