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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阐释学”的建构 (阅1274次)

翟月琴

“抒情阐释学”的建构

——评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
 
  2012年,张松建(1972-)的《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论者被誉为“真正纵观中国现代诗学全局而能纵深开展专精研究者”[1]。较之他2009年出版的第一本专著《现代诗的再出发》而言,这本专书试图“重构抒情主义的问题史,结识抒情主义从理论到历史、从审美到政治的转换踪迹”[2]。他的研究将时间跨度延伸至30余年,理论视点聚焦于“抒情主义”在中国现代诗学中的衍生与演变,触及传统向现代诗学的转换,足见他多年来研究视域拓展的广度和开掘的深度。
  历来依托“抒情传统”结构中国诗学的整体格局,如同坚不可摧的堡垒,奠定了抒情诗的正宗地位。然而,面对当下纷繁芜杂的诗歌创作生态,针对莫衷一是的诗歌批评标准,究竟汉语新诗的理论与批评出了什么问题?所谓“抒情本质论”的普遍信仰,是否也存在一定的纰漏与弊端?张松建从问题出发,试图以怀疑的姿态反思“抒情传统”引导下的研究、写作或者阅读困境。针对中国现代诗研究面临的窘况,或许选择重新出发,回到汉语新诗的起点反思具体的诗学问题,就是他为汉语新诗指出的研究方向之一。
  其实,“抒情主义”已在焦菊隐(1905-1975)、郑伯奇(1895-1979)、郭沫若(1892-1978)、穆木天(1900-1971)等笔端崭露头角,但若论以“抒情主义”为议题,全面而系统地梳理中国现代诗学,《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无疑是开创之作。张松建有感于中国古今文论中“抒情传统”的延异,思索西方跨文化观念影响下的20世纪中国诗学,他别开生面地认为,从“五四”到1949年间,诗学界从不同视角极力追捧的“抒情主义”不单是理论批评界的话语实践,更映照出中国现代诗学思维的基本构造。
  他首先突破西方概念的壁垒,为中国现代诗学的“抒情主义”廓清屏障。与西方Lyricism泛指文艺作品的美学精髓、旨在表现个人主体情绪不同,中国的“抒情主义”推崇抒情诗至高无上的地位,视之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民族性格。张松建一语诊断出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中的“抒情主义”病症,经过中国本土化诠释的“抒情主义”,已然沦为唯情感至上、尊崇神秘灵感的古老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而忽略了诗歌内部的复杂性和综合性,无视“节制内敛、艺术规范与形式约束”,乃至“压抑、贬斥和抹杀其他诗歌样式的合法性”。他跳脱出西方抒情主义的历史轨迹,提倡诗学理论的历史性、现代性和中国性,返归中国本土的文化语境而梳理知识谱系,厘清中国现代诗学中“抒情主义”泛滥的源与流。
  一套诗学体系的形塑,需以坚实的理论和细密的思辨支撑。他崇尚话语协商,以商量的姿态解密形态各异的理论话语,探讨它们的关联与差异。为进一步界定“抒情主义”的内涵和外延,“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纯诗化”“大众化”等相关概念,在正文与注释当中皆有详细的解析,论证思维缜密、井然有序。他追根究底,不流于理论的表层含义,致力于揭穿隐藏在其背后的真实面目,还原“抒情主义”面具下的真实面孔,又呈现为“真诚性”与“真实性”、“现代性”与“时代性”、“有关‘感觉’的辩驳”、“‘崇高’的迷思”四个方面,它们异中有同,不容割裂。他站在理论制高点的批判与反思,钩织出一张完备而严密的理论之网,透彻的概念辨析则拨散了长期以来诗学理论混乱的迷雾。当然,僵化的理论是缺乏生命力的,大多数研究者习惯将理论束之高阁,而忽略批评的实践意义。难能可贵的是,张松建分析“抒情主义”的多种面向,唤醒了其批评的功能,为化解理论与批评的隔阂、推动诗学的动态化研究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张松建尤其注重诗史互动,以大陆、港台书刊和英文原著第一手史料为基石,穿梭于中西诗歌理论、批评和创作的历史隧道,以理论架构创作观念,以文本实践带动理论研究。该着展现出一条辩证运动的诗学轨迹,即20世纪初期抒情主义、1920年代后期开始的反抒情主义到三四十年代的深度抒情,彰显出中国现代抒情诗学演进的内在动力。他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同时兼及理论内部的细小分枝,透过探析梁实秋所标榜的新古典主义之“理性”“节制”、柯克所推崇的“以智为主脑”“情智合一”等,使得“反抒情主义”的各支脉清晰可辨。张松建自由地出入于中外现代诗歌史,谈及里尔克对于梁宗岱、冯至、吴兴华的濡染,不乏影响研究的特色。不同的诗歌批评家,论点又各不相同。梁宗岱象征主义脉络里的浪漫情怀与神秘趣味,却是冯至有意回避的。梁宗岱与冯至同样受到里尔克的影响,但各自的发展与演进却不同,张松建的深度比较,充实了诗歌批评史的研究内容。此外,他格外留意由理论、批评联动出的诗歌文本的响应,旁涉卞之琳(1910-2000)、鸥外鸥(1912-1995)、胡明树(1914-1977)的创作,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相互阐释、相互推进,谨严之外又不乏生气。
  他探析“抒情主义”的知识谱系、理论内涵和历史脉络的论述,可谓从宏观上为中国现代诗学的研究另辟蹊径。其经纬相连、纵横交错的思维方式,绘制了30年来中国现代诗学面貌的概览图。得益于中西比较诗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学术背景,跨领域汲取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养料,论者的野心又不拘泥于此,而是将问题拓展向开阔的社会学与深远的政治学命题下进行研究,窥探中国现代诗学的内部状况,觅求新的研究视点与方法。诗歌形式与主题的变迁,反映的是现代人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状态。“抒情主义”不仅是审美趋向,更缠绕着社会时代因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多方面的考虑。故而,美学、政治、技术与市场等因素与“抒情主义”的互动关系,至关重要。换言之,他所论述的“抒情主义”不单专注于理论的推导,不纠缠于美学观念的框架里,而是由现象生发问题、由问题引发思考,切中与时代环境息息相关的都市化、大众化的情感现代性,将诗学研究推进更为复杂的领域。
  他又格外注重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象的结合统一,努力与理论对话的同时又跳脱其抽象性而回到个案分析。他聚焦于“抒情主义”在中国现代诗学中呈现,期望精准、细致地描摹这张地图上的每一道景观,使具体问题得以显影。关于现代文学杂志、批评家的研究,可看作个案研究的典范。论者主要选取了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又重点讨论卞之琳、袁可嘉(1921-2008)、吴兴华(1921-1966)三位批评家。不单涉及翻译、理论和创作各个方面,还着重追述三位前辈诗人、批评家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反思其诗论的突破与局限性,从不同维度展开论述,勾勒出中国现代诗歌批评的生态图景。
  该著还颇具开放性和前瞻性,时间范围并未止步于1949年以前,而是延展至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张松建直陈“抒情主义从‘五四’到80年代,延续了70年之久,直到90年代之后,新诗界不再把‘抒情’指认为诗歌本质,而是从语言方面重思诗歌的本质,这可以说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虽然关于抒情性和叙事性的话题还会出现,但不再作为一个支配性的解释框架了。”[3]在最后的“现代汉诗中的‘杜甫’发明:美学、政治与形而上学”一章中,张松建选取不同时空环境下的四首诗细读,集中呈现了抒情诗内蕴的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他论述客观中肯、张弛有度,不吝褒扬又独具批评的锐气与锋芒,建立了自觉的当代诗歌评价标准。“一个杜甫,各自表述”,散点式的论述方式,却饶有趣味地将冯至(1905-1993)、杨牧(1940-)、西川(1963-)和廖伟棠(1975-)四位诗人凝聚在了一起。诗人们逐渐翻新诗歌创作的技巧,联动时代脉搏,已然跳脱出“抒情主义”窠臼,提供了写诗、读诗、评诗的多种可能。这也提醒诗人、理论家、批评家和读者,应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旧有的理论和批评方式,为汉语新诗提供更广阔的呼吸空间。
  他虽指明“抒情主义”理论和批评的弊端,需要追问的是,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诗歌史“抒情”地位的瓦解?张松建给出的判断是“‘抒情’被公认为诗的本质、灵魂和生命,无论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不可能完全‘放逐’抒情,区别只在抒情方式、程度、质量而已。”笔者格外认同他的论断:“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抒情传统’源远流长的国度,‘放弃’抒情不仅是不切实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4]。“抒情主义”的反思固然难以动摇亘入中国诗学内部的“抒情传统”。基于这一共识,面对具体的诗文本,我们无从判断抒情与知性所占据的百分比[5],然而,一首诗的完成却有赖于语言、节奏、意象、感觉、经验、情感、理智、技巧等多种因素的结合和组织。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现代诗学的“抒情主义”的一元化、普遍化与本质主义化,则有碍还原诗歌创作、批评和理论的完整性。因此,透过观照当下诗歌创作的发展动态,建构更具有兼容性、有效性的诗学体系,是未来从事诗歌研究的学者必须面对的现实。
  另一个问题是,在西方早前频繁出现的抒情诗、叙事诗与戏剧诗的分类,属于泛诗化的表述。20世纪初之前,西方论者通常连同韵文体诗歌一起,将史诗、传奇诗和戏剧诗都归入诗歌总类,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文体自觉。但在古代中国,诗歌是相对狭义的定义,西方的泛诗论反而在20世纪初的汉语新诗中得以借鉴而传承。[6]然而,即便引入西方的概念,但在中国现代诗学体系中,研究者则更倾向于探讨抒情、叙事与戏剧三种文类之间的疆界。如此默认的前提是每种文学样式都有其独特的形态、结构和风格,这一质的规定性也是区分文体的必要条件。就文体之间的相互生发、交融而言,他一方面在“诗体之争”“形象之争”两章,从诗学论争的角度为抒情诗到叙事诗、小诗到长诗、纯诗到大众诗的文类转换和诗体革命,给出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在袁可嘉提出的“新诗现代化”方案一章,则涉及到戏剧化的批评范畴,从理论原则到技术分析可谓着重强调了汉语新诗的包容、有机与创造性。这些诗学问题的重新发现,对于从事文体学研究的学者而言,其参考价值不容忽略。
  全书环环相扣、逐层深入,重新书写了一部中国现代诗学的问题史。张松建并不满足于西方世界提供的理论范式,更不会轻易陷入过去中国文学史的既定框架,总是围绕问题以期达到“诗史互动,话语协商”的研究目的。其旁通曲畅的跨学科思维、融会贯通的比较视野、严谨细密的学术品格、深厚扎实的史料功底、点面结合的论述方式,皆为中国现代诗学阔出一片别开生面的研究空间。

[1] 解志熙:《诗学商量加邃密(序)》,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3。
[2] 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3] 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63。
[4] 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24。
[5] [美]奚密:<反思现代主义:抒情性与现代性的相互表述>,《渤海大学学报》,4期(2009年8月),页
[6] 王云:《西方前现代泛诗传统——以中国古代诗歌相关传统为参照系的比较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4。


张松建简介: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目前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2016年,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12年,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2010年,荣获“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后”称号。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比较文学和批评理论。在海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出版《文心的异同: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翟月琴简介: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东亚系访问学者,上海戏剧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目前是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诗歌、戏剧(戏曲)创作理论。曾出版专著《1980年代以来汉语新诗的声音研究》(台湾)、随笔合集《间隙的空灵》,于台湾《清华学报》《台湾诗学学刊》、香港《今天》《文学评论》、中国大陆《当代作家评论》《扬子江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戏剧艺术》等期刊发表文章四十余篇。

(作者惠赐 编辑 /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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