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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滋味”——梁秉钧的食馔诗学及其文化政治 (阅949次)

张松建


 
引言:透过食物的“眼睛”
 
  食物在人类社会中占据显要位置,不仅关系到健康、营养、生命的范畴,而且与文化建制、社会规则、权力结构有密切的联系,激发人的情感、欲望和想象,是物质文化和商品文化的综合。这方面的研究所在多有。 生态人类学家安德森指出,中国人使用食物来判别族群、文化变迁、历法、家庭事务以及社会交往;几乎所有的商业交易、家庭拜访、宗教事务,都在合乎礼仪的宴会和食物供奉中进行;作为社会地位、礼仪地位、特殊场合及其他事务的标志,食物已不全是营养资源而且是一种交流手段;中国食物的复杂精巧大多归功于食品在社会体系中独一无二的地位。 香港在1842年因为沦为英国殖民地而首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英国、欧洲大陆、中国的政治事件决定性地影响香港的发展进程。 随着二战后香港的恢复重建,经济腾飞,回归中国,香港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消费主义蓬勃,成为著名的购物之都、美食天堂。 
  从先秦到明清,饮食作为物质和象征占据文化实践的中心,产生政治、社会、道德的涵义,饮食书写乃文学的大宗,陶潜、李白、苏轼、张岱、《金瓶梅》、《红楼梦》等作家作品,无非荦荦大端,吸引了中西学者的注意,成为学术会议的主题和期刊专栏的题目。香港饮食文化兴旺发达,借助文字和影像等媒介,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就饮食文学而言,梁秉钧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被李欧梵誉为“诗人中的美食家,美食家中的诗人”。梁氏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写诗。在1970年代,梁氏就注意到文学与饮食文化的关联,针对奥哈拉和陈映真的作品,写出了两篇观察敏锐的评论。从1997年开始,他有意识地书写有关食物的诗,对食物充满了诚意、耐心和赞美,这种关怀延续到2012年。他写的食物诗,讲究节奏韵律,配合歌舞、音乐、装置艺术,展开跨界对话。从1997年开始,梁与李家升联办以食物为主题的诗与摄影展,在多伦多、香港、东京、慕尼黑举办,用食物探讨文化历史,回答与“九七”有关的种种问题。1998年,他的英译影像集Foodscape(《食事地域志》)出版,关于这件事的缘起,他说:“因为食物在日常生活里不可少,具体又多姿多彩,在种种人际关系和社会活动中都有它的位置,显示了我们的美感和价值观,连起偏执和欲望;虽然过去严肃和高雅的作品不以它入诗,对我来说却实在是想反复从不同角度去探讨的好题材。所以便有了《食事地域志》组诗和后来的食物诗。” 2000年,梁氏出版新诗集《东西》,包含14首与食物有关的作品。2002年,梁氏亲身参与刘小康策划的装置艺术展“亚洲的滋味”,八位亚洲艺术家创造八种最能代表他们国家菜色的食物盒子,梁氏写诗放在盒内,探讨食物与文化的关系。2003年,梁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举办“食物与城市”摄影展。次年,他与李家升、陈敏彦在香港文化博物馆合办“香港食境诗:文字图像装置”展览会,包括新诗、摄影、装置艺术。2005年,梁在香港三联书店举办“都市、人物、食府”摄影展。2006年,他的诗集《蔬菜的政治》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刊行。2009年,他的小说《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出版了,从食物、爱情的角度,以喜剧荒诞的手法写“九七”后人们如何面对生活中种种变化。2013年,梁以饮食文化为主题的散文集《人间滋味》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准此,梁氏建构了一种“食馔诗学”,他透过食物的眼睛,思考离散族群、历史记忆、地缘政治、文化认同的课题,在题材领域和美学风格上为现代汉诗贡献一己之才情。
 
一、饮食书写与离散族裔
 
  离散(Diaspora)源于希腊文diasperien, 由dia(跨越)和sperien(耕种或散播种子)两个词根构成。在古希腊与罗马时代,战乱造成人民的流离失所,这是“离散”一词的由来。在圣经教义中,离散最初指被逐出圣城耶路撒冷而流落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从十六世纪开始,伴随全球殖民扩张,西非黑人被大规模贩卖到美洲,这构成了另一个类型的离散。 到了十九、二十世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们由于战乱、灾荒、贫穷等原因,背井离乡,漂泊海外,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跨国离散者。
  梁氏对饮食书写有比较自觉的意识,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食物做为描写对象,目的是要介绍食物,还是要咏物抒情,藉以喻意?怎样写食物特色及其文化意涵?食物本身形色兼备,作为文化与政治也大可探索,但抽空作为一种观念,又未免索然无味了。” 梁从饮食角度,谈传统文化在香港的变化移位,认为这些变化“当然跟作为南方海港城市香港本身的性质有关,与它的西化背景、商业经营、一代一代移民的来去也有关。” 梁在中国大陆出生,一岁时移居香港,后来留学美国,又重返香港工作。在多次出国游历的过程中,他接触不少离散族群,对他们的身世颇为好奇,于是透过食馔诗学的声色光影,碰触文化和政治的课题。准此,离散与食物在其文字世界发生了关联。
  1998年,梁客居柏林,身处西方而回望东方,在西方而对东方的人情和食物充满怀念,因为距离而时时看见了经济与政治的变迁。他的《茄子》在多伦多写成,从异乡事物写离散华人的身世。诗中的“你”是一个典型的离散华人的后裔:父亲是广东人,母亲来自北京,自己从小在台湾长大,后来移民加拿大,辗转在家族、国族、种族的夹缝中,见证了现代中国的历史沧桑——
  我记得在简陋但舒适的旧居/母亲买过肥美的茄子/佛像那样供在客厅中心/后来生活就乱了,独自在外面/总没法煮回那样的味道//你父母当日不知是什么心情/随移徙的人潮远渡了重洋/言语里渗入了变种的蔬果/舌头逐渐习惯了异国的调味/像许多同代人,大家逐渐离开了//一个中心,失去了原来的形相/但偶然我们又从这儿那儿丝丝缕缕的/什么里尝到似曾相识的味道/好似是煮糊了的皮肉,散开了又/凝聚:那么鲜明又消隐了的自己  
  “茄子”这种普通的食物满足了口腹之欲,唤起抒情主体的童年记忆,在抒发时间之轴上的怀旧外,也联结了不同的地理空间,把不同人物的身世聚焦于此。诗人动情地写到,海外华人离开了“中国性”这个中心,年深月久,不再落叶归根而是适应异国的文化和生活,放弃了“原来的形相”。在一个偶然的场所,海外华人从茄子的形状、味道联想到似曾相识的文化根源,那是一个“鲜明而又消隐了的自己”。这首诗从小处入手,言近旨远,使用日常生活的简单意象,联结故国和异乡、过去和现在、时间和空间,指向离散与文化认同的议题。
  《苏豪的早餐》写诗人与一对华人夫妇在纽约酒店共进早餐,运用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堆砌五彩斑斓的视觉意象,笔法冷静简约,颇有意象派诗歌的风致,表现的是一对香港夫妇移民纽约的心事,再次回到了离散华人这个主题——
 
  一滩白颜色下面隐现/红色/橙色/淡黄//嶙峋的灰白墙上/斑驳的痕迹/树影/孤独的一瓣红花//早晨的一碗白色奶酪淹没了/木瓜/芒果/香蕉//离家二十年的画家脑中浮现了/乡下的果树/哥哥黄色的嘴巴/所有从成熟到腐烂的香蕉
 
  此诗共有四节,第一节和第三节相互指涉,近似重复性的结构;第三节和第四节在寓意上相互补充,而且有从物到人、从外到内的递进关系,人物的职业身份从暗示到明说,含蓄点出他在当下的心态。这首诗挥洒俗滥的感伤抒情而是聚焦于简洁生动的色彩描写,去掉冗余的隐喻、关系词和逻辑说明的语法,纯粹从画家的视角去观察静物,让其在空间中自动呈现。然后,隐身的抒情自我,深入画家的内心世界,移情体验,展开散漫自由的联想回忆,不动声色地带出了漂泊离散、伤逝怀旧的情愫。
  “离散”不单是海外华人的身世也是许多亚裔人士的境遇,梁氏把抒写范围扩大到其他种族,同样有深切动人的诗篇。有一次,他访问法兰克福,一位学者朋友委派女儿(诗中的“你”)充当向导。这个女孩的身世奇特:母亲来自越南,父亲是美国反战人士,这段浪漫的跨国婚姻可惜无疾而终,父女之间亦存在代沟。梁氏有感而发,写下《越南的木瓜树》 。诗的开篇,叙述两人参观一个展览馆,“你”对火红年代的学潮无动于衷,反而沉浸在对父亲的怨怼情绪中。接下去,“我”建议大家去吃越南菜以调整她的情绪。“木瓜沙律”和“酸虾汤”是道地的越南菜肴,能够唤起离散者的亲密经验,“我”试图激发这名混血女子的家族记忆。然而,她对越南毫无感情,反而念念不忘母亲的爱之奉献。她的越南裔的母亲,当年由于战乱而背井离乡,辗转漂泊到了欧洲,后来经历了结婚和离异,辛苦地养育子女。在诗的末尾,诗人想象,在这名青年女子的祖籍国越南,在战争终结之后的土地上,有无数像木瓜树一样的人民,勇敢坚强地生存着——至此,诗人在战争创伤、离散经验、血缘情感间建立了微妙的联系,深刻有力地凝聚于“木瓜树”这个虚拟的文学地景上。
  饮食文化、离散经验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在名诗《带一枚苦瓜旅行》中得到表现。这首诗充满丰饶的想象和深刻的思考,它制造了三个人格面具——身在异国的香港人“我”,台湾友人“你”,经历跨国旅行的“它”(苦瓜)——,设置三个戏剧性场景:“你”乘坐飞机到香港带来苦瓜,“我”又携带苦瓜到了柏林,“我”独自面对苦瓜时的想象和独白。在诗的开篇,写“我”食用了友人带来的苦瓜,尝到甜中带苦,感念友人的善意;然后以生动幽默的笔触,描画苦瓜的旅心,接下来描写这枚“跨越两地不同的气候和人情的”苦瓜的形貌和身世,想象其在旅途当中经历的窘境——
 
  你让我看见它跟别人不一样的颜色/是从那样的气候、土壤和品种/穷人家的孩子长成了碧玉的身体/令人舒怀的好个性、一种温和的白/并没有闪亮,却好似有种内在的光芒/当我带着这枚白色的苦瓜乘坐飞机/来到异地、踏上异乡的泥土/我才想到问可曾有人在海关盘问你:/为什么不是像大家那样是绿色的?/仔细检视它暧昧的护照,等着翻出麻烦/无辜的初来者背着沉重的过去静候着/它还是那令人舒怀的好个性,收起酸涩/平和地谅解因工作辛劳而变得阴郁/两眼无神且苦着脸孔的移民局官员  
 
  有人指出,梁氏“借着对一枚在旅途中得到的苦瓜的温柔描绘,引领我们反思人际关系的脆弱,种种分离与团聚,以及为了再遇而必须跨越的界限。” 显然是皮相之见。还有人发现,此诗回响着类似余光中《白玉苦瓜》的“国家政治情结”以及“国家机器对抗造成的爱国寻根之情”——言之有理,惜乎未有深入。 准确地说,台湾的白玉苦瓜形貌独特,与大陆的苦瓜迥然不同,这隐喻的是1949年大陆变色,大批中国人移居台湾,两岸分治,形塑不同身份认同。“白玉苦瓜”由于气候、环境、水土的原因,长成独特的白色,不同于常见的绿色,这种独特的形象遭到外人的普遍误解。显然,这不但隐喻台湾地区的特殊身份及其与中国内地的差异,还暗示着两者因为具有相似性——“中华民国”的英文是R.O.C.,“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文是P. R. C.,两者的拼写近似——而在国际社会遭遇到的尴尬与麻烦(“暧昧的护照,等着翻出麻烦”)。这首诗写于1998年6月的柏林。当时,苏联和东欧剧变,东西德已经统一,冷战的大幕至此落下,香港终结了英国殖民管控而回归中国大陆,瞻望“九七”之后的情景,港人感到焦虑不安。那么,台湾的前途又会怎样呢?这个岛屿经过清廷割台、日据时期、国民政府接管、本土派崛起,真是历尽沧桑(“背着沉重的过去”),目前它该如何摆放自己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呢?梁氏由白玉苦瓜忆念台湾友人,不禁感慨欷歔,同病相怜了。接下来,诗人对于白玉苦瓜之身世与心态,展开一连串充满怜爱的质询——
 
  我吃过苦瓜才上飞机/为什么它又长途跋涉来到我的桌上/是它想跟我说别离之苦?失意之苦?/它的身体长出了肿瘤?它的脸孔/在孤独中长出了皱纹了?/老是睡得不好,老在凌晨时分醒来/睁着眼睛等到天亮?在那水纹一样的/沉默里,它说的是疾病之苦?/是没法把破碎的历史拼成完整?/是被陌生人误解了,被错置/在一个敌意的世界之苦? 
 
  这段内心独白,移情体验苦瓜的种种复杂已极的感受:别离、失意、孤独、沉默,甚至失眠、衰老和疾病,这象征的是离散族群的痛苦与无奈,他们被迫放逐原乡,永绝家园,无力把“历史的碎片”拚凑成完整的文化寓言,而且处处遭到陌生人的误解,被错置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上,需要重塑身份认同。在这首诗的结尾,“我”摆放杯盏,隔着汪洋大海,默默寄语台湾友人:面对人世间的种种缺憾,“白玉苦瓜”就像一位超然物外的智慧老人,它洞若观火,心知肚明。
 
二、亚洲想象与革命叙事
 
1,“亚洲的滋味”: 从国族拯救食物?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而言,“亚洲”都是一个相对于欧洲而言的独特存在。汪晖指出,亚洲不是一个亚洲的观念而是一个欧洲的观念:“在近代欧洲思想中,亚洲概念始终与疆域辽阔、民族复杂的帝国体制密切相关,而这一体制的对立面是希腊共和制、欧洲君主国家——在19世纪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共和制或封建君主国家都是作为民族-国家的前身而存在的,也是作为区别于任何其他地区的政治形式而存在的。”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乃是近代世界历史的基本构造,在上述历史条件下,“亚洲”在欧洲殖民者的凝视下凸显了自身的特殊性,宗主国根据东方主义思维把自己的殖民统治合法化了。时至今日,当人们谈论亚洲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广袤无垠的地理空间、漫长残酷的殖民统治、多样性的文化实践,以及动荡黑暗的政治秩序。
  梁氏的饮食书写不但涉及香港文化和离散族群,而且指向对亚洲之地缘政治、历史记忆的回顾。梁的四本诗集《游离的诗》、《东西》、《蔬菜的政治》、《普罗旺斯的汉诗》都有关于亚洲食物的篇章,不妨一并讨论之。这些诗作,吟咏新加坡的海南鸡饭,香港的盆菜、菜干、金必多汤,越南的酿田螺,老挝的菜肉饭,泰国的冬荫功汤,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黄饭,马来西亚的椰浆饭,韩国的石锅拌饭和新滤酒,日本的汤豆腐、京渍物、鮟鱇鱼锅,在在活色生香,令人食指大动。值得注意的是,梁氏在与罗贵祥的对话中提及他写这些诗的时候,没有特意关注散居各地的中国人,他有意超越中国中心论与民族主义情操:“我对亚洲文化的兴趣,令我想避免纯粹由国族主义的角度看问题。”  那么,梁氏是如何诉诸美学修辞,反思亚洲的文化和政治、历史和现实?在韩国吃荣光黄鱼,梁氏产生了如此的一番遐想:
 
  你看见我/头颅和尾巴还保留了/可辨认的形状/还是固执地指向/我想去的方向//可是我的身体/其实已经历了多重变故/经历了海峡盐风的吹刮/经历了刀剁的错乱经历了骨肉的分离/棒打的伤痛/经历了暗室的囚禁/经历了自由的喜悦//所以我的身体特别甜美/请耐心咀嚼/你尝到了吗? 
 
  黄鱼产地在著名的韩国城市“光州”,这个地名唤起了包括沧桑悠久的历史记忆:“冷战”政治造成的南北韩对峙(“骨肉的分离”),沦为日本殖民地和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刀剁的错乱”,“海峡盐风的吹刮”),政治强人全斗焕一手制造的“光州事件”(“棒打的伤痛”,“暗室的囚禁”),以及军事独裁终结之后,韩国走上的民主化道路(“自由的喜悦”) 。诗人化身为笔下的一尾黄鱼,从“物”的角度入手,采用内心独白的方式,力图见证韩国人在百年历史中的痛苦和喜悦。梁氏的某些诗篇,抨击帝国主义对亚洲的殖民管控。《印尼饭》写他旅居柏林期间,在一间亚洲餐馆吃印尼饭。他首先从香料生发联想:印尼的蓝天绿树、海洋小岛、火山、气候、殖民历史、香料流传。接着,诗人从餐馆的壁画想起印度尼西亚的稻米栽培以及相关的神话传说,感慨“白米煮成的白饭平复所有的辛酸”。但是,异国风情被突如其来的新闻报导打碎了,一种深刻的浪漫反讽于焉出现了——
 
  坐在柏林这亚洲饭馆里/像昔日传来香料/传来今日新闻/美丽的岛上/发生了丑恶的事情/扭曲的政治爆发了恶行/健康的身体/竟有狰狞的面目/早已不能和谐共处/只是在绝境里相煎//你吃一口饭/夹一箸菜/香料好像变了味/变酸了变苦了/焦黑的一团什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停下筷子/吃不下去/你担心/熨帖一切的白饭也不能治疗这种创伤  
 
  白米和香料是印尼人的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食物,这些东西在历史上吸引了英国、荷兰等帝国主义国家接踵而至,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殖民垦拓,香料贸易逐渐形成海上和陆地上的运输线,由此流传到西方世界,促进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 但是,独立后的印尼没有妥善好处理国内的种族矛盾,反而有意地把种族主义制度化了,华人在社会结构中始终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往往成为历次暴力冲突的牺牲品。1998年爆发的大规模排华骚乱震惊了全世界,身在柏林的梁秉钧消息得知后,他满怀悲怆,食不甘味。这正是《印尼饭》的写作背景。这首诗歌采取生态人类学的角度,再现食物与情感欲望、与与权力结构、与跨文化交流、与族群政治之间的复杂互动。关于这一点,梁氏有如下的自述:“表面上看来,大家都有米饭和香料,但当我们细看,会嗅到香料中各种社会混论背后的尖锐痛楚,颜色里见出了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各种酸甜苦辣;米饭则似是人民每天承受的苦难的安慰。香料和米饭,也是图画与音乐、意象与叙事。遮掩的面具与底下埋藏、扭曲的身份。” 与《印尼饭》存在互文性的,还有在2002年写的《耶加达黄饭》以及在2004年写的《亚洲的滋味》。后一首诗以哀矜动人的笔调写道:收到印尼友人寄来的腌制蒜头,尚未打开,就传来印尼发生大海啸的消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他心绪茫茫,不免感慨系之。 在前一首诗中,他提到中国豆油是印尼菜的主要调料,但这首诗主要是从印尼角度写作的而不是从中国视点出发的——
 
  印度带来了香料和咖喱/阿拉伯人的串烧变成沙爹/荷兰人觊觎豆蔻和茴香/中国人背着豆豉和菜籽逃离/豉油远道而来定居在这里变甜/餐桌的海岸线上无数小岛/大家都没法把香料殖民/黄姜染黄了我的指头/香兰叶总有浓郁的香气/辣椒火爆拒绝向任何人低头/火山熔岩那么炽烈/大海岩层那么嶙峋,只有——/米饭是我们共同的言语/米饭是我们安慰的母亲/米饭包容不同的颜色/米饭熨帖肠胃里旧日的伤痕  
 
  此诗凸显印度尼西亚的历史悠久、种族混杂、文化多元。包括咖喱、豆蔻、茴香、黄姜、香兰叶、辣椒在内的香料,讲述一个与印度人、阿剌伯人、荷兰人、中国人相关的故事,此即霍尔的国族叙事:“它提供一套故事、形象、地景、脚本、历史事件、国族符号和仪式,这些代表或再现了给国族赋予意义的共享经验、悲伤和成功与灾难。这些在国族的历史、文学、媒体和大众文化中不断讲述和重述。” 诗的焦点是香料和米饭,但没有挥洒民族主义热情。诗人发现,虽然殖民分子和被殖民者构成权力光谱的两端,但是“香料”超越了种族与国族的宏大叙事、成为所有人共享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物质文化。印尼的气候和环境比较恶劣,经常爆发火山、地震和海啸,对本国人民的生存构成严重的威胁。但是,“米饭”这种基本的食物却有沟通阶级、收拾人心、包容种族、消除伤痕的不可思议的效果。当然,这里所谓的“旧日的伤痕”包括196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两次排华骚乱。因此,梁氏表达一种超越善恶的个人主义人性论,一种“民生的智慧”,消解了民族主义和道德尺度,强调人类的物质需求的正当性。这种缺乏英雄维度和崇高感的人性论,实际上是梁氏食馔诗学的中心。关于这点,下文将详细论析,兹不赘述。
  梁氏对“亚洲的滋味”念兹在兹,他关心的不只是历史和政治的议题。《马来椰酱饭》批评马来西亚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导致农村耕地锐减,造成城乡对立和贫富悬殊。 《金必多汤》讽喻殖民地的商业买办造成的饮食风尚,叹惋市场逻辑和商业法则导致人们利欲熏心,良善无存。 《二人寿司》透过食物隐喻盘根错节、爱恨交加的中日关系:“无数的过去”、“隐藏的苦涩”、“无穷的宿怨”,梁氏认为两国一衣带水,但是形同陌路,关系总难熨帖。如果人对食物没有恋爱的感情,进食只是物质的消耗而已。 梁对越南菜“酿田螺”的描写,在妙趣横生之外,更有发人深省的批评思考——
  把我从水田捡起/把我拿出来/切碎了/加上冬菇、瘦肉和洋葱/加上盐/鱼露和胡椒/加上一片奇怪的姜叶/为了再放回去/我原来的壳中/令我更加美味//把我拿出来/使我远离了/我的地理和历史/加上异乡的颜色/加上外来的滋味/给我增值/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为了把我放到/我不知道的/将来  
  这首诗以“田螺”的口吻自述一道菜肴的制作过程,叙述、独白和思考贯穿全篇,所有被动的行为都显示了主体性的丧失。田螺被人们从水田中捞起来,被迫离开了天然的栖息地。不久,它的鲜肉又被活生生地从硬壳中掏出、剁碎,与上等的食材混杂起来,然后又被塞回壳中,结果,一个乡野的原料“增值”成为一道名菜。结果,田螺满足了人们的饕餮欲望,自己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其实象征了殖民地上的本土文化的命运:被迫抽离自己的地理和历史根源,毫无自由选择的余地,被宗主国的强势文化所掌控和塑造,表面上摩登光鲜,实际上代价惨重,面临茫然不可知的未来。这正是后殖民思想家法农(Frantz Fanon, 1925-1961)所批判的那种情形:“在殖民统治的范围里没有,不可能有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生命、文化创新或民族文化的转变。” 
 
2,从“臃肿的理想”到“民生的智慧”
  梁秉钧也借着饮食书写表达自己对冷战政治和共产主义的思考。从1947开始,以英美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展开旷日持久的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的对抗,直至1989年的东欧剧变,1991年的苏联解体,终于宣告“冷战” (The Cold War) 的终结。此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先后出笼,成为国际政治学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论述。从地理疆界看,香港与中国大陆毗连,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激进运动不免波及香港的日常生活。六十年代,香港左翼势力蓬勃,他们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1967年5月发动了著名的“六七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演变为针对港府的恐怖袭击和大规模的社会骚乱。 梁氏当年才十八、九岁,他生活在彼时的香港,对这个暴力事件应该不会陌生。我们通读其大部分著作,可以发现他的自由主义立场非常强烈,对左翼思潮和社会主义的评价,常常是流行的看法。
  1989年,波兰长期执政的统一工人党被剥夺了领导地位,次年,多党制出现了,波兰成为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剧变的“领头羊”。三年后,梁秉钧访问波兰,发现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在国营酒店的沉沉欲坠的帷幕后面,似乎有幢幢的历史魅影,于是他好奇地思考:政治的转折是否会改变“食物”的味道呢? 1997年,在柏林墙坍塌若干年后,梁秉钧访问德国,参加学术圆桌会,受到德国朋友的殷勤招待,他在品味了不同滋味的啤酒后,对于德国的政治转型、对于全球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了一些看法——
 
  看褴褛的人走过眼前捡拾破烂/在历史的废墟里举杯/那种微微苦涩的味道//在全个城市最庞大的建筑地盘/竖起新的商标,高科技的展览场内/预言着不知怎样的明天//不断在寻找,不断在试味//这一杯太浓了,那一杯太淡了/这一杯的酸味答允你有甘甜/不同的酵母和小麦,配合不同的矿泉/各以独特的方式酿制/含有更多或更少的槐花//不断争论,不断调整//这一杯是历史的辛辣,这一杯是/人情的温和,这一杯是/公众空间里公民围坐谈天的共识//需要时间、耐性、好意/无数失败了再尝试的配方  
 
  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变成了一堆废墟,两德统一后面临经济的难题,贫困人口不断攀升,城市建设和高科技展厅的前途也难以预测。针对理想社会制度的设计,人们在不断地寻找、尝试、争论和调整。值得欣慰的是,噩梦般的历史终于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人们告别了“历史的辛辣”而迎来了“人情的温和”,专断的意识形态和极权政治消逝了,市民们热情参与公共领域,取得了许多共识。在这里,“酒味”的浓淡酸甜的尝试,不同酿制方式的选择,暗示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隐喻政治治理和制度选择没有绝对正确的配方,人们不应该屈从于历史必然性的铁律,应该迈向开放的、包容的、实验性的方向。
  《年娜的茄子》写于2006年,梁氏当时在法国的沙可慈修道院担任驻院作家。有一次,他受到法国友人“年娜”的款待,有感而发,于是写下这首诗 。“茄子鱼子酱”的烹饪者年娜,是一名年长的法国女性,父母曾在东欧流离失所,亲人在爱沙尼亚备尝辛酸。后来,年娜笃信共产主义,在七十年代与全家短暂移居俄国,后来理想幻灭了,她们离开了俄国。在八十年代,年娜亲身见证了苏东剧变后的政治动荡,她在九十年代重访俄国,在她曾经待过的“公社农场”凭吊往事。“茄子”这个平淡的食物意象连贯了不同历史时空中的人物与事件,其中有家族身世和个人记忆,有人伦亲情和青春热血,有政治变革和社会动荡。在梁秉钧眼里,茄子的庞大体型令人想起苏联的公社农庄,它是共产主义之“臃肿的理想”的象征符号。这段人生经验中的向往与爱恨,不会轻易消失,它层层累积在日常生活的食物中,一旦遇到合适的场合,就从记忆深处奔涌而出。
  《在巴黎“中国俱乐部”吃毛色拉》 写于2000年,梁氏即景抒情,借题发挥,以戏谑反讽的调子,解构革命神话。抒情自我从色拉的奇怪名字,联想到毛泽东和胡志明等亚洲革命领袖:“色拉为甚么姓毛?/西芹和菠萝味道不错/却与红萝卜一同认错族谱/更像胡志明领导的革命/不似长征的口粮/也没有湖南腊肉/你可肯定其他作料/不都是带着脑袋逃亡了?”法国在1968年掀起了左翼社会运动的高潮,不久后席卷欧美,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反叛,对平等政治和尊严政治的追寻,据说是这个运动的宗旨之一。 对于“毛主义”的致敬可能是“毛色拉”这道名菜的起源,只是当年的革命理想如今已经沦为消费主义时尚了。发生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曾经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中国曾经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地带,尤其是在1970年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成为不可遏制的历史洪流。梁氏有意对这道菜开玩笑,表面上是对“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追问,背后是对中国革命的怀疑、揶揄和否定,这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空间中的流行论调。“毛色拉”变成了一个摆放在错误时间、错误空间中的无根存在,对于中国食客唤不回失落的亲密经验,但是对于西方食客成了有趣的异国情调了。“中国俱乐部”是餐馆的名字,诗人吃惊地发现,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多样化的文化实践和丰富的政治价值,都被完全抽空了,变成了由市场逻辑和商业法则支配的消费主义时尚。那么,梁秉钧自己的看法、立场和态度又是如何呢——
 
        中国不过是月份牌上的旗袍/你我轻易变成了自行车的摆设/火柴盒上
有爱人的瞳孔/虚荣华服与烟蒂组织俱乐部/流血流泪或是倾倒酱油/激情与
热血已不令人信服/葱蒜经历流亡与豉椒重逢/耳边尽有说不尽的话
 
  “旗袍”、“自行车”、“火柴盒”等物品被认为是古老神秘的中国文化的象征,“中国”在这里被异国情调化了,不免落入了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想象。不过,这不是此诗的重点所在。梁氏认为,中国革命是空洞无意义的过眼烟云,民族主义没有价值,家常的物质生活(葱、蒜、豆豉、辣椒)虽然平淡琐碎,却足以抵抗历史的劫灰。二十世纪的革命历史丧失了英雄维度和崇高感,暴露除虚浮不实的本相。只有个人主义的生活态度,只有品尝无尽的人间好滋味,才是浮生值得留恋的地方。这正如周蕾的观察,梁诗“不热衷于辉煌的英雄故事、堂皇的文字和词组,它们总是透过省略梁氏最感兴趣的细节和片段,把历史铸成纪念碑。” 然而,这种意识形态的症结何在呢?以下会有进一步的探析。
 
    《荨麻菜汤》写于1999年,梁氏从柏林的一道菜肴带出了德国人的创伤记忆——是火烧一般的叶子/曾经灼伤采摘的手掌/是我们战时的贫穷/煮成今日的从容/是亲人的颠沛流离/煮成怀旧汤羹的家常/是我们山边的针叶/煮成今日的甜美//是切肤的伤痛/煮成今日的遗忘/是巨大臃肿的理想/煮成粉饰的芥末/是失爱的苦恼/煮成淡漠的微笑/是狂暴的自弃/煮成瘦弱的希望//是我黄竹的乡下/是你朴素的衣裳/是我们父母的忧患/是我们儿女的将来/细碎也真细碎/完整也未尝不完整/解我们百年的愁/解我们千载的渴//仍有战火在蔓延/仍有谁的姊妹被杀戮/仍有人活在贫穷中/仍有人失去她的至爱/颓垣废壁的砖石/上面有难忍的印记/我们可把一切磨成粉末/煮成一锅鲜绿的浓汤? 
 
  荨麻乃多年生草本植物,喜欢山坡、路旁或宅旁的温湿环境,茎叶上的蜇毛有毒,人一旦碰触之,即引起皮肤刺疼、瘙痒、烧伤、红肿等后果。荨麻除了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外,又因富含蛋白质、粗纤维、胡萝卜素、维生素C,具有可观的膳食营养,可加工成各种菜肴,在欧洲国家有广阔市场。 荨麻菜汤在柏林颇为流行,起源于二战期间,在这首诗中是核心意象,诗人从近距离观察荨麻菜汤,从长时段思考德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诗的第一、二节出现两组对比,涉及三个历史阶段的生活世界。在第一节,是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对比:一端是往昔生活的贫穷无望、颠沛流离,另一端是如今的从容、甜美、怀旧的居家生活。在第二节,是冷战年代与后冷战年代的对比:前者是社会主义国家东德的乌托邦理想,造成民众的切肤的伤痛、失爱的苦恼、狂暴的自弃;后者是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的十年后,国人对历史创伤的逐渐遗忘,过着平淡自由的日常生活,对于不可知的未来怀着微弱的希望。梁氏以“巨大臃肿的理想”对比“粉饰的芥末”,有多重反讽寓意:这是政治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对照,暗示前者的脆弱如同渺小的芥末,更隐喻前者的“灰飞烟灭”的下场。阿巴斯以《木瓜》为例,说明梁诗让“物”直接说话而无须扭曲语言,制造大量的历史反讽(historical irony)。 实际上,《荨麻菜汤》亦可作如是观。这首诗再次流露出梁氏的顽强看法: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臃肿庞大,但是,它短暂脆弱、不可依靠,比不上“民生的智慧”来得长久坚固。这首诗的第三节转换了视角,从伦常日用的角度叙写荨麻与人类的情感欲望、生活世界的关系。由荨麻叶做成的菜汤是贫苦人家的食物,唤起“我”在香港黄竹坑的童年记忆(“黄竹的乡下”);荨麻茎杆中的纤维可以做成粗糙的布匹(“朴素的衣裳”),支撑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些细碎的衣食需求,带出了父母的望子成龙的心态,以及对家庭团圆的憧憬,这正是华人社会千百年来的期待。诗的最后一节,由个人所处的和平年代和安稳生活,想到世上仍然有人生活在战争、贫困、亲情撕裂的阴影中,无法享有荨麻菜汤这种基本的物质生活。因此,抒情自我发出人道主义的质询:人们可否把各种痛苦不幸磨成粉末,煮成一锅鲜绿的浓汤,抚慰破碎的身心,瞻望幸福的愿景?阿帕杜莱从文化视野思索“物的社会生命”,在地毯、布匹等物质文化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中揭示物的文化传记和价值政治。 这首诗从荨麻菜汤入手,抒写身世遭遇和文化政治,诗人的思绪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自由穿梭,从战争到和平,从冷战到后冷战,由个人记忆到族群命运,由日常生活到家国政治,由欧洲历史到华人世界,由物质属性到情感欲望,虚实交错,具体而微,实实在在地写出了“历史的分量”。
  对于“民生智慧”的竭力赞美,不无庸俗的气味,也构成了梁氏的食馔诗学的一大亮点。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在峰景酒店》。 在澳门回归前的峯景酒店,诗人回顾个人记忆,留恋眼前的美景和食物,担心这一切不久就会消逝于无形了。诗歌穿揷了澳门当地年长者的怀旧情绪,以及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记忆,但是,沉重的历史抵不过好莱坞的灾难片。诗人感叹:政权轮替,翻云覆雨,世界如戏台,谁才是这出戏的真正主角?“我们”(香港人和澳门人)老是在历史场景里充当临时演员,这片土地经常变换它的主人。诗人发现,尽管殖民地上的风云变幻,但是“民生的智慧总不会轻易消失”,百姓的日常生活总会继续进行,“巴西的红豆煮肉、莫三鼻给的椰汁墨鱼/到头来还是它们留下来,伴着桌上/一种从甘蔗调制成的饮品”。这里流露出对王朝兴衰、国家治乱的厌倦情绪,一种个人主义生活趣味的耽溺,一种“去政治化”的写作姿态——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唯美的杰作、颓废的情调、市民的趣味呢?梁秉钧对于革命政治、社会主义的消极态度,他的淡漠超然的家国观念,深刻投射出于他身处殖民地香港之历史情境中所形成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一位香港学者分析过这种文化心态之历史成因——

  我们的集体记忆所指的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讲的“想象社群”,其历史文化的功效在于,从一九四九至一九八四年的三十五年期间,为殖民地人民提供了一个有全面机制的想象空间,让他们建构一种真正家园的感觉。香港人这种错置的(想象的)认同过程,乃扎根于五零年代过渡期以来不断翻新而多番错置的历史环境。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想象便这样地在跌撞中给建构成否定“国家性”为文化政治生活主体的合法价值制约。
 
  梁氏如此沉湎于食物的文化属性,如此看重日常生活的价值,这种思想意识牢牢植根于(后)殖民地香港的历史情境。而且,否定国家意识形态是包括梁氏在内的许多香港作家的共识,这形成了他们在文艺理念上的“香港特质”。可以想见,当梁氏果断解构了国族主义的宏大叙事,那么,剩下来的只有具体实在的物质生活了。套用杜赞奇的说法,梁氏这个写作策略,或可名之为“从国族拯救食物”(rescuing food from the nation) 。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香港历史情境中的“位置性”是梁氏思想立场的根源,但是,我们要想真正理解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及其政治价值,就必须把自己从这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超越“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种庸俗的黑格尔主义,尽量贴近历史现场,针对“革命”这个理论问题展开批评性的辩难和思考,如此才有可能获得生产性的、创造性的见解——这也许是梁氏的食馔诗学为我们提供的启示吧。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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