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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涩的意味——对一种诗歌倾向的判断 (阅455次)

叶橹

  当下中国诗歌创作现象的异彩纷呈,为各种具有不同阅读兴趣的读者,提供了多层次选择的可能性。人们不能不注意到,在各具独特艺术品味和追求的诗歌创作中,所谓的“艰涩化”倾向正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
  
  对于诗歌的“艰涩化”,历来大抵都是被作为一种负面现象而加以评价的。但是奇怪的是,尽管负面评价不断,而在诗歌创作中的这种现象和追求,却从来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这种对“艰涩化”的追求,或许隐藏着人类艺术思维中的一些奥秘。
  
  其实,具有艰涩内涵的诗,可以说也是源远流长的。从《诗经》中那些涉及祭祀和巫术的诗,我们已经读出了若干人类精神上的困惑和迷惘的意味。写过《离骚》和《天问》的屈原,不也同样呈现出他对现实和宇宙的不解和疑问吗?所以,我们不妨从人类在精神探索和追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困惑和迷惘而试图予以诗性的表现和表达这种角度,对“艰涩化”的诗歌创作现象给以评析和探究,也许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它会生生不息的缘由。
  
  首先我想说的是,“艰涩化”作为一种诗歌创作现象,我们必须给它一个恰当的定位。它虽然是诗歌创作中无法回避的现象,但又不适合大力提倡的主张。事实上,它只是生态学意义上的“物竞天择”过程中难以拒绝的自然生长的现象。虽然它不会在众多的诗人身上呈现,但它必定会选择一些适合并具备这种生长基因条件的诗人来体现其独特的魅力。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总会有一些艰涩之诗能够成为经典,有若干被称为“诗鬼”和“诗怪”的诗人被后人屡屡提及的根本原因。
  
  人们都知道,一些后来成为经典的诗篇,在它们问世之初常常是在质询或责骂之声中艰难生存的。艾略特的《荒原》被斥为“疯人院里的呓语”,就是非常典型的个案。至于我国的诗歌发展史,也同样存在着对一些表现异端的诗人加以贬斥的现象。如果我们不是就个别现象而是从一个时代的诗风来考察的话,那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唐诗与宋诗所呈现的不同风貌了。钱钟书在《谈艺录》里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钱钟书的判断只能是一种大体类别的区分,不过他所指出的宋诗的“筋骨思理”的特点,却大致说出了诗歌创作中的“艰涩化”现象产生的根源。
  
  所谓的“筋骨思理”,体现的是一种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诗从唐代的“丰神情韵”转而成宋代的“筋骨思理”,自有其内在外在的机制,不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想是因为诗人的内心感受和思维方式有所不同。重视“筋骨思理”的内心感受和思维方式,必然会引导诗人关注那些具有较为复杂的社会内涵的现象,并且会对此作出一些哲理性的思考和回答。宋诗之所以被诟病为“味同嚼蜡”,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偏见所致。
  
  诗人的内心感受和思维方式以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姿态呈现在他的诗歌形式中,虽然主要取决于诗人自身的个性和人格,但同他所面对的社会现实环境却是密切联系的。盛世多意气风发之作,衰国则靡靡之音风行,这大概是难以回避的一个规律。回到“艰涩化”的问题上来,同样可以窥视其生成的内因和外因。首先当然是基于诗人主观的艺术个性和追求所使然,可是同诗人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的促成也是大有关系的。诗人的生活处在顺境与逆境的不同境况,往往决定了他的诗的内涵和取向。以穆旦为例,他早年的那些诗,同他在“文革”后期写的那些诗相比,“艰涩化”的倾向显然在增强,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
  
  虽然对于每一个具体的诗人而言,形成其创作的内在肌理都是千差万别的。但是对于诗歌创作中的“艰涩化”倾向,作为一种总的趋势,似乎存在日益增强的一种走向。对于这种倾向,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人类的思维方式的总体走向。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在自身的存在环境中,面临日益复杂多变的处境,困惑日增而思考不断,在求解与不解中彳亍前行。当年屈原所发出的伟大“天问”,如今有一些已经被现代科学所解释和回答,但是更多的“天问”正在不断被发出。人类正是在这种不解与求解的过程中,在迷惘与醒悟的交替轮换中,呈现其思维状态的万般复杂曲折的“显像”。由此而带来的文学表达上的阻滞和探求,必然会产生艰涩的形态。所以许多哲学家的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大多是艰涩而难以顺畅阅读的。诗人不同于哲学家,但具有哲学家的气质,哲学家的深邃哲理思考,在诗人身上体现为极度敏锐的诗性直觉。当这种诗性直觉被转化成诗的意象和想象时,当这种诗性直觉被呈现为一些类似梦呓的语言表达时,有时候连诗人自身也难以自控和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艰涩,或许需要人们以宽容之心假以时日等待,历史最终会给以回答。是黄金终将发光,是粪土必遭唾弃,这是任何以艰涩之面目出现的诗篇难以回避的结局。
  
  五四以后才得以发扬光大的新诗,在胡适们最初提倡的“白话诗”时,是几乎要被维护传统的国学派的唾沫所淹没的。胡适虽说倡导新诗功不可没,但他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的主张却一种误导。所以后来那些“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的诗大抵都遭唾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会有李金发的出现并受到追捧。自李金发而废名、卞之琳,以及其后的“九叶派”,或许可以算是新诗发展历程中表现出“艰涩化”倾向的一条脉络。不过这一条所谓的“艰涩化”脉络,只不过是相对于那种大白话式的诗而言的。1980年代关于“令人气闷的朦胧诗”的讨论,把懂与不懂当成一个核心问题来讨论,充分体现了我们对诗的认识和理解还停留在一个多么低级的平台上。所幸的是,这一次终于让朦胧诗获得了认可,也算是历史的进步罢。
  
  回顾新诗历史上的一些或大或小的争论,凡是涉及“艰涩难懂”的诗,总是以受批判而告终的。可是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反而是那些所谓“艰涩难懂”的诗更具艺术生命力,这或许是一些人不愿意承认的。其实,有一些所谓难懂的诗,并不一定就是“不懂”,而是人们在阅读时的进入方式和理解角度的不同。像卡之琳的《断章》,就语言表达方式而言,根本不存在懂与不懂的问题,而有关它的争论和解读,反而扩大了人们的审美空间,这不是极大的好事吗?
  
  或许是历史的进步,也或许是因为人们经历了太多事件而逐渐习惯于以较为平和宽容的心境来对待诗歌创作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诗坛在所谓“边缘化”的处境中,反而形成了较为宽松的环境。一方面是大量的被一些人斥为语言垃圾的“口语诗”的涌现,另一方面则是“艰涩化”的诗风日渐扩展,相当一部分诗让一般读者难以进入。对这种现象,显然不能用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来评价。如果简单地用懂与不懂的标准来判断的话,以我看来,有一些看似好懂的“口语诗”未必真正好懂,而另一些“艰涩难懂”的诗,其所表达的思想内涵,其实是通俗易懂的。这种判断,我想对真正熟知诗坛现状的人,是不难理解的。
  
  问题也许还在于,在面对某些所谓艰涩之风日盛的诗歌创作现象进行判断时,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
  
  作为读者,我想我们首先应该以宽容平和的心情给以理解。应该承认,读者的审美层次和阅读兴趣是存在世大差异的。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莎士比亚”,那是说的众多人眼中的同一对象,而我们现在面对的都是众多的对象,所以不存在任何强迫性阅读,任何读者都可以在众多的诗人中选择那些他喜欢的和能读懂的诗来阅读欣赏,而对自己认为读不懂和无法进入的诗加以回避。说到底,诗歌并不是什么经国济世之伟业,也不是任何实用的工具或票据。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阅读它,欣赏它,不过是贻养性情和陶冶品格的一种精神活动而已,说得再高级一点,也可以说是加深对人生和社会的认识,感悟生命存在的本真罢。所以不必为一些读不懂的诗而大动肝火,反而有伤身体,违背了艺术审美的初衷。
  
  对于诗歌写作者而言,我想也是存在多层次的追求和各具特色的趣味的。一个诗人选择了走艰涩之路的诗风,本身就意味是步入风险之途。但是他既然作了这样的选择,必定是有其自身的主观原因的。
  
  艾略特说过,他希望自己的诗被一个人读一千遍而不是被一千个人只读一遍,这种说法也许有点极端,但的确表明了他自己对诗的一种坚执的态度。在我国,一般的诗人都希望自己的知名度越高越好,希望有更多的人读自己的诗,哪怕只读一遍,而并不希望自己被少数慧眼识珠的人所赏识。所以我对当今中国诗坛上有一些一意孤行地写那些相对艰涩而不为一般读者所欢迎的诗人,在内心里是非常尊重的。尽管有一些诗我也无法进入,但我觉得既然这些诗人这样坚执地写着,他一定是有自己的理由和思考的。我能够感觉到有些诗人是出于对“语言的囚笼”的反感而试图寻找一种精神上的突破。在我们这个社会,“语言的囚笼”势力之强大,已经迫使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精神上被囚禁成为某种语言模式的“克隆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有时候看电视银屏上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和“文盲老大妈”所发表的言论,其水平基本是一致的,不知道是这些知识分子水平太低,还是那些文盲大妈们水平太高。当一个社会的人们都普遍地使用同一种语言模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时,冷漠,虚伪,言不由衷,怎么会不大行其道呢?而诗人正是这种行为模式和语言表达方式的天敌,所以有一些诗人试图以“陌生化”的语言来挑战“语言的囚笼”的禁锢,不妨可以视之为在语言荒漠中奔突求生的勇者吧。也许他最终未必能冲出这片荒漠,但是未来的语言绿洲会吸取他们的精神养料。
  
  写了上面这些话,我希望不要被理解为是在执意鼓吹“艰涩化”。就我个人的读诗兴趣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含蓄而流畅的诗,对那些艰涩的诗,我常常怀着忐忑的心情加以偷窥,或有所得而沾沾自喜,往往是在感叹中空手而返。不过我并不因此而咒骂作者,因为人的智商和情商是存在着差异的。读不懂一些诗,并不意味着就是低能儿,或许正是这些差异里呈现着人类在个性兴趣的不同中各自的精神风貌。没有了这种精神风貌的不同,还存在什么精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呢?
  
  诗人不仅是精神财富的拥有者,同时也是对语言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极为喜爱极度敏感的人。所以在诗人的创作中常常会产生一些被称之为“诗眼”的词语,而这些词语,在它们出现之初,就是一种“陌生化”的存在。一旦这种“陌生化”获得共识,它甚至成为一种“经典”,这样的“诗眼”词语,在我们的古典诗词中已经屡屡得到印证。所以我们不要对诗人们的某些“陌生化”的语言方式心存反感,而应当认真研究悉心体察,或许在某些陌生而艰涩的语言方式中,会挖掘到语言的金矿。
  
  语言在社会发展中丰富,诗语在探求中出新,这是事实,也是规律。特定的社会环境产生特定的语言方式,而特定的语言方式又呈现特定的“语境”。这种“语境”,甚至让人从中窥视到某些深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随便举两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的诗句如果现出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与其在悬崖上苦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膀上痛哭一晚”,这样的“爱情观”会出现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政治环境中吗?所以语言的敏感性和尖锐性,常常会成为一种“社会晴雨表”而呈现出社会风貌的变化。同时,正是社会风貌的变化,促成了一些语言方式的形成。
  
  回到“艰涩化”的话题上来,我们不妨反问或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艰涩化”的现象?难道这仅仅是一些诗人的“语言恶作剧”?当年人们在为“令人气闷的朦胧诗”而争论不休时,表面上是懂与不懂之争,其实是两种诗歌观念的较量。如今面对“艰涩化”日盛的现象,我们似乎应该冷静地观察和判断在这种现象中隐藏着的种种玄机,而不是简单地用“贵族化”和“脱离群众”来加以指责。从根本上说,对于诗的艰涩所蕴藏的意味,应当从诗人的生存处境来加以探究。对于一些深层次的有关人的生存处境的思考,常常会为一般人所忽略,甚至是一些人根本进入不了的境界。所以在面对一首呈现着艰涩意味的诗时,还是应当以宽容耐心的态度对待,不必匆匆下结论。经过时间的淘洗,一些所谓艰涩的诗,自然会显露其真实面目。
  
  诚然,我们自然应当防止那种把诗写成哲学的倾向。诗不可能承担哲学诠释的任务。另一方面也会有一些所谓“装神弄鬼”的人,故意把一些莫名其妙的词语,概念和玄学,堆砌成所谓的诗行,用以愚弄别人。这些人其实没有什么文化底蕴,明眼人一看即知其底细,是无法造成影响的。
  
  我始终相信,以平和淡定、耐心细致的科学态度对待诗的艰涩现象,探讨和研究其中所蕴藏的诗性意味,从而真正在诗的百花园中培养出独具魅力的艰涩之花。
  
                                       (编辑:李以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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