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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虚(周涛访谈录) (阅635次)

卢一萍

我父亲管书,我就可以一次借十几本,看完一次还掉,然后再拿十几本,对我来说书不用买,愿意看多少就看多少,图书馆的人跟我们家都熟得很。
 
您是怎么到新疆来的呢?
 
周 涛:我们家是1955年从北京迁到新疆的。来新疆的原因,据我父亲说,是因为在北京生活好像钱不太够,拮据吧。他那时候在北京挣90多块,我母亲50多块。四个儿子,一个奶奶,还有我姑姑家的女儿当时也在我们家,尤其在外国语学院里,我们家显得就很穷。国外专家和从国外回来的教授都是一个月四五百、三四百或二三百元,我们家父母两个人合起来才一百四五十块钱,他觉得养不活我们几个。实际上我觉得不完全是这个原因。我隐约听说他当时和校长有矛盾,处得不好。
 
当时小孩都说去新疆特好玩,骑着骆驼上学,不愿意在北京呆,说在北京没有意思。小孩没有什么真正发愁的,就跟着来了。从北京到新疆的火车上,我向父亲提出一个要求,到了新疆能不能给我买一匹小马,我把它养大一点骑马上学。我父亲当时含糊地应着,其实不可能。
 
父亲一到新疆,工资就是200多元,母亲100多元,经济条件马上改善了,但新疆的生活条件是相对艰苦的,在子女教育和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影响,根本没法和北京相比。
 
父亲到新疆后任自治区党校教研室主任。但他太直,不会处事,主客观因素加在一起,他的职务始终没有升上去。离休时还是县级干部,因为是老革命,才享受了副厅级待遇。
 
那是您随父进疆后的第一次出疆,一定是很有趣的经历。
 
周 涛:那是1960年,饥荒之年嘛,不能说有趣,但难忘。那时火车还没通到乌鲁木齐,我们当时是坐卡车从乌鲁木齐出发去内地,除了乒乓球队的,还有自治区排球队的,我们都坐的卡车。后来演《冰山上的来客》的阿米尔,那个家伙跟我们一个车,他是排球队的。一个维族女的,个子特别大,被选进国家女排,她也在我们车上。
到了哈密,晚上黑咕隆咚的,我差点掉到坎儿井里,坎儿井上面搭着一根木头,我走过去一下掉下去,但被卡住了,井边的石头直往下掉,井挺深的,把我吓坏了。幸亏我的手扶住井口边沿,是阿米尔和一个排球队的人把我提上来的。
 
到了兰州,在火车站旁边找了一个破馆子吃饭,买了一碗汤面,坐着正准备吃,面刚端上桌子,我的筷子还没拿起来,一个老太太乌黑的手就伸进碗里了,也不管烫不烫,一下子把面捞光了,一边跑一边吃,她饿坏了。她这一捞,这碗面我也不吃了。
 
到了北京,见到街上有饿殍躺着呢,有饿死的,有即将饿死的,饿殍不能说遍野,也已经到了北京城,在街的墙角上躺着的人,我看到的不止一个。
 
您什么时候跟文学结缘的呢?
 
周 涛:从小学到初二,我所有的功课包括语文成绩都不好,只有音、体、美方面比较突出。我在小学外号叫“体音美”。
 
我本来想当画家,课本的空白处都画满了画,但当时没有学校学。我对文学的爱好是从对美术的喜爱转换过来的。还有,对搞体育的人,很多人认为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我听了很受刺激,决定选择当时认为最神圣、最难成功的文学来批驳他们。
 
运动员看起来是在不停地运动,但动极而静。我内心安静下来,学习上也开窍了,但数理化还是一塌糊涂,心里厌恶。当时的语文教学方式我也反感,所以虽然初三就确定了文学是我人生的目标,但语文成绩却很一般。
我就开始琢磨,要找到明确的人生方向,我在十三四岁就已经知道选择自己人生的方向,究竟干什么,不能瞎混,这个立志早于常人。很多人高中毕业了都不知道自己干什么,我到初三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
高一的时候写了一篇作文“最难忘的一件事”,我就写了当年去北京的事,卷子一发,95分,平常最高分作文超不过85分,能上80分就已经很少了,85分都是奇迹,我竟然得了95分,老师当堂让朗诵。我这就找到感觉了,我还能写作文,我就当作家。
 
那个时候您都能读些什么书?
 
周 涛:我高中时已读了很多书,父亲有一段时间当自治区党校图书资料室主任,“文革”以前资料室藏书20多万册,我放暑假抱一摞子,从初中就开始读。一开始都是读一些扯淡小说,然后是通俗的,最后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读了雨果、莎士比亚、普希金、杰克伦敦,当时比较火的外国作家的作品都读了,经常看小说看通宵。一是我父亲管书,我就可以一次借十几本,看完一次还掉,然后再拿十几本,对我来说书不用买,愿意看多少就看多少,图书馆的人跟我们家都熟得很。
 
我的文化熏陶还有一个优越的地方,党校有一个俱乐部,放的全是内部片,外人看不到,因为党校一直在办三级干部轮训,省地县三级干部全部是新疆掌权的人,这些人看的电影肯定跟街上的不一样,每天两部,全是外国片。我不上晚自习就跑来看电影,把门的维吾尔族老头也认识我,所以每次来都把我放进去。我不知道看了多少电影。《萨特阔夫》《小狗巴尔包斯》《海军上将乌沙阔夫》,苏联片子多,文化视野远远高于同时期的青少年,他们根本看不到。那时电影院不放这些,电影院放的都是大众文化,什么《五朵金花》,什么《冰山上的来客》,那时候他们看《冰山上的来客》就激动得不行了,我根本不稀罕。
 
我的脑袋旁边子弹在飞,子弹打在后车厢的角铁上,从我耳边就过去了,每打一次车厢板,震我脑袋一下,就像打到我头上一样,无数枪弹打中车厢板。
 
我们中弹的一共死伤七人,只有三个人没挨枪,我,还有里面两个小家伙,躲在人后面。
 
听说有一次您差点被打死了。
 
周 涛:我写过短篇小说《如鸟飞翔》,写的是那次经历。那是1968年,八一中学有几个高一的学生,其中一个叫李亚东,是农二师副师长的儿子,也是从北京来的,喜欢打乒乓球,也有点好文,稀里糊涂地就跟我认识了。
有一天他专门跑到我们家来约我到石河子打球。我看人家专门跑来,不好意思不去,我说行吧,就去了。到了八一中学一看有一个车,嘎斯51,不知是哪个的车,他们抢了。
 
一共大约有11个人,都是中学生,我只认识李亚东。我当时突然间产生了一种念头,不想去了,人真有预感,不然怎么突然不想去了?
 
我们上了车,一个叫牛孟玉的和我坐在嘎斯51的后车厢,他坐在正中间,车厢铺了一个烂褥子,他在那睡觉,李亚东坐在他那边,我坐在另一边。开到铁路局铁三中那个地方,忽然听见“啪”的一声枪响,那时候乌鲁木齐响枪并不稀奇,但是这声枪响我马上警觉,觉得不对劲,然后紧接着又是“啪啪”两声,我连头都没回,连动作都没法调整,一下子就溜下去了,我说卧倒。那些人还不知道咋回事,还东张西望,有的人还探头看。我躺倒了,头顶着车厢板,我说是打咱们呢,我喊停车,黄毛却越开越快。头一声枪响的时候,李亚东就抬头看怎么回事,那一枪就打在他头上了,脑浆飞到驾驶室外面的铁壳子上,他一点声音都没有。牛孟玉也起来了,说咋回事,这个家伙本来迷迷糊糊地睡觉,他回头看是咋回事,结果被打上了。原来是一枪打在他肚子上,他一下子就倒了,枪打在他肝的位置,也是一点声音都没有。车厢后面的三个人中两个人就这样没了,只剩下我,我让黄毛停车他死不停,越跑越快。接下来枪声像过年放鞭炮一样,我想赶快跑了也行,距离远了就没事了。但是觉得咋不对劲,枪声还跟着走,越走越近,原来是一辆解放牌汽车在后面追着,车上有30个人,全副武装,五六支冲锋枪一直打着,还在车头架了一挺机枪。
 
我的脑袋旁边子弹在飞,子弹打在后车厢的角铁上,从我耳边就过去了,每打一次车厢板,震我脑袋一下,就像打到我头上一样,无数枪弹打中车厢板。
 
车跑的时候,驾驶室里坐着三个人,其中一个想跳车,车门打开往外看,被一枪打中,掉下去了,最后血流一摊。
 
躲过前面那一阵急风暴雨般的子弹就算命大了,后来车追平了,解放车高,嘎斯低,人家在车上看得清清楚楚。有一个孙子拿了一束手榴弹准备往车里扔,不知道谁说了一句先别扔,这个孙子才没有扔,如果扔的话我们一个也活不了,这就是第二条命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