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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精神价值 (阅1134次)

乔延凤

 

一、诗歌的本质是抒发情感

  王长征:乔老师你好,你作为国内诗坛德高望重的诗人、编辑,见证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当代诗坛流派纷呈,优秀的诗歌没有统一标准,你觉得诗歌的本质是什么?
  乔延凤:诗歌最关键的是要具有审美价值的情感,这种情感必须是真实的,其次是美好的。比如说爱情诗,把爱情和劳动放在一起就很具有美感,这是劳动人民的真挚爱情,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当然统治阶级也有爱情,但他们更多的是荒淫无耻的“真”,荒淫无耻是不值得我们去赞赏的。
  诗歌的本质是抒发情感,能够打动人心、让人们的精神得到升华。诗歌是很了不起的,是讲究情感意蕴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初读不一定明白,需要反复品味,仔细领会。我曾多次谈过诗歌的语言问题,我很反对“口语入诗”,诗歌语言与口语是不同的,不是一回事,诗歌语言不仅仅是书面语,而且是文学语言,文学语言具有独创性和凝练性,作家、诗人的个性,都充分体现在他的文学语言里。

  王长征:乔老师,刚刚你提到了诗歌本质是抒发情感的“真”,那么它和散文抒发情感的真有什么区别吗?
  乔延凤:诗与散文是有区别的,散文叙述事理,大体上借助于文字的意义就已经足够了,它自然也有声音节奏,但是无须规律化或音乐化;而诗则是咏叹情趣的,单靠文字意义还不够,还必须从声音节奏上表现出来,诗要尽量利用音乐性来弥补文字意义的不足。由此可以看出音乐性、节律性对于诗歌的重要。《梁祝》没有说一句话,听了使人泪流满面,可见音乐(旋律、和声、交响)在表达情感上的优势,我们要充分运用它的这个优势。

  王长征:你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很多所谓的诗实在不能称为诗的,因为不具备诗的形式”,你认为新诗应该具备哪些特点?
  乔延凤:没有诗意、脱离了音乐性的文字,我们不能称其为诗。对于新诗的音乐性、节律性,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化生性、不可分性,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对诗歌的音乐性,现在有些人不屑一顾,以为已经落伍了;在他们看来,诗歌是不需要提音韵、音乐性的,因为诗中有感情的起伏。其实,散文不是也有感情起伏吗?感情起伏并不能和诗歌的音乐性划等号。

  王长征:你觉得当代诗歌的形式应该有一定的规范吧?
  乔延凤:从诗歌的规范来说,我觉得是大体上认可就行了。诗歌的形式应该是较为自由的,比如李白的诗,既有七言也有五言,也有更长的,还有的当中有很多变化,比如《蜀道难》、《将进酒》,各种长短句式都有。杜甫的诗歌也有这种情况,比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同样如此。在变化中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就可以了。但这不代表随便写大家都会认可,(当下)很多人的作品不具备诗歌形式,没有什么诗歌形象,甚至说和诗都不搭边。

  王长征:说到诗歌的音乐性,很多人都理解为“押韵”,你觉得可以这样理解诗歌吗?
  乔延凤:评价是不是诗歌不能只看形式,押了韵不代表就是诗,《三字经》押韵但不是诗。押韵是为了便于记忆,而诗歌的音乐性不仅仅是押韵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感情的问题,诗人要把感情写出来。每个人写自己的感情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感情的起伏、感情的抑扬顿挫都体现在诗里面,读的时候感情很自然地就表现出来了。
  从读的语速上同样可以体会到作者喜怒哀乐、起伏跌宕的真情。
  诗歌是抒情的,感情的起伏和表达是一致的,表达和创造性也是一致的。押韵有几种,有的最后一个字押韵,有的重音押韵,还有的是句子当中押韵,有的是在句尾,但是句子最后一个字是轻音,所以落在倒数第二字。根据人的把握,句子一读就知道感情在哪,要是光谈这个押韵不押韵是说不清楚的,这个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谈透彻的。
  还有,汉语在具体运用中,是发生变化的,这就是汉语语音的“音变”,如“老领导”三个字,都是上声字,但三个上声字放在一起连读,只有第一字读上声,其余两个字都不读上声,读成了平声,即成了仄平平。这些,许多写诗的人并不知道。所以语音学对于写诗的人也应该知道。

二、诗歌应有自己的时代特点

  王长征:有人认为新诗已经摆脱了旧体诗的束缚,现在又提倡音韵是“自戴枷锁”,你怎么看?
  乔延凤:这种看法是对诗体不了解造成的。诗歌是从歌谣发展而来的,最早,诗和歌、舞不能分,后来从歌舞中分离出来,但诗歌和音乐性始终分不开,诗歌的形式和内容是一种化生关系,诗歌要借助音乐性来表达感情和情趣。孔子编订的诗歌总集叫《诗》,《诗经》这个名称是到了汉代成了儒家经典之后才这样叫的。孔子所选中的诗,皆“弦歌之”,以鉴别其优劣,如果诗没有音乐性,他怎么能“弦歌之”呢?
  另一方面诗歌的音乐性和诗体有关系,也和诗人的个性有关系,是诗人个性的真实流露,是诗人情趣的直接现实,它是活生生的。诗歌写作中,音韵的运用形式,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互韵、转韵、多韵、隔行韵、首尾韵、句中韵、重音押韵……,等等,仔细阅读《<诗歌报>封二诗人作品集》中我们所选的作品,就能够领略到其中的纷繁、奥秘。

  王长征:前面我们说到诗的本质,你觉得诗歌能够通过教育的方式来推广和传承吗?
  乔延凤:中国自古就有“诗教”的说法,“诗言志”就是把自己的心志表现出来,当然有诗教的作用。有人反对诗歌政治化,实际上诗歌不可能和政治完全脱离,这样的例子很多。《诗经》里《黄鸟》是讲里面几个贤人被杀害了,老百姓用诗歌来讽刺秦穆公、怀念这些人。再比如《诗经》里《硕人》,写卫侯的夫人,她是齐侯之女,卫侯不喜欢她,她也没生孩子。她不仅长相漂亮,而且出生高贵,所以卫人都十分同情她,用诗歌来赞美她高贵的出生、美丽的容貌、来时的宏大热闹场面,这其中也和政治有关系。毛泽东的诗歌“钟山风雨起苍黄”“红军不怕远征难”等怎么和政治没有关系呢?所以有些人把诗和政治完全脱离开来,这不符合道理。诗歌的本质是抒情的,对待“政治”不应片面看待,当然,我们也不主张为了达到某种政治企图,让诗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

  王长征:很多学术活动往往受到政治干预,造成学术性很稀薄,还有政府举办一些诗会,引导诗人去歌颂什么东西,你怎么看。
  乔延凤:第一,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政府总希望得到舆论的支持。但作为一个诗人,要有诗人的操守。我们应该始终和人民在一起,凡符合人民利益、愿望的,就义不容辞,同时,不能吹牛拍马,也不能搞谄媚。

  王长征:你怎么看待现在的社会环境呢?你觉得现在是属于诗歌的时代吗?
  乔延凤:我觉得任何时候都能够产生优秀诗歌,即便是中国最黑暗的时期仍然有好的诗歌作品出现。比如说东汉末年有《古诗十九首》,最黑暗的是西晋时期,仍然有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的精美诗歌。
  诗歌有自己的时代特点,西汉早期的时候是以赋见长的,赋的长处是可以铺陈,抒发大的场面,那个时候正是汉朝蓬勃上升的时期,特别是汉武帝时候,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所以以赋见长。唐朝和宋朝时经济繁荣,生活稳定,需要写更多的诗表达情感。即使到了清朝最衰落的时候仍然有好诗,如龚自珍的诗。
  在今天,现代诗着重表现现代人的内心世界,与传统诗歌从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有一定的距离,以至使现代诗与读者产生了欣赏习惯上的阻隔,这使一些人以为现代诗就是“看不懂”“读不懂”的诗。其实,现代诗应是看得懂、读得懂的诗,只不是一题一解式的诗,而常为一语双关或一语多指,因而给读者以更多联想和想象的空间。正是由于上述误解,导致一些根本不是诗的分行文字,即“非诗”“伪诗”,也以“原创”“先锋”“探索”的名义招摇于诗坛,以其“新”而泛滥,更有些精神垃圾、丑恶污秽低俗的东西,也以现代诗的面目出现,给现代诗抹黑,使现代诗创作误入歧途。诗歌应该始终站在最大多数的人民利益一边,表达社会、时代与人生中的一些值得浓墨重彩抒写的东西,对后代、对人类的精神都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新诗未来的方向走向统一

  王长征: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热与当时的意识形态有关,你怎么看待思想启蒙和诗的热潮之间的关系?
  乔延凤: 文化大革命中过于强调政治,使得诗歌的路子越走越窄。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思潮之后,诗人写作的题材不再局限于政治,自由地发展,很快形成了一股潮流。另一方面,打开国门,很多新思潮进来了,五花八门,影响了一大批诗人。所以八十年代才会出现“诗歌热”。说到它们之间的关系,现在学术界也开始进行反思,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潮有利有弊,利就是我们的视野突然开阔起来了,弊就是造成了思想的多元化混乱。现在社会上很多事,大家都不满意,比如性泛滥,比如“下半身”写作、“口水诗”等乌七八糟的脏东西,甚至颓废主义也跟着进来了,令很多女诗人也用自己的身体说话,比如余秀华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很显然和真正高尚的诗歌追求是不同的。在开阔视野的同时,也让西方“审丑为美”的价值观乘虚而入了。

  王长征:你在前文提到了“伪先锋”,那你觉得先锋应该是什么样的?你又如何看待诗人与诗的关系?
  乔延凤:先锋性对探索应该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其次应该是引领人们积极向上的,是构建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的,不能把人引向颓废、虚无,也不能把人引向宗教。如果那样的话,人们会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是灰色的,是毫无希望的,想要自杀,对于我们整个人类进程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在进行诗歌探索的时候,不但要符合艺术规律,还要符合人类不断前进的方向,尤其警惕不能以先锋探索为借口达到某些企图。诗歌是诗人自己生命历程中相依相伴的一部分,它能最好地表达个人的生活与思想感情,而个人又属于人民的一份子。
  当前社会,人民比任何时候更需要诗歌。诗歌反映人民的心声,是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和引领,它同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可不容回避的是,诗歌现在逐渐被边缘化了,离人民大众越来越远。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一些人将诗歌引向了狭小的个人圈子,甚至公开宣扬“小众化”,自娱自乐,更不应该的是,使诗歌成为一种不良情绪甚至颓废情绪的宣泄;另外,形式上一味“西化”,脱离了艺术欣赏的民族习惯;艺术批评的缺位,这些造成了非诗、庸诗的泛滥,倒了读者的胃口,这是诗歌边缘化的主因。总而言之,人民需要好诗、真诗、引领人民精神向上的诗。

  王长征:那些所谓的“先锋诗”既然不能代表诗的方向,那为什么最近这么火呢?你觉得诗歌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乔延凤:这是误导造成的,有些人打着刊物主编、著名诗人的旗号在误导别人,诗坛上一度泛滥的口水诗,与不懂文学语言和口语之间的区别不无关系;当然口水诗、垃圾诗、颓废诗的产生,还有更深层的诗歌内容上的问题,诗歌的内容是需要选择和提炼的,是需要有精神气度来统领的。
  中国是艺术渊源深厚的国度,更是诗歌大国,我们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多写一些与人民血脉相连的,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体现出真善美的诗。诗歌是展示民族精神最强的文学样式,用音、形、义的汉字来表达,比外国人用他们的拼音文字来表达,有更多的优势。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表达习惯,发挥好自身的优势,立足于民族文化的根基之上,去创作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诗歌。
  未来诗歌应当会统一,时间会将那些非诗逐渐淘汰,留下来的便是大家公认的好诗、真诗了。现在许多人为了让自己的作品能留下来,甚至花钱去编一些《新诗经》《新诗十九首》《新诗一百首》……把自己认为好的,或者直接将自己的、小圈子里人的诗歌放进去,这都是痴心妄想,作品得不到社会认可,经不住时间和诗歌审美的检验,自己在那里自吹自擂,自我表演,有什么意义呢?
  真正好的作品不会被淘汰,中国的诗歌发展到现在能够数得出来的好诗,我们都耳熟能详。当然也有一些还需要时间的沉淀,比如,曾经一度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一些诗歌,也许以后不一定就会流传。当时虽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只是因为它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而这个政治本身还需要经过历史的再检验、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中国的诗歌不但要经过审美的检验,还需要时间、历史的检验,不是几个人凑一块搞一本《新诗经》就可以让作品永久流传。
  这些反映了现在诗坛上的浮躁现象,有些人很急于把自己留在诗歌史上,实际上是没有用的。真正好的作品人们会永远记住。我现在做这些事情,就是希望能给我们的诗歌史留下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

四、诗坛频现“闹剧”是“非诗”因素影响的

  王长征:近年来诗坛频现闹剧,单说评奖一项,就产生诸多负面新闻,评出来的获奖作品总是出现“杂音”,很少有人认可,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乔延凤:文学奖项、诗歌奖项曾是检验一位诗人水平的方式,然而随着“非诗”因素的增多,评选随意性,其权威性、公正性、合理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如鲁迅文学奖,很多人对于坚获此奖表示不满,因为他说过很多对鲁迅不恭敬的话,大家对他有意见。再比如作家张炜《你在高原》获了茅盾文学奖,这个小说比列夫托尔斯泰的几部经典小说加起来还要长,这么长的作品有没有鲁迅《阿Q正传》一篇的分量?读者有时间、有兴趣去阅读吗?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和苏联《日瓦戈医生》得诺贝尔奖的情况类似,这个奖意识形态因素很强,莫言并没有真正地站在人民立场上来说话。只要看看授奖词就明白了。再者,许多文学乱象和诗歌是一致的,比如很多官方文学刊物到地方采风、评奖,当地出钱的作者也会得个奖,这种非文学因素影响文学的现象,实在令人忧心。
  非诗的泛滥,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它直接败坏了读者的口味,我们应该积极地加以引导,清除这种不良的影响,以便更有利于我们的诗歌探索和诗歌创作。

  王长征:为什么很多呼声很高的作者一直没有得奖呢?你对当下诗歌奖评选有什么建议吗?
  乔延凤:现在评出来的奖不一定代表真正的写作水平,呼声很高的作者不获奖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说到提建议,我觉得再多的建议在当下都很难采纳,首先是评委的原则性很重要,还有评奖和经济利益要脱钩。最重要的,诗人不要把当前的评奖看得太重,太当一回事,现在的评奖已经滥掉了。
我寄希望于我们的中国作协,要真正掌握原则,将全国的文学奖真正评好,要把好关,选好真正能任评委的人。
  真正的好诗读者会记住它的,不是靠一两个奖项就能确定什么的。
  司马迁写屈原,说,“推其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诗人应当有这样一种崇高的精神追求。很多诗人物质上很匮乏,但活得很快乐,因为他们的精神追求没有止境,一直在乐此不疲地追寻着自己的精神家园。

  王长征:最后想请你再谈一谈诗歌的意蕴问题。
  乔延凤:诗歌的意蕴是深藏在诗歌作品中的内在的含义或意味,它常具有多义性、模糊性和朦胧性,常常体现为一种哲理、诗情或精神气度,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需要欣赏者去反复地体悟、细心地领会,用全部的心灵探究和感受。
  一首好的诗歌作品,应当是有意蕴的,没有意蕴的诗歌,浅显,不耐读,因而也是易于被时间淘汰的。
  我们常说的诗中有诗,弦外有音,话中有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等等,都说出了意蕴的一些特征。诗,往往就在这种作者没有说,而我们又能心领神会的地方。
  (乔延凤:1944年生,原安徽《诗歌报》月刊主编)

  来源:中华风杂志 编辑:z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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