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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兴观群怨:度量现代诗歌的四把尺子 (阅664次)

黄维盈

 
  吉狄马加先生在《中国新诗百年志》总序指出:“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新诗从引进、培育到大面积繁殖和生长,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发展速度和长足的进步,有目共睹。熟悉中国诗歌发展史的人都知道,中国新诗差不多与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同步进行,但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代表性诗人和重要诗作出现。时至今日,新诗已经成了我们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我认为这段论述是非常中肯的。特别是近二十年,新诗进入了空前的活跃期。新诗的创作手法和思辨伦理,也进入了“百花齐放”的时代。自媒体(包括博客、微博、微信、百度官方贴吧和论坛/BBS等网络社区)上潜在的优秀之作,令人不容小觑。还有数不清的官办民办的诗歌奖项评选出来的诗作,涌现出不少优秀作品。现代诗人完全有理由“笑纳”实事求是的利我评价。
  新诗的成就这里按下不表。本文着重谈谈新诗面临的一些问题。针对当前诗歌存在的一些浮夸虚玄、思想贫乏、积非成是、话语衰败等各种弊端,有识之士纷纷撰文,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谢冕先生的《我们今天的诗人缺少什么?》、唐晓渡先生的《中国诗人最大的问题是思想性比较弱》、杨匡汉先生的《好诗要有更高的标杆》和王士强先生的《当今诗歌写作批判》等等,确实鞭辟入里,切中肯綮。
  翻开报刊,你会发现,许多新鲜出炉的诗作,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形式大于内容,修辞重于思想。一首诗读下来,感官被一堆文字游戏愉悦,掩卷却难长思,什么也记不起。如果把诗歌比作一棵树,那么现代诗歌最大的问题就是“主干模糊、枝叶茂盛”,俨然在一棵塑料树上扎花。看上去姹紫嫣红,花团锦簇,其实根基并不牢靠。一些诗作,纯粹靠拼修辞,靠标新立异,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当作思想深度,像孔乙己炫耀“茴”字写法一样炫技,理直气壮地买椟还珠。因此,北岛在第一届中坤国际诗歌奖的获奖感言中认为,“四十年后的今天,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由于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这甚至比四十年前的危机更可怕。”
  所以有一些人,一提诗坛就愤世嫉俗,好像天下乌鸦一般黑,洪洞县里无好人。我不认同此种态度。当下诗坛的主流无疑是好的,网上网下“共长天一色”,官刊与民刊齐飞,达到高原高度的作品层出不穷。新诗和读者的距离,与生活的距离,这几年确实有所缩短,一些接地气的作品,确实越来越多。诗坛生态在不断回暧和回绿。余秀华能走红,说明无名诗人如果写得好,还是有机会冒出来,成名成家。你硬说某个编辑会去“潜规则”一个其貌不扬的大龄脑瘫农妇,打死我也不信。请问:余秀华有什么本钱去“潜规则”啊?
  所以,诗坛的问题,关键还是对诗歌的认知问题,共识问题,着力点问题。大家都想写出更多的好诗,就是不知道在怎么地方用力。有的人写了大半辈子诗,却信誓旦旦说诗歌的好坏没有标准。表面看来,诗歌确实没有具体的评判标准,事实上诗歌还是有评判标准的,只是不能像开中药铺一样,ABCD一一罗列出来罢了。诗歌的标准就像美女的标准,一个女人美不美,我们能够根据常识作出自己的判断。若有人把金星女士看成是一流美女,审美眼光肯定与公认标准有距离。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诗是“素饺”为主,那么,近一、二十年的诗就是“肉饺”为主,营养成份普遍有了提高。可是,新诗整体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之后,步子却逐渐慢下来。尤其是一些功成名就的诗人,慢慢丧失了诗人舍我其谁的底气和豪气,没能成为影响一代诗风的强大引擎,而是失去了定力,盲目跟风,甚至被诗坛新秀牵着鼻子走,被不良的风气牵着鼻子走。
  毋庸讳言,现在诗坛的情况是“僧多粥少”,即诗人多,刊物少。随着网络兴起,虽然网上发表的诗也不少,但网络诗歌不管是什么级别的网站,并没有纳入各级政府部门的奖励机制,在网络发表的作品,得不到政府部门的认可,和文学利益挂不上钩。网络诗歌自娱自乐的属性比较强。除了国家级的诗歌网站,作者之外的读者为数不多,所以,众多诗人都想方设法争抢官办刊物和大型诗歌民刊的版面。有的著名诗人,为了赶时髦,保住自己已有的一亩三分地,不惜放下身段向新锐诗人看齐,挖空心思去模仿,去“超越”,生怕落伍掉队。诗越写越离谱,诗歌创作成了变本加厉的语言技巧秀。一首诗读下来,根本不知道诗人到底要表达什么。为了强化所谓的“深度”,写诗成了猜谜,好像谁转弯抹角的水平高,越难读懂,谁的水平就高。有的诗明摆着是故弄玄虚,生搬硬套,大家心知肚明,不是去揭穿,而是心照不宣地去争相效仿,想方设法分报刊版面一杯羹。
  诗人要看编辑的脸色行事,以编辑的喜好为创作“风向标”。这是诗人短视的表现。诗人的格局小,注定诗歌的气象小。缺乏虚怀若谷的人格魅力,缺乏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时时趋利避害,事事锱铢必较,大诗的气象是出不来的。
  前面说过,好诗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并不意味着没有标准。只有颜值偏低的女人,才会鼓吹“美女没有标准”。
  什么是好诗?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诗言志,落实到兴、观、群、怨。拿四把尺子一量,诗歌的优劣自然一清二楚。因此,重温兴、观、群、怨,必须提到议事日程。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孔子说:“同学们怎么不学《诗经》呢?《诗经》可以激抒发情志,可以观察社会与自然,可以结交朋友,可以讽谏怨刺不平之事。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你看,诗歌就是这么一个平常的东西,堪称孔子版本的“三贴近”,决不是几个诗人关起门来搞的“小众”。
  所谓的“兴”,就是抒发情志。赋、比、兴是诗经的主要三种表现手法,是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排比、比喻和象征。广义的兴,就是以情寓象,打造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新诗的表现手法,可以说是不断推陈出新,比古典诗歌更加丰富多彩,诸如双关、歧义、映衬、移就、通感、层递、拈连、仿词、错综、兼用、借代、比拟、反讽、反语、顶针、摹状、象形(图画诗)等等,单是比喻,就可以分为明喻、喑喻、借喻、反喻、譬喻、饰喻、等十二个小类。然而,诗的意境是物与我、情与景、虚与实的有机交融,是诗的艺术构思和艺术创作过程的结果。也就是说,无论怎样高明的表现手法,都要为诗歌的中心思想服务。当下的许多新诗,物与我经常脱节,情与景各行其是,虚与实模糊不清。有的诗人常常会被一个巧妙的比喻而沾沾自喜,并自诩为“神来之笔”而奉若神明,奉为圭臬。对一首诗评价,怎么能停留在表现手法的好坏上,而忽略其思想深度呢?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去技巧才是最高的技巧。新诗创作,不仅要不断丰富表现手法,更要有广博的悲悯情怀,关注公平正义和边缘底层的诉求,讴歌正能量。“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两驾马车要齐头并进,三观不正的诗人,会把身边的鸡毛蒜皮看成是天地宇宙,对与己无关的大江大河却视之如仇雠。没有大视野,哪有大手笔?没有大境界,哪有大作品?过去崇尚“大狗叫”,不许“小狗叫”;现在是“小狗叫”的天下,“大狗叫”基本上没有了市场。躲避崇高,从来没有躲得像今天这样彻底。只有“小桥流水”,没有“大江东去”,这样的诗风肯定是不正常的。泱泱大国只有怨天尤人的李清照,只有晓风残月的柳永,没有李白、苏轼,哪里还会有什么唐诗宋词的大气象。现代新诗之所以缺乏黄钟大吕,有高原无高峰,无疑与诗人的的格局有关。重表现手法,轻思想构建,这是当下诗坛的通病。若不反躬自省,改弦更张,大诗意写作就是一句空话。
  所谓的“观”,就是观察社会和自然。新诗创作表面热闹,景象繁荣,其实诗人发出的声音老百姓根本听不到,诗人的影响和形象不断地自我窄化和矮化。正如杨匡汉先生所说:“现在一些诗歌‘及物’时犯了一种通病:小情小爱,小打小闹,小私小我,小花小草,口语狂欢,絮絮叨叨,不着边际,过度的小事化、泡沫化、琐碎化。表面上热热闹闹众声喧哗,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无声的诗歌。也就是说,诗人还没有用良知去有力地回答这个时代有什么重大问题。” 当代诗人的思想之所以贫乏,就是因为习惯闭门造车,不注重知识储备和更新,漠视常识,远离大众,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拉帮结派,热衷于小圈子的“吹拉弹唱”。有些诗人的心理,甚至比贪官污吏还要阴暗肮脏,鄙陋卑劣,写出来的作品何以打动人,激励人?观察社会的能力不够,写出来的东西就会扭曲变形,无论批判、反思,还是反映、关怀,无法准确描摹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甚至会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诗人的素质比贪官污吏的素质还要低劣,话语权一点点丧失。 三十年过去了,一批批诗人出现,影响力却远没有北岛、舒婷那一代广泛。正如谢冕老先生所说:“很多诗人自我感觉非常好,觉得自己太了不起,我是开天辟地的,其实不是那回事,他们缺乏思想内涵,缺乏境界,缺乏怀抱,缺乏胸襟,缺乏唐人的趣味。” 
  所谓的“群”,就是结交朋友,集思广益。我觉得,王士强先生指出的“小圈子化、伪学院化、反道德化、泛口语化”,正是造成中国诗人思想贫乏、缺乏更高标杆的重要原因。
  小圈子化,不同的诗歌流派是靠作品的风格和实力支撑起来的。搞五湖四海的小圈子可以形成合力,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则任何批评文字都会显得乏力。你一批评,这些人就会紧紧抱团,对批评者群起而攻之,让对方望而生畏。出现此种情况,一方面是利益使然;另一方面,还是要回到诗歌评判标准问题。这些人总以为自己流派写的诗写得比其它流派好,技高一着,具有超然的心理优势,所以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排外”。
  伪学院化,重点在“伪”字。一味地在象牙塔里玩弄学究词藻,读者当然不会买账。孔乙己显摆“茴”字有几种写法,就是一种“伪学院化”的具体表现,真正的诗歌学院化,是用诗意的语言道出茴香豆的价值。拥有此种本领的学院派诗人,才能高屋建瓴。我注意到,学院化的存在,是对“民间立场”的制衡。你民间,应当与弱势群体打成一片,同呼吸共命运。不是说你祭出“民间立场”的幌子你就“民间”了。一边参加既得利益集团的宴请,酒足饭饱,一边高声诵读李白的“安能推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就不是真正的民间立场。现在蹲在监狱里的,多数是台面上的“清官”,曾几何时,这些人的反腐调子唱得比谁都响亮。所以,诗歌的优劣与立场并不成正比,不是说你立场对了就能写出好诗。各级党委政府的年终总结和计划,立场永远是对的,但它们不是诗。
  反道德化,说白了,也是站队问题。许多诗人,以反道德为荣,以为反道德就  是“真实”,就是“讲人性,接地气”。其实是自欺欺人。就像贪官谈反腐,不会因为你口若悬河批评腐败就能证明你不是贪官,不会因为你反道德就说明你有道德。哪有这回事。口言善而身行恶,文妖也,必须批判。而口言恶而身“伪善”,同样要质疑。骂娘成性的人,你说你是孝子,谁信啊。
  泛口语化,归根到底是思想境界的问题。你叨唠了大半天,见解比普通读者还要肤浅,白白浪费他人时间,这样的泛口语化,小本经营,数米而炊,读者很快就会审美疲劳。
  通俗地说,诗歌中的“群”,就是要有大局观念,要有真善美,要有读者,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高尚情操。李白杜甫和苏轼的优秀诗篇,如果仅仅靠几个精英的吹捧,得不到普通老百姓的认同,它们就不可能成为经典。
  所谓的“怨”,就是讽谏不平。诗经中的怨刺诗,占了一大部分比例。《毛诗序》将82篇“风”诗和 49篇“雅”诗列为刺诗,几乎占了全部诗篇的一半,至今公认的怨刺诗仍占全篇的三分之一以上 。在诸多怨刺诗中,有一类讽刺诗, 在针砭时弊,表达主观情感时,具有极强的现实主义特征。我们不提倡文革时代动不动就打倒这、打倒那的口号诗,但我们也不要矫枉过正,对社会的假丑恶现象熟视无睹,噤若寒蝉。 
  反观一些中国当代诗人,诗坛元老谢冕认为:他们谈不上锐气,也说不上批判性,他们只看到阴暗的一面,以表现人性的卑微为荣,将表现丑陋当做尖锐,将表现邪恶当做深刻,走进了一个拖不回来的误区。谢冕强调,我们当然要鞭笞丑陋,但是不能将此变成唯一的东西,生活有丰富的多面性,不应该专门盯住一点。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诗人也要勇于自我批评。不能一戴上“诗人”的桂冠就拥有天生的批评豁免权。在《我们今天的诗人缺少什么?》一文的专访中,谢冕坦言,对诗歌批评界他也并不满意——“抱团,说好话,没有自己的发现,没有自己的见解,而且不敢表达自己的见解……批评家不比诗人高,于是他就没有发现的眼光,他就发现不了。”谢冕说他也害怕,怕触动别人,怕别人不高兴,“我想劝他们写得少一点,写得慢一点,写得精一点,我不敢。”他每次发表一个意见,都会有人不满,招来不少骂声。从谢冕的言辞我们不难看出,诗坛的批评生态确实到了“老爷,大事大好了”的地步。诗界内部没有形成自我批评的良好氛围,又遑论批评社会?在我看来,将诗歌批判的武器拱手相让,是导致诗人影响力日渐式微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抒发情志、观察世界、结交朋友、讽谏不平,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兴、观、群、怨。四把尺子,对当下的诗人提出了相同的考量和拷问:你的诗“兴”了什么——是关注了自己的泪水,还是这个时代的眼泪?“观”了什么——是讴歌社会的光明面,还是揭露社会的阴暗面?“群”了什么——是同情弱者,还是普世大众?“怨”了什么——是批评了假丑恶,还是弘扬了真善美?
  依我看,王士强先生批评的“小圈子化、伪学院化、反道德化、泛口语化”现象,与“诗歌无标准论”的泛滥有关。既然好坏没有标准,一些刊物编辑便良莠不分,让一些纯粹炫技的诗大行其道,占据版面,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劣性循环。写诗炫技成了一种心安理得、趋之若鹜的时尚。
  有的诗人信誓旦旦说自己的诗是写给自己看的,纯属诛心之论。你写诗给自己看,“藏之名山”就行了,何必拿出来发表呢?有的诗在报刊发表不了,便发在网络,发在自己开的博客或微信上。所以,那些声称写诗给自己看的人,不过是一种无奈的藉口。诗的质量差,得不到编辑和读者的青睐,只能自嘲“给自己看”,与诗人的“高风亮节”完全无关。
  其实,关于兴观群怨,外国人也有过相似的论述。爱尔兰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谢默斯•希尼认为: “诗歌与其说是一条小径不如说是一个门槛,让人不断接近又不断离开。”所谓的“不断接近又不断离开”,意思和我们通常所讲的“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差不多,只是换了一种说法。
  “对我来说,诗歌即希望的请帖。依靠它都可到达如花似锦的彼岸。” 意大利诗人蒙塔莱所讲的,就是典型的“诗言志”。 
  “诗人的生活必然在他的诗歌中得到反映,这是艺术的规律,也是人生的一条规律。”聂鲁达认为,优秀的诗歌是不会远离生活的。  
  “如果一位诗人不走进他们的生活,他的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泰戈尔同样强调诗歌要入世,不能与生活脱节。
  智利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米斯特拉尔认为:“如果艺术的任务是以广博的同情心去美化一切,为什么我们不着眼于不纯洁的事物,将之净化。”  
  可见,外国诗人也有他们的“兴观群怨”。温故而知新,重读那些言简意赅的诗论,确实很有必要。如果我们能够熟悉诗歌创作的一些常识,就不会六神无主,就不会被那些虚张声势、腾云驾雾的诗歌“花架子”肆意忽悠和胡闹。
  由于诗人在观察社会(观)、讽谏不平(怨)方面存在着严重缺陷,即使有“观”有“怨”,却因为观察社会的能力不够,讽谏不平的笔力不济,写出来的作品不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就是穿凿附会,甚至助桀为虐,为虎作伥,走向了真相或真理的对立面。
  一些诗人喜欢让形式凌驾在思想内容之上,讴歌花草虫鱼的时候,各种修辞手法都用上了,五花八门的技巧争奇斗艳,出神入化。遗憾的是,许多诗歌,仅仅停留在炫技的层面,没有升华和归纳出一种让读者共鸣的、振聋发馈的启迪或思想。这就给人与生活与社会脱节之感。王维的山水诗,表面上也是炫技派,“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写景状物,多么贴切多么精彩。可是人家后面有一句“王孙自可留”。美妙的景色,只有特定的群体才能感受到,诗思哲理就出来了。许多诗人刻意去学王维,其实皮毛也学不到。王维如果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没有“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没有“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些闪耀人性光辉的诗句支撑,无论他对景物的描写多么细致精辟,都不可能晋身一流诗人的行列。王维的诗要是写成“劝君再上一次床,西出阳关无女人”、“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钱”、“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美人”,表现手法还是同样的表现手法,立场是够“民间”的了,就是缺境界,缺微言大义,这样的诗就会沦为二、三流货色。
  与此同时,山水之美,要有人去领略才有价值。现在的许多诗歌,是没有“人”在现场的。诗人像“神”一样在空中游荡,超然界外,凌空蹈虚。你把所谓的“高度”抬高到木星火星之上,读者要坐宇宙飞船才能领略,“臣妾做不到啊”。《诗经》里的“硕鼠”,如果诗人一直在那里“硕鼠硕鼠”念叨不停,修辞手法无论多么登峰造极,多么先锋时尚,无非是自怨自艾而已。《硕鼠》的真正价值是发出“无食我黍”的呐喊。这恰恰是当下诗人最缺失的声音。
  不难发现,现在流行的一些“好诗”,基本上是修辞大比拼,一根木头,谁比喻熨贴,谁夸张有趣,谁诠释得巧妙,谁就是好诗。至于其思想境界的有无,批判精神的有无,则全然不顾。没有经过“兴观群怨”四把尺子度量出来的“好诗”,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同样是一根木头,比喻之后,你拿它砸假丑恶,境界就出来了;你拿它做扁担,就是贴近生活;再不济你拿它做柴火,也可以烧一顿饭。你九九八十一天原地踏步,老在那儿比喻,老在那儿夸张,老在那儿诠释,就像足球运动员老在那儿带球,缺乏临门一脚。用朱零的说法,就是缺乏“诗眼”。
  当然,不忘沟壑、不改初心,不断有优秀作品问世的诗人,大有人在。比如大解,比如张执浩,比如雷平阳等一批云南藉的诗人,在这些大V级别的诗人身上,他们一以贯之的风格,并没有因为时代变迁而变异。他们的诗独树一帜,没有陶醉在修辞狂欢之中,或简洁而灵动、睿智而率真;或目击成诗,涉笔成趣;或根植家乡,构筑精神田园。自成一家的诗风,很容易让人一吟三叹,余音绕梁。中国诗坛如果多几个大解、张执浩、雷平阳这样识辨度高的诗人,混浊的诗风就会清正许多,朗抱许多。
  我之所以不自量力,把“兴观群怨”四把尺子掏出来,量一量诗坛的现状。对已有的成绩,创新的东西,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继承、弘扬;创作中确实存在的缺点和偏差,必须引起诗界同仁的重视和反思。还是那句老话: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本文旨在抛砖引玉,为扭转不良的诗风,略尽一点绵薄之力。与其说是批评他人,其实也是在批评自己。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的确时时刻刻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的解剖自己。”
  批评是“自知之明”与“他知之明”的良性互动,实事求是的批评是可逆的。你可以批评别人,别人也可以批评你。批评不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不是一棍子把对方打死,而是浴火重生,让大家少走弯路。完全没有必要如临大敌,讳莫如深。就像诗人衣冠不正,或嘴角有米粒、鼻孔外有鼻毛,我们顺手擦掉或剪掉就是。不但无损诗人的形象,还有利于净化创作环境。俗话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真正优秀的作品是批不倒的。2016年《诗刊》推出的一组诗歌,同时刊发正、反两面评论的形式,开设这样的栏目,笔者认为是值得赞扬和提倡的。当代诗歌批评,不能经常处于失语状态,或批评文本与诗歌文本各行其是,自说自话,就像两条没有交集的铁轨。更不能赞美的时候用形象,具体到每个标点符号;批评的时候用抽象,泛泛而谈不着边际。评论文章只有真正进入诗歌文本纹理内部,发现优点,指出缺点,方能臻取精弘、博采众长,将作品的艺术特征和精神特质充分呈现出来,实现诗人与读者之间的精神对话,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诗学言说系统和命题。
  一言以蔽之,无论时代怎么变,兴、观、群、怨仍是度量现代诗歌最精准的尺子。诗是祖宗留下的宝贝,上升到了“经”的高度,它的评判标准,更不能丢。
  我觉得,诗歌批评成为常态的时代,就是诗歌中兴的时代。
  (黄维盈,女,1998生。湖北大学一年级学生。)

  来源:《星星·理论》
2017年第3期 编辑:z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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