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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时代人仅我一人而已 (阅908次)

戈多


 
  很多年来,我一直做过相似的梦境:我独自穿过一条空无一人的街巷。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也摸不着什么可靠的东西来使自己安心。我像个轻飘飘的幽灵,连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往哪里去……街道两边是鳞次栉比的房子,简陋,破败,狭小的窗户黑洞洞的,像一只只紧闭的眼睛。我一个人走着,走着,毫无目的,心怀绝望中的希望……我总在想,是否有种什么样的宿命隐喻呢?
 
  我与时代双方互不信任,一直保持着紧张的关系:时代视我如草芥,我视时代如流氓。在我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栖息,尽量避免与这个世界有所摩擦,只是通过读书和写作保留着我和这个世界基本的有效精神沟通。时而,耳外依然飘过来嘈杂的声音,或来自于自己生存的周边环境,或来自于文学界,它们都不可避免地给我带来焦虑感,而我不可避免地残存期间。
 
  吉奥乔·阿甘本说:“同时代就是指一个人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就是指人们在伯利克里的雅典或罗伯斯庇尔和萨德侯爵的巴黎那里比在他生活的城与年中更能感受到的那种乡愁。有才智的人可以鄙视他的时代,但他同时也知道,他不可改变地属于这个时代,他不能逃离自己的时代”。
 
  同时代和同时代人成为一个热闹的话题。自然而然地形成同时代人小团体,相互之间抱团取暖,似乎只是找到了虚妄的火。对我来说,我从来就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小集团,更不能容忍他们排除异己。我坚定不移地扮演着局外人和独立者的角色,诗歌从来就不需要经过排练后整齐划一的合唱。我拒绝合唱。我意识到,这个大的政治环境下很难会存有独立的文艺小团体,一是不会有独立有见识的立场,在他们批判体制的时候,他们自身也难免被体制所异化,在力所能及的地方仍然不可避免地践行着体制的那种规则;二是最后结果都是谋求自己的利益,古人说结党必营私。我们在这个强大的世界上何其微弱和卑贱,但应该有底线地恪守着各自的尊严。进入中年的我越来越明白,顺其天道,人强争不过自己的命运,只有在内心中把自己变得强大。我时不时地会想到我的精神之师卡夫卡、佩索阿,梵高和尼采。阿甘本有些地方说到了时代的本质,只是我们不应该拿它当做一种幌子。“有才智的人可以鄙视他的时代,但它同时也知道,他不可改变地属于这个时代,他不能逃离自己的时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在这个糟糕的时代顽强地活下去。
 
  我们开始写作之源都是为了表达自己。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这样。可是在行进过程中,许多写作者都会无意识地偏离这个源头,背离这个靶心。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变得那么不纯粹。与同时代诗人相比,我自己认为纯粹是一种最为珍视的品质。对于纯粹的坚持其实就是对于自己的一种真诚,只有写作真诚才是有价值的,否则不过就是东施效颦罢了。作品标准有时候常依赖于后人建立,正如同卡夫卡、杜甫的同时代人很少有人真正意识到他们作品的真正价值。而真诚与否从始至终都构成了最为基本的核心标准。我看到更多的写作者徒具表演性质,而写作不过成为他们表演的最终道具。这样的写作即使技术层面再高级,终不过流于匠气。他们将作品当成木偶打磨的同时,自己也会沦为另一种木偶。这样的写作完全背离了写作的主旨,有点像买椟还珠。诗歌写作应该是一种自我精神的提升,是一种因现实社会层面问题上带来分裂、坍塌而通过诗歌的重新力量的凝聚与弥合,而非一种更加分裂的精神涣散。
 
  在《谈谈我的“末世”情结及“死亡”情结》的随笔中,我写到:“我坦然承认,我的整体诗歌创作是有一个强大的哲学磁场向心力的。这个巨大的磁场辐射出来的高强度能量将我的精神紧紧吸附住。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曾经集中过一整段时间研习了一些中外哲学与宗教的经典著作,比如《周易》、《道德经》、《南华经》、《坛经》、《心经》、《金刚经》《权力意志》、《快乐的科学》、《曙光》、《西绪弗斯神话》等等,目的在于通过对哲学与宗教的学习以消除我对这个世界的种种困惑。可是事与愿违,因为迄今为止,种种错综复杂的疑惑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加与日俱增了。尤其是尼采、存在主义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促成了我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直接形成。我承认自己的思想是悲观主义+存在主义的混合体,使得我常常以“局外人”的怀疑角度来打量整个荒诞的世界。“一切皆可怀疑,一切无不可怀疑”,曾一度成为我的座右铭——用尼采最经典的阐释就是“重估一切价值”。也许正是这种怀疑一切的意识使得我在精神上更加痛苦起来,再加上一些个人经历的因素,悲剧的气质慢慢地积淀到了我的血液里”。为什么尼采对我的印象是深远的呢?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母亲的去世,父亲的再婚,人世间的冷暖,都给我幼小的心灵里造成了阴影。由于我性格内向,从小就生活在缺乏安全感中,心中总会觉得有种天早晚会塌掉的错觉之中,被自卑、焦虑、自负、恐惧、孤独等复杂情感一直交织着蹂躏与摧残,而诗歌写作就是一种不断地自我救赎的精神之旅。这也构成了我写作的主要原动力。

  于是,写作本身就成为我与外部视角精神化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其中自然有倾诉、雄辩、对话、争吵,甚至撕扯,从而避免了我彻底葬身于成堆鸡毛蒜皮般世俗的海洋之中。救赎成为我反复书写的重要主题。与之相关的是死亡、重生、复苏等等相关的关键词。这种救赎直指向个体,个体所面临的是世界的黑暗。当然这种黑暗,绝非仅仅传统意义上的,而更多指向了现代社会人的异化、自我迷失、迷茫、焦虑,独特个体作为本我的丧失,被社会化的整体所裹挟进入群体化之中,自我声音的彻底丧失,个体沦为某个团体的传声筒,成为社会大机器上面繁复而无关紧要的微小零件,这也正是卡夫卡等西方作家所要着力表达出来的现代社会人的异化——整个大环境新形势下的黑暗的重新表述。悲剧其实就是对于古希腊酒神的认可与传承。个体作为时代的见证者,正成为整个机器化运转的各种切肤之痛的感受以及各种艺术化的隐喻,而疏离、异化、孤独、恐惧则成为现代社会下个体的表症。在一个不断分裂而碎片化的时代里,科技分工的更加细化,相比较之前的传统社会的整体化、系统化(道德价值体系的规范与伦理社会的示范、约束力量),现代社会的混乱与无序,使得原本就不曾有宗教信仰的汉民族更加混乱、焦虑,像地面上不断滚动的石子一样,到处乱飞,而不抱团。这也就是我们试图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的迫切性。我的“末世”情结基于对“现代文明”所持有的怀疑态度。关于现代文明的病症在卡夫卡、乔伊斯、萨特、加缪等大师的作品里已经得到了近乎标本性的解剖。“我一直都悲观地认为,现代文明正引领着人类走进一条死胡同。在现代文明的氛围之中,作为‘人’的毁灭,主要体现在独立精神的衰亡,人的异化,兽欲化,物欲化,沦为膨胀的病态的欲望的奴隶,于是裹挟着现代人进入‘末世’降临的幻象之中。

  中国当代社会的现状又是如何呢?正在亦步亦趋地重蹈着西方现代文明的老路。经济的高速发展,精神的式微,毫无疑问被裹进这场‘全球的黑暗之中’(海德格尔语)。其主要症结在于,中国由农耕社会急速进入商业社会,既有的旧的价值体系被打破,而新的价值体系又尚未建立,于是各种价值的混乱也在所难免,缺乏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这个时代里张扬出来的只是各种价值的碎片,传统精英文化与糟粕文化的杂糅,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悲剧与荒诞并重。我的作品价值在于:深化这种悲剧感与荒诞感,撕碎了罩在现代文明身上的种种光环,呈现出一个时代人颓废、迷惘、焦虑、虚无的精神气质,近而重化了这种幻象的‘末世’降临的感受。作为‘人’的人性与神性的双重流失,而仅仅以世俗化的社会群体因袭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更大的悲剧与荒诞。我的诗歌以一名颓废者的视角与身份见证了一个颓废的时代,所以我在阵痛中辗转哀号:‘受伤的耳朵/记录着一个流氓时代/的秘史’(《无题》),而在《证词》一诗中则反思。‘我们在太阳下做伪证/阳光越洗越脏’”。
 
  我的诗歌写作基本可以化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象征主义和意象主义打下底子的,后来融合了超现实主义、深度意象主义风格的一些东西,大多彰显的是一种意识、潜意识层面对于这个世界的直观感觉,我曾经一度追求想象力在艺术上的本体性。这样同与我一度沉迷于自我内心与精神世界不无关系,我努力营造的是一个精神化的世界对于外部世界的反照与投影,而想象力则是这种艺术的边界。“我的头盖骨上/长满一片青草/弥漫着潮湿的泥土气息/羊群随风滚落着”(《变奏曲》)、“刀子割破秋天的神经/最后一只蝉垂命挣扎/幽幽的一声嘶鸣,穿透了骨殖/即将捐躯成一幅铜版画”(《一声蝉鸣》)、“一些花朵叫嚷着/撑破我的身体钻出来/像我的一堆孩子/找寻着逝去的春天”(《夜色中花朵的失踪》)。这样带来的弊端自然有晦涩化、雕琢化的弊端,比如“蜿蜒着爬过钟表的内部/爬过的岩石更加坚硬/它无力破壳而出/终于游成岩上的壁画”(《洞穴中的蛇》)、“嗑开葵花子,一颗暗红的子弹射过来/我张开嘴,咽下这枚信使”(《死亡之诗》)、“而他的手衰老/屠龙术为此而失传”(《拉花架子的人》)等等。尽管我有绝望,但是还有些灰烬后的热情,所谓悲观不过是热情燃烧后的余烬。我逃回进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并且为此浸淫着,我在诗歌中写到:“我的强大帝国/在纸的深处苏醒”。

  而第二个阶段,我的诗歌情感更为复杂,更加注重对于经验的细节的摹写并且弥漫出超验美学风格,这个阶段我最为推崇的诗人有菲利普·拉金和谢默斯·希尼。那种真实的细节生活力量弥合了现实的虚无,也就是那种真实的细节拯救了我日益滑向虚无主义的死亡,从而获得一种真实的切肤的救赎力量质感。这种诗歌观念的转变,自然跟我遭受到的强烈的精神危机有关,即自己周边的这个强大的分裂的世界,再也无法使得我获取安全感,而那种系统化的精神哲学使得我看到一种深不见底的黑洞力量,它在不停地旋转运动着,将自己吸附进去。那些令人破碎而绝望的现实,更加剧了这种自然落体式的滑落。与此相伴的,那种情感色调更加复杂化,绝望、反讽、自嘲、戏仿力量的增强,也就是趋于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取向。随之而来的,以前那种单一的对话式声音的丧失,即整体化社会的彻底失范,其中艾略特所言的戏剧声音的加强,或者可言之,是复调化声音。于是,在我的很多诗歌中都呈现出来对话、争吵、,甚至撕扯,很多声音交织在一起,甚至不可辨识,如我的长诗《暗火札记》,以及《早餐》、《你在路边风化着》、《2012年7月28日》、《霾时代》等。
 
  很长一段时间里,自己陷入虚无的泥潭而不可自拔。我眼睁睁地看到自己悄无声息地在滑落,滑落到强大的时间的泥沼之中,包括我的写作生命。我真的能向我的后代那里寻找读者吗?我也不知道。再加上发表途径的不畅,以及同行的打压,都一度使我丧失了写作的信心。当整个生命过程都开始变得虚无而无意义,我们靠什么来实现自我价值?来获得自我的救赎?于是,小时候那些残缺的断片会时不时地跳上自己的脑海,从来不曾随时间的流逝而逃逸,反而随时间的流逝在记忆中会放大并且变得美好,尽管当时那么痛苦与困顿。整个时间的流程对于人类来说,并不真的有那么大的意义,即使是历史上那些翻天覆地的大事件,对于个体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只有那些散失的碎片,特别是人的一生中少年时期的那些残损的记忆,反而会构成一种记忆的再生与重塑,对于诗人来说,在自我的写作中彰显出来一种艺术性的美学意义。一段时间里,关于时间与记忆构成了我写作的主题。
 
  诗歌于我始终是一场漫长的自我精神救赎之旅。我是我自己写作的见证者。我看到一些脚在践踏,更多的目光连看都不看我一样……我只是从我的前辈卡夫卡、佩索阿、保罗策兰那里汲取到些许力量,并且义无反顾地背负着自己的宿命前行,前面只是一片坟地。但这绝对不应该成为我漠视现实的理由,我知道:正因为那种巨大的压力,使得自己行走在大地上,而没有轻飘飘地飞走。我越来越坚定了,我从不需要别人的肯定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对于写作,我的同时代人仅我一人而已。
        (2017年4月)

  编辑:z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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