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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但并不寂寞——怀念杨乐云先生  (阅289次)

高兴

                 一
 
二〇〇九年底,翻译家杨乐云以九十高龄告别人世。
 
正是最冷的时刻。她的离去显得有点仓促,甚至还有点窘迫,仿佛在一瞬间摧毁了所有的诗意,却在某种意义上呼应了一个文人的命运。
 
在拥挤、混乱的急诊室里,我听见先生用尽力气说出的话语:“回家,我要回家。”
 
先生要回家,回到她的屋子,安安静静地靠窗坐下。抬起头,就能看到两个外孙女的照片。或者把身边的几本书拥在胸口,代替呼吸。那些心爱的书,哪怕摸摸,也好。然后,闭上眼睛,顺其自然,听从死神的召唤……
 
对于病危中的先生,回家,已是奢望和梦想,已成为最后的精神浪漫。                                               
                  二
 
记忆,时间的见证,这唯一的通道,让我们再度回到过去。因了记忆,时间凝固,溶解,成为具象,化为一个个画面。
 
先生在不断地走来。
 
八十年代初,先生已在《世界文学》工作了二十多个年头,临近退休,开始物色接班人。当时,我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出于爱好,更出于青春的激情,课余大量阅读文学书籍。诗歌,小说,散文,中国的,外国的,什么都读。不时地,还尝试着写一些稚嫩的文字,算是个文学青年吧。在八十年代,不爱上文学,在我看来,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关于那个年代,我曾在《阅读·岁月·成长》一文中写道: 
 
八十年代真是金子般的年代:单纯,向上,自由,叛逆,充满激情,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那时,我们穿喇叭裤,听邓丽君,谈萨特和弗洛伊德,组织自行车郊游,用粮票换鸡蛋和花生米,看女排和内部电影,读新潮诗歌,推举我们自己的人民代表;那时,学校常能请到作家、诗人、翻译家和艺术家来做演讲。有一次,北岛来了,同几位诗人一道来的。礼堂座无虚席。对于我们,那可是重大事件。我们都很想听北岛说说诗歌。其他诗人都说了不少话,有的甚至说了太多的话,可就是北岛没说,几乎一句也没说,只是在掌声中登上台,瘦瘦的、文质彬彬的样子,招了招手,躬了躬身,以示致意和感谢。掌声久久不息。北岛坚持着他的沉默,并以这种沉默,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我们当时有点失望,后来才慢慢理解了他。诗人只用诗歌说话。北岛有资本这么做。
 
先生相信印象,更相信文字,在读过我的一些东西后,问我毕业后是否愿意到《世界文学》工作。我从小就在邻居家里见过《世界文学》。三十二开。书的样子。不同于其他刊物。有好看的木刻和插图。早就知道它的历史和传统。也明白它的文学地位。不少名作都是在这份杂志上首先读到的。我所景仰的诗人冯至和卞之琳都是《世界文学》的编委。于我,它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我当然愿意。
 
“你还是多考虑考虑。这将是一条清贫的道路。”先生建议,脸上露出严肃的神色。
 
当我最终表明我的态度后,我知道这是份郑重的承诺。
 
                   三
 
先生那时已年满六十,瘦弱,文静,有典雅的气质,说话总是慢慢的,轻轻的。一个和蔼的小老太太。退休前,所里要解决她的正高职称,她却淡然地说:“我都要退休了,要正高职称有什么用?还是给年轻人吧。”
 
先生安排我利用假期到《世界文学》实习,正好带带我,也让我感受一下编辑部的氛围。记得高莽先生初次见我,大声地说:“要想成名成利,就别来《世界文学》。”
 
那个年代,当编辑,就意味着为他人做嫁衣。先生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以至于,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挖掘选题,发掘并培育译者。先生做起编辑来,认真,较劲,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她常常会为了几句话,几个词,而把译者请来,或者亲自去找译者,对照原文,讨论,琢磨,推敲,反反复复。有时,一天得打无数个电话。那时,用的还是老式电话,号码需要一个一个转着拨。同事们看到,先生的手指都拨肿了,贴上胶布,还在继续拨。在编辑塞弗尔特的回忆录时,光是标题就颇费了先生一些功夫。起初,有人译成《世界这般美丽》。先生觉得太一般化了,还不到位。又有人建议译成《江山如此多娇》。先生觉得太中国化了,不像翻译作品。最后,先生同高莽等人经过长时间酝酿,才将标题定为《世界美如斯》。为几句话几个词而费尽心血,这样的编辑,如今,不多见了。
 
先生选材又极其严格,决不滥竽充数。每每遭遇优秀的作品,总会激动,眼睛发亮,说话声都洋溢着热情:“好极了!真是好极了!”随后,就叮嘱我快去读,一定要细细读。读作品,很重要,能培育文学感觉。先生坚持认为。在她心目中,作品是高于一切的。有一阵子,文坛流行脱离文本空谈理论的风气。对此,先生不以为然。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这样呢?她不解地说。
 
“读到一个好作品,比什么都开心。呵呵。”这句话,我多次听先生说过。
 
                 四
 
这一辈子,太多的荒废,太多的消耗,什么事也做不了。先生常常感慨。
 
我能理解先生内心的苦楚。先生这一代人,从事东欧文学,总是生不逢时。五十年代,刚刚能做些事情,中国和东欧关系恶化,陷入僵局。不少东欧文学学者还没来得及施展自己的才华,便坐起了冷板凳,而且一坐就是几十年。之后又是“文化大革命”。清查。大批判。下干校。折腾来,折腾去,政治总是高于一切,专业则被丢弃在一旁。到了七十年代末,国家开始走上正轨时,他们大多已人过中年,临近退休。到了八十年代末,一切正要展开时,又遇上了东欧剧变。东欧剧变后,困境再度降临:学术交流机会锐减,资料交换机制中断。看不到报刊,看不到图书,看不到必要的资料,又没有出访机会,这对于文学研究和翻译,几乎是致命的打击。这种局面持续了好几年,到后来才逐渐得到改观。而此时,不少人已进入老年。先生他们走的是一条异常艰难而残酷的人生道路。
 
我也能理解先生退休之后近乎拼命的劳作了。就是想做点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喜欢,没错,就是喜欢。先生不会说热爱,也不会说敬畏,而是说喜欢。热爱和敬畏,对于她来说,太浓烈了,也太严重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昆德拉在中国迅速走红。一股名副其实的“昆德拉热”也随之出现。这显然已是种值得研究的现象。最初,有人将昆德拉小说划入“伤痕文学”。也有人将他的小说定位成“抗议小说”。还有人笼统地将他的小说归为“政治小说”。这时,先生觉得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她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他开始为世界所瞩目》一文,以冷静、客观的笔调、专业的知识背景介绍了昆德拉和昆德拉小说。先生指出昆德拉的思想特点是失望和怀疑,而他的小说的重要主题就是展示人类生活的悲惨性和荒谬性。“昆德拉把世界看成罗网,小说家的作用就是对陷入罗网的人类生活进行调查。因此,怀疑和背叛一切传统价值,展示罗网中人类生活的悲惨性和荒谬性,就成了昆德拉小说的重要主题。”这就一下子抓住了昆德拉小说的实质,找到了恰当的路径,对于深入研究昆德拉至关重要。在“昆德拉热”刚刚掀起,人们的阅读还带有各种盲目性的时刻,这篇论文,以及先生后来发表在《世界文学》上的文章《“一只价值论的牛虻”》,起到了一种引领作用。
 
                 五
 
我知道,先生更喜欢赫拉巴尔。“赫拉巴尔才是真正有捷克味儿的捷克作家,才能真正代表捷克文学,”她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我趁机鼓动先生:“那我们就来介绍赫拉巴尔吧。”先生欣然同意。
 
于是,我们便读到了《过于喧嚣的孤独》。
 
说到赫拉巴尔,我总会想到哈谢克。在我心目中,他们都是十分亲切的形象。赫拉巴尔也确实受到过哈谢克的影响。但他比哈谢克更精致,更深沉,语言上也更独特和讲究。《过于喧嚣的孤独》,在我看来,是他最有代表性的小说,篇幅不长,译成中文也就八万多字。小说讲述了一位废纸打包工的故事。一个爱书的人却不得不每天将大量的书当作废纸处理。这已不仅仅是书的命运了,而是整个民族的命运。我们同样遭遇过这样的命运。小说通篇都是主人公的对白,绵长,密集,却能扣人心弦,语言鲜活,时常闪烁着一些动人的细节,整体上又有一股异常忧伤的气息。因此,我称这部小说为“一首忧伤的叙事曲”。这种忧伤的气息,甚至让读者忘记了作者的存在,忘记了任何文学手法和技巧之类的东西。这是文学的美妙境界。
 
这是赫拉巴尔的魅力。也是先生的魅力。文学翻译,一定要注意韵味,注意传达字里行间的气息。外语要好,汉语更要好。还要有阅读基础,知识基础,和天生的艺术敏感。我和先生谈到文学翻译时,都有这样的共识。但我知道,要真正做到这点,实在太难了。先生做到了。这得益于她的文学修养和外语水平。先生小时候身体不太好,还在家歇过两年病假。歇病假的时间,她全用来读书了。读各种各样的书。读书的爱好陪伴了她的一生。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亨利·詹姆斯的经历。
 
              六
 
近乎奇迹,先生竟然在耄耋之年翻译起《世界美如斯》,不管能否出版。那是本厚重的书,五百多页。仿佛一生的积累都在等待这一时刻的迸发。
 
《世界美如斯》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回忆录。在谈及写作此书的动因时,塞弗尔特坦言,那是一种心灵的需要:“和大家一样,我后面也拖着一根长长的绳索,上面挂着形形色色的影子。它们有的在微笑,有的在骂我,还有的羞愧地默然不语。有些我恨不得把它们踢进忘却的深渊,有些我又深愿搂在我的心头。但是所有的影子都紧紧地黏在一起,无法将它们扯开。”但是,他又不愿去写回忆录:“我家里没有片纸只字的记录和数字资料。写这样的回忆录我也缺乏耐心。因而剩下的便惟有回忆。还有微笑!”于是,片段和瞬间,那些记忆中最生动最牢固的片段和瞬间,便成为此书的角度。典型的诗人的角度。不是回忆录,却像回忆集,或散文集。一篇篇,短小精致,独立成章,也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你可以从任何地方读起,你也可以在任何地方停下。
 
这一篇篇文字,表面上显得随意、散漫,实质却几乎是整个一生的浓缩。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说,声音轻轻的,那么平静,那么温和,平静和温和中泄露出了无限的诗意和细腻的情感。
 
我深知,这本书特别符合先生的心境和口味。仿佛一位老人在悉心倾听另一位老人的讲述。真正的心心相印。每译好一篇,先生都像是享受了一道美味。这本书太厚了,先生独自肯定译不完,于是她又请上杨学新和陈蕴宁两位帮忙。最终,他们将此书的主要篇章都译出来了。
 
翻译告一段落后,先生将译稿交给了我。“你先读读吧,”她要我分享她的成果。我精选出一部分,在《世界文学》上发表,同时帮着联系出版社。九十年代,不少出版社热衷于出小说,对散文和回忆录不感兴趣。很长一段时间,它没有遇到呼应的目光和气候。译稿起码转了三四家出版社。直到二〇〇六年,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真是书籍自有书籍的命运。
 
               七
 
此刻,我手中就捧着这本书,在湖边走。风,从湖面吹来。零星的雪,在空中飘舞,点点滴滴,隐隐约约,宛若记忆的变奏,又好似天上的消息。
 
分明又看到先生了,正站在窗前,倾听和凝望。她一生似乎都在倾听和凝望。总有一些声音,总有一些情景,会把她迷住,激发起她的童心。比如,这微微闪烁的雪片。
 
“雪片也有它的野心,想覆盖住世上的一切。可世上的一切能覆盖得住吗?呵呵。”先生的声音里有着一丝顽皮。
 
是幻觉吗?
 
在湖边走,迎着冰冷的风。这是温暖的需要。走走,走走,就暖和了。冷,最能让你贴近温暖。这也是记忆的需要。还有怀念。
 
先生就常常建议我多走路。多走路,有益于健康,而且,一边走,还可以一边思想。先生说。
 
一边走,一边思想。这句话,让我想起了芒克的短诗:
 
漂亮
健康
会思想
 
漂亮,健康,会思想,这是芒克为自己二十三岁生日写下的诗。一边走,一边思想,这是先生在八十八岁那年反复对我说的话。健康和思想并行,健康和思想紧紧连接在一道,是件美好的事。
 
有段时间,先生每天都会到紫竹院走走。一边走,一边思想。那段日子,先生正在翻译《世界美如斯》。一些句子,正是先生一边走,一边琢磨出来的。“那时,紫竹院也安静。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些句子就跳出来了。呵呵。” 
 
那是一个美丽的五月的黄昏。其他黄昏根本不应该存在。坎帕岛的丁香花成串儿挂在河水上。水面上撒满了夕阳留下的色彩缤纷的小蝴蝶结,河水惬意地伸着懒腰,恰似一个妩媚的女人。水坝的梳子梳理着流水。
 
一边走,一边琢磨着这样的句子,我能想象先生的快乐。诗意的行走,快乐的漫步,思想照亮路边的景致。
 
可后来,在紫竹院变成免费公园后,先生就不去那里走路了。那里已没有起码的安静。安静,对于思想,很重要。
 
而我还有我的龙潭湖。因为冷,湖边几乎没人。多么的安静。安静中,我真切地听到了先生在说:一边走,一边思想。
 
仿佛湖边的私语,让冻结的水面泛出光泽。
 
               八
 
先生曾在一份自传中检讨自己不够进步,不够关心政治。母亲的影响,让她从小就喜欢上了文学。先生曾走过许多地方,先是读书,后来又教书。无论走到哪里,总离不开文学。
 
亲近文学,从逻辑上来说,也就是在关心政治,只是表达方式不同。没有口号,没有空洞的姿势,远离热闹和流行,静静地读书,写字,这既是先生的选择,也是阅历的选择。这种选择里有着洞穿,有着清醒,有着智慧,有着发自内心的对人生和人性的关注。亲近文学,怎么会没有热情?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她的善良,她对同事和亲友的关心,她对文学的恒久不变的喜欢。我们又如何解释她完全是凭个人兴趣,利用工作之余,硬是学会了捷克语。喜欢,就是喜欢。先生总这么说。而喜欢,实际上,就是最大的热情。
 
汶川地震时,先生特意打来电话,叮嘱我替她捐款。看着电视上的画面,真难受,她轻轻说道。
 
宁静,思想,内心的需求,先生把这些看得太重,因此,才显得那么冷静,低调,谦逊,富有理性,不太愿意表达。进入晚年后,她更是拒绝空泛和宏大。有功夫听那些大话,还不如读一本书,还不如来谈谈文学呢。她表面柔弱,骨子里却十分倔强。
 
我常常想:先生那一代文人身上总有某种闪光的东西,吸引着我们。究竟是什么呢?是童心。是人品。是对精神生活的看重和追求。他们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
 
“既然长生不可求,那就让我们在身后留下一些什么吧,用以证明我们曾经生活过。”先生翻译的这句话,正是先生想说而没有说的。
 
              九
 
过于喧嚣的世界。 过于喧嚣的孤独。
 
孤独,一旦吸入光和热,便会散发出巨大的能量。于是,孤独,成为先生最大的资本,最大的光荣,最大的骄傲。
 
读书,写字,这样的生活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充实。先生总是说。先生长期独自生活,孤独,但从不寂寞。
 
 “我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读而是把美丽的词句含在嘴巴里,嘬糖果似的嘬着,品烈酒似的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直到那词句像酒精一样溶解在我的身体里,不仅渗透我的大脑和心灵,而且在我的血管中奔腾,冲击到我每根血管的末梢。”
 
是赫拉巴尔在说,也是先生在说。读书,要调动心灵,冲击血管。这才是读书。这样读书,能让孤独变成糖果,变成酒。哪里还会寂寞。喧嚣依然,孤独却放出光芒。
 
于是,我更懂得先生了。耄耋之年,还在啃着书本,还在译塞弗尔特,译霍朗,译聂鲁达,译赫拉巴尔。她是在走近一个个心灵,是在走近一个个老朋友。这个世界,许多文人其实是很自我的,很冷漠的;许多文人之间其实是很相轻的。可他们不。他们都很孤独。孤独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团结在文字的世界里,让他们惺惺相惜,让他们相互敬重。孤独,是他们之间的暗语,是他们之间的通行证。这个世界,恐怕也只能在文字的世界里找到一点纯粹了。这是孤独孕育的纯粹。
 
创作需要孤独。创作本质上就是孤独的。在创作中,孤独能成就独特,它甚至就是独特的代名词。孤独深处,思想和想象之花怒放。文学翻译,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是一种创作,有时,还是更为艰难的创作。
 
每个字背后都有可能是厚重的孤独。
 
孤独,让喧嚣沉寂,让时间闪烁。孤独,真好!当我们享受着艺术之美时,我们最应该感激的恰恰是孤独。
 
世上的一切都是可以看淡的。世上的一切都是可以舍弃的。但我们要紧紧地抱住孤独。
 
水在流淌。孤独在流淌。先生译的霍朗的诗句在流淌: 
 
我两手空空,一个拿不出献礼的人
便只有歌唱……
 
               十
 
谁又能相信呢?这位翻译出《过于喧嚣的孤独》、《世界美如斯》、《早春的私语》等捷克文学作品的老人,只在晚年去过一趟捷克,仅仅逗留了两个星期。但她却那么熟悉那片土地,喜爱那片土地,仿佛去过了无数回。她真的是去过了无数回,借助文学的魔力。
 
先生是在文字中漫游,是在用文字歌唱,用孤独的光歌唱。我们听到了。
 
我们还听到了先生发出的邀请:“等到暖和的时候,我们再来聚聚,谈谈文学。”
 
每年,先生都会发出这样的邀请。每逢节日,先生都喜欢把书当作礼物送给朋友和学生。我们还在等着呢。
 
这一回,她不能守约了。也许,另一个世界同样需要她的歌唱。

  (编辑:李以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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