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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之于我们的意义 (阅804次)

刘文飞


  2017年2月10日是普希金逝世180周年纪念日,俄罗斯照例又将有一场隆重的缅怀。我国也将举办一些相关活动,比如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将上演一场以“致普希金”为题的诗歌音乐晚会,濮存昕、焦晃、姚锡娟、肖雄、达式常、严晓频等著名艺术家将登台朗诵普希金的诗,俄罗斯功勋艺术家、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安德列·皮萨列夫也将专程来华,在晚会上演奏拉赫玛尼诺夫和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1837年2月10日,在决斗中身负重伤的普希金于下午2点45分在圣彼得堡去世,圣彼得堡和上海两地时差5小时,上海这台晚会开场的时间几乎恰好就是普希金180年前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刻!

  普希金步入中国

  普希金之于中国的意义首先在于,他是飞入中国人阅读空间的第一只俄国文学的春燕。20世纪的第一年,普希金的名字就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当时曾有“普世经”、“伯是斤”、“普式庚”等译名。1903年,上海的大宣书局出版一本译著,这本书有着蓝色的封面,还有一个奇特的书名:《俄国情史,史密士玛丽传,一名花心蝶梦录》,这其实就是普希金的《大尉的女儿》一书。此书不仅是第一部译成汉语的普希金作品,也是第一部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汉译俄国文学名著,它构成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和传播的起点。中国的俄国文学译介传统始自普希金,始自“俄国文学之父”,这不仅是一个惊人的巧合,而且也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开端。正是从普希金开始,中国读者结识了俄国文学并渐渐地爱上了她,换句话说,俄国文学是与普希金的名字一同步入中国的,如此一来,普希金便在中国人的意识甚或潜意识中成了俄国文学的代表、象征和标识。
  1937年,在普希金去世100周年纪念日之际,中国出现了第一个普希金接受高潮,上海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出版了多种文集,并树立起普希金的纪念碑,这是中国的第一座普希金纪念碑,也是中国第一座为外国作家树立的纪念碑。在抗日战争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座位于上海汾阳路、岳阳路和桃江路交叉路口街心花园里的普希金纪念碑两次被毁,1987年,在普希金逝世150周年纪念日,这尊上海的普希金纪念碑又第三次在原址落成!普希金似乎成了中国人的一员,上海人的一员,与我们一同经历了我们民族20世纪的大灾大难。上海的这座普希金雕像,由此也成了世界范围内最著名的普希金纪念碑之一。
  1947年,罗果夫和戈宝权合编的《普希金文集》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产生巨大反响,这部集普希金略传、普希金作品、关于普希金的论述和以《普希金在中国》为题的专论等内容为一体的文集之后多次再版,标志着普希金在中国的接受已进入成熟的阶段。

  中国人的普希金

  普希金的步入中国,恰在中国的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形成时期。20世纪初,中国开始挣脱封建体制,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倾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尝试创建“新的”文学和文化,也就是某种本质上不同于传统文学和文化的新文学和新文化。如今我们认为,五四运动有三个主要的思想来源,也就是法国启蒙思想、德国马克思主义和俄国文学,换句话说,俄国文学当时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是审美的对象,而且也是意识形态的武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普希金被译成了汉语,并迅即成为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样板之一。普希金的诗歌和小说形式成为许多中国诗人和作家的模仿对象,至于这种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我们或许可以说,直到当下,就体裁层面和形式意义而言,大多数中国当代诗人和作家的写作更接近普希金(当然不仅仅是普希金,还包括其他许多外国作家和诗人),而不是20世纪初期以前的中国诗人和作家。普希金在其创作中表达出的精神内涵对于其中国同行而言具有更深的影响,比如他对小人物的人道主义立场,他在专制社会对自由和个性的歌颂,甚至包括他在诗歌中对爱情的大胆吐露。所有这些因素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十分及时、十分珍贵,因此逐渐成了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内容构成之一。总之,普希金和他的中国翻译者、推广者、阐释者甚至读者一起,成了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奠基者之一。
  普希金被公认为俄国文学之父、俄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奠基者,换句话说,正是从普希金起,俄国文学和文化开始步入世界文明的舞台。别林斯基认为,普希金的伟大功绩就在于,诗人“是初次觉醒的社会意识之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普希金演讲》中重复了果戈理的话:“普希金是俄罗斯精神的一个特殊现象,或许是唯一的现象。”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也说,俄国文学的独立始于普希金。从普希金到列夫·托尔斯泰,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里,俄国文学迅速攀上世界文学的高峰,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正如俄国科学院巴格诺院士在他的《西方的俄国观》一文中所言:“仅仅是由于俄国的小说,西欧人首次看到了一个既与西方同种又与西方不同的国家,并开始将俄国视为欧洲民族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而且心怀诚悦和尊重,而不是恐惧和蔑视。”俄国文学的辉煌成就使西方针对俄国的“轻蔑、责难和声讨”迅速转变为“好奇、同情和赞赏”。普希金的创作对于祖国文学之独立、民族意识之觉醒和本国文化之传播所具有的意义,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十分重要,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我们非常乐意向普希金和他的继承者们学习,学习如何完善、发展和传播自己的文学和文化。
  正因为如此,普希金成了在中国流传最广的俄国作家,虽说如今中国人或许在怀着更大的兴趣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称普希金为“全人”,在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词的意义就在于,普希金不仅仅是俄罗斯人,也不仅仅是俄国人,甚至也不仅仅是非洲人,同时也是欧洲人、美国人和中国人。他是真正的文学世界公民。或许正因为如此,普希金有不止一首诗作被收入中国的中小学语文课本,比如《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和《致凯恩》等。应该知道,中国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容量有限,所选的外国作家作品屈指可数,所选诗作也不多,可普希金的作品却被多次选入不同年级的语文课本。普希金的作品有海量的汉译,他的有些作品如《叶夫盖尼·奥涅金》《大尉的女儿》和《别尔金小说集》等,拥有十余种甚至数十种不同译本,就连中文版的《普希金全集》就有三种。据不完全统计,100多年间,中国共出版千余种普希金的作品,总印数超过千万册。此外,中国已经形成自己的“普希金学”,中国学者写作并出版了许多关于普希金生活和创作的专著,每年发表的相关论文更是数目可观,硕士博士研究生也经常选择普希金的创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共撰写关于普希金的论文约1000篇,专著约30部。就这一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说,普希金在中国不再是一位外国诗人和作家,他已被当作一位中国人自己的诗人和作家来阅读和理解,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意义已不再是外来的,而是本土的!

  我的普希金

  1999年,在普希金诞辰200周年纪念日,我在莫斯科的《文学俄罗斯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普希金》,我在该文的结尾写道:“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称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为‘我的普希金’,的确,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普希金,我们中国人也有自己的普希金。他如今仍旧生活在中国,他是不朽的,既是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作为我们善良的友人。”(《文学俄罗斯报》1999年6月4日第21期)
  普希金是我的第一个翻译对象,我在大学里学会一点俄语后便立即开始练习翻译,而最早的对象就是课本里的普希金诗。一年后,我已经译出十几首,将我的译作与一些中国著名翻译家如戈宝权、查良铮等人的译作做对比,我自然发现自己译作的很多缺陷,但与此同时却也发现自己的译作似乎也有一点自己的“风格”,甚至“特色”。这种感觉给了我自信,给了我成为一位普希金翻译者的希望,并进而通过对普希金的翻译成为一位俄国文学翻译者的希望。后来,我翻译了普希金全部的诗作和小说,还主编了十卷本的中文版《普希金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写了两本关于普希金的著作。
  在我所有的翻译作品中,普希金的作品是再版次数最多的。几乎每一年,我翻译的《普希金诗选》都会再版一次。有的版本不仅是再版,而且是“再译”,即我又对译文中的某些地方做了润色和加工。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尤其是普希金诗歌的翻译,似乎是无止境的,有时也像舞台演员的工作一样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出版之后才觉得某些地方还有改进的余地。在我刚开始翻译俄国文学时,我觉得普希金比较容易译,比如就比帕斯捷尔纳克和布罗茨基的诗更容易译,可是如今,随着自己翻译经验的不断积累,随着对普希金的不断“重译”,我越来越觉得,普希金的“朴实和明晰”其实是最困难的翻译对象。普希金与中国的伟大诗人李白一样,在任何一种语言的译作中往往都会显得过于“简单”,过于“通俗易懂”,而最“简单”、最“通俗”的诗在原作中往往是最伟大的诗,太简单的翻译处理往往会降低那些传世杰作的魅力,而违背原作的美化和复杂化,又往往是对那些大诗人的误译和背叛,这的确让译者有些左右为难。正是因为这一点,我甚至开始意识到,诗歌,其中包括普希金的诗歌,原本就是不可译的。可悖论的是,普希金的诗歌一直被我们不断地重译着、再版着,被中国一代又一代读者带着尊重和挚爱阅读着。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北京斯拉夫中心首席专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z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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