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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念奴]第三只眼看贵州—贵州诗歌印象  (阅读11450次)



            第三只眼看贵州
             ——贵州诗歌印象
              
              石念奴



  当我们谈一个省的诗歌,也是谈一个有着诗歌文化传统的国家的一部份。在中国现在的三十个省份中,历史地位和地理地位像两个天定的指标,贵州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地位永不可能与别的省份平起平坐。藉此,我们在谈贵州时,有必要清醒,也更要某种苛刻。对旧世纪的回首,是对新世纪的抛砖。

        一、八十年代以前的贵州地上
  
  1、贵州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边远蛮荒之山地,和诗经汉赋无关,和唐诗宋词无关。元朝始,贵州开始纳入中国版图。明朝间,中国哲学大师王阳明入黔“龙场悟道”,为僻静的黔边带来罕遇的精神烛光。

  从明至清,黔北遵义沙滩地区走出“西南巨儒”尹珍、郑珍、莫友芝,他们和贵阳的周渔璜(官至翰林院大学士)、赵以炯(贵州三状元之一)等像灿烂的珍珠,其光彩赢得了“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的美誉。
  
  2、政治及社会的变迁永是影响文学创作的最深刻因素,特别是在中国。因此,贵州第一个诗县绥阳的出现就不是偶然的。绥阳位于黔北遵义地区,在贵州属地理位置靠近中原的关口。建国后至今天,这里以反映社会主义劳动建设为主线的山歌民歌层出不穷,一度“引人注目”,这个地方是贵州传统诗歌的开始。

  五十年代后,廖公弦从绥阳县上路。他曾担任贵阳市文联主席,在担任《花溪》主编期间,该刊在当时青年文学刊物中名列前茅。1979年,另一个绥阳人李发模以一首长篇叙事诗《呼声》获得全国优秀诗歌奖,一举成名,他现任贵州省作协副主席,遵义市文联主席。

  一个写作者的作用不应该只局限于他笔下的文字。自古,中外,都存在这样一个现象:一个写作者在身份之外,还有着诸如启蒙、教化、引导和承递传播作用,文以载道——即便各人心中的道不同;否则,他只算是个单纯的熟能生巧的写字匠人。从这点说,廖公弦、李发模起到了作用。此外还有一个已移居省外的黔北诗人黎焕颐(上海《中国诗人》主编)值得圈点。从诗歌本身而言,廖公弦李发模的作品为传统型,这也对他们自身和对黔北诗歌产生了羁绊;随着时代的前行和社会的进步,黔北诗歌创作在题材内容、思想观念和艺术观念上未能得到刷新,逐渐失去了影响,以至于传统的贵州诗歌几无可圈点之处。

         二、八十年代以前的地下

  1、贵州地下诗歌与北京的“今天”和“北洋淀”在中国七十年代末一起汉诗前进中起到重要作用。近年来,它引起国内外汉诗界注意,在高校某些专家和一定层次的民间诗人那里,贵州地下诗歌地位一路飙升。从诗歌本身来说,贵州地下诗歌仍属传统,与食指一样,逊于北岛顾城。从诗歌之外看,贵州地下诗歌的呐喊成为多数60年代出生诗人的榜样。

  路茫和哑默二人均为教员,后者比前者聪明,这也使得前者没有后者出名,尤其是后者通常成了“关于XX的——”证人。成也肖何败也肖何,二者均是因此鸡犬升天,又因此落魄江湖。近年来哑默名声渐高,缘于改革开放后民刊、民间诗人的活跃。二者惺惺相惜,难免以讹传讹,自豪又自虐,搭成某种不牢固的统一战线。从诗歌本身而言,路茫的部份诗作有不拘泥于传统的探索;哑默的诗作则是泰戈尔的中文翻版。价值不大,他曾提出写作上的“非模式”概念,该是受了“散文诗”这种文体的启发。

  从时间上(年龄、思想经历和出道时间),李发模、路茫和舒婷、北岛们相近,区别在于居住地(文化相对发达城市与欠发达的边远地区),这造成了这一时期贵州诗人的“落后”!

  曾有人提到过,为什么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艺术生命力相对较短,并且只是几声呐喊就休息了?原因在于北舒等人少了文化的支撑。他们不是学习型的诗人。也许他们后来的精力也像贵州60年代出生的那群民间诗人一样,花在了另外的地方。

  在一些诗人那里,往往由于自身原因,写作难以突破时,遂下意识地转向于“思想言论”及“诗歌行为艺术”方面。艺术性不够,标榜思想性,二者都不行了,就剩下性!所以,严格地讲,中国文学写作者的思想水平是不及格的。

  2、关于贵州地下诗歌

  实事求是地说,贵州的地下诗歌在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可否认,而当今天我们都平静地公正地看待昨天时,昨天有必要一股劲儿哄抬自身吗?红楼梦弄出些在体制内吃闲饭的红学家,一些人也正在把“贵潜”作为香馍馍!且完全否定其它?

  (本节引文均为一专研贵州地下诗歌的文章。作者为张家谚。)

  “何谓‘隐态写作’”“一种不被当时的社会环境容忍或正常承认的写作现象。以手稿为主要形式,或锁在抽屉,或仅在友人与相知者之间传抄,或以油印、胶印、铅印,乃至电脑打印等等非正式出版物方式在民间或主流意识之外刊行和流布的写作文本,从其根本和特定的意义上看,只有那种不与主流意识拍合乃至对峙或加以抗争,不被权力话语容许和接受的,因而也是禁锢的写作现象——”。

   ——这段话的关键词应是:主流意识,权力活语,容许和接受,写作现象;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对于写作者来说,主流与权力之类怎么界定且该放在何种位置?当时权力活语何指?容许与接受是显态与隐态的分界?容许与否=光荣与否?这种容许与承认与一般意义的发表有何关系?

  “‘隐态写作’无疑具有一种特殊的内涵。直言之,它的写作立场决然是民间的或个体的,它的写作姿态绝对是独立自主的,它的写作心态无疑是自由无忌的。个体尊严、独立姿态与自由精神,这便是真正的隐态写作所拥有的三大资质或三种基本品格。这使它与任何依附或屈从于权力话语的伪隐态写作廓清了界限。”

  ——好的,假定这段话是成立的,作者接着说:

  “——在历史上表现个体的人格尊严与精神之独立自由的隐态写作,除了依靠后人的发现、发掘和追认,隐态写作及其作品几乎不可能表现出它对所处年代和所处社会的直接影响。”“除了纯属自娱,隐态写作实际上是一种被迫而无奈的选择。”

  ——个体尊严、独立姿态与自由精神怎能轻轻一转就说成“自娱”?所以如果说当年的地下诗歌是自娱,是被迫而无奈的选择,那么今天的所谓地下则是一种策略,一种投机,一种对诗神的奸污!不仅如此,作者还提倡:

  “因此,让隐态写作向显态转化,应该说对于作者个人是一种福音,而对于社会,则标示了自身容纳多元创造的肚量,同时也把自身提高到更有民主风范更具自由气度的层面。我们在看取隐态写作时,有必要在求真的基础上,对凡有相应价值的隐态作品,努力使之向显态转化,早日让世人知晓。至少,我们对于隐态写作进行学术研究进行学理探讨时,不必人为地设定一些限制,更不应放弃自由的心态与独立的立场。”

  ——这段有些自相矛盾!还有些失原则;后两句则互是病句!现在就围绕这个“自娱”来作文章吧。在世纪末,中国诗歌界产生了一种盖棺定论的风潮,如天津《文学自由谈》上刊载诗人元素表,网上则是百晓生英雄排行榜,各种倾向的诗集如《世纪末的花名册》,《岁月的遗照》等也出笼,一二三流诗人都被调动起来华山论剑了,事实上这股世纪末风潮间接成了后来的下半身和福建各诗派产生前提。

  如果我们把一个文化人的思想内衣先剥去,就可见这反映中国诗人自古有之的渴望被承认拱卫的秩序心理!李白杜甫如果进不了庙堂,他们当然要在野唱另种调——这才是20世纪民间诗人中绝大部份的“士大夫潜意识”!在改革开改前的中国,多少人能脱离得了悠久的传统政治文化的浇灌?而当年人们PASS北岛则多是蔑视权威实则是小农意识的嫉妒心理。这种心理一直制约着民间诗人朝着艺术进步的可能,今天也是这样。

  “1980年11月出刊的《崛起的一代》第二期,曾推出两个颇具影响的专栏:

  ‘民主之声’和‘无名诗人谈艾青’。前者是贵州大学民主竞选活动的激情回响;后者则为当时中国新旧两代诗学观念的激烈冲突添了一把猛火。特别是后一个栏目中XX的《致中国当代诗坛泰斗——艾青》一文,立于两军对垒的阵前,XX以一代崛起者的名义,向以艾青为代表的中国诗界发出了狂傲不逊的挑战——‘终于,我们站起来对艾青说:你们的太阳已经过去,我们的太阳正在升起!你们这一代诗人代表不了一代诗人的我们!’‘诗歌不需要偶象,必须把僵尸占据的地盘空出来!让所有大大小小的过了时的诗歌‘圣灵’在一代新的苦行者的身边纷纷倒下吧。未来抓握在我们的手里,微笑在我们的勇气中,展开在我们的脚下!老人,既然你这样颤巍巍的,那就别在我们中间挤了。’

  ‘什么是反诗歌?一记打在作家协会主席脸上的耳光’

   ——不难看出,开始的民间(文联系统之外的写作者)是一种非艺术或者远离艺术原则的嚎叫,叫得越响(旗号多是自由与民主),与艺术越远!今天多数的民间诗人(可怜的是很多人对这个称号是自已为是的懵懂的!)也是这样。而我们相信开口闭口自由民主的“战士”,恐怕大多数对何为自由民主都还弄不清楚!还说什么呢,正如这篇文章的作者最后说的:“也许,要断言中国当代隐态写作及其隐态文学为历史贡献了什么,此刻为时尚早。”

  ——确实是如此!而对贵州人而言,特别是当时及现在的青年人对于贵州当年的地下诗歌活动抱以的心情可以理解!就像一个人在谈及他祖上的荣耀和风光那种心情。有时候,我们对一个诗人的关注,通常不是来自他的作品,而是他的与从不一样的生活,家庭,经历,遭遇,甚至是他在可能的场合的言行举止——这是个可怜的习惯!这种思维常让我们笨笨的只知在人造的历史文化文场抬头仰望雕像,忽视自身的同时更因此失去自已的评判标准!

        三、八十年代:值得记忆的段落

  1、八十年代北京《诗刊》的青春诗会的重要性及价值若和现在相比,天壤之别!现在的简直不值一提。来自黔北赤水的王建平曾参加过一届,有“钢铁诗人”之称的王建平现在主打小说,还不错,从诗歌本身而言,王建平是主旋律,有技术,无大境界。

  2、在贵阳举办的那一年青春诗会,唐亚平和陈绍陟同时参加。现在二人均已不再露面,唐亚平则有时还以名字在诗歌之外的领域比如电视上出现。陈绍徙主要歌唱家乡高原,算更加聪明的主旋律写作,然其诗一般,影响淡淡。唐亚平则一鸣惊人,在玩两把老外的“自白”后再无建树,建树对女性写作者来说通常很难,所以占了性别优势的唐亚平在得到更多的诗歌之外的光环后沦为聪明的常人。

  3、在此期间,一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延续着地下式呐喊的轨迹,但再无人能出其上,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思想”激进,然诗艺平平,虽然他们过多地保持有所谓诗歌的外观。四川的钟鸣曾说至1987年后,风光热闹一时贵州地下诗歌“全军覆没”,这话怎么说呢:一些人才力不济,出局;一些人本来就是凑热闹玩儿的,自然退场;第三种则变了“初衷”,比如其中之一的李泽华现在北京,叶延滨为其诗所作序文发《山花》上,之二的张景现为贵州省文联干部,《南风》月刊副主编;一些人则通过努力加入省级作协。覆没?看看当年的的“今天”和北洋淀今在哪里?

  4、在此期间,有一个独立的写作者虽未参加青春诗会却独具一格引人不得不侧目,这个人叫郑单衣。就诗歌本身而言,间或游动于民刊的郑单衣远远高于同时期的贵州诗人,在九十年代后郑单衣显山露水,在国内诗界享有良好声誉,曾被邀请作为北京大学访问学者,现已离黔。如果将郑单衣当作中国诗人的一种缩影,可以看出他处在座标中轴,这个座标的一头是主流诗歌,一头则是地下诗歌,两头同样的与诗背离。

  如果以被“权力或主流话语”容纳与否作为某种杠杆的话,前述关于贵州民间写作的问题又要提一下。郑单衣、陈绍徙和唐亚平等人其实也是民间出生的,也经历了所谓隐态阶段,也被重要的公开的刊物接受,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其实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写作并写好是首先重要的。而在一些不会写想写也写不好的(同龄的)贵州民间诗人那里,则对于对上三人因已“成为显态”而颇有微词!

  5、八十年代贵州诗歌还有两个老诗人。一个是《花溪》编辑叶笛,作为编者,他颇有热情,对贵州诗歌起到了一定推动。一个是当时《山花》编辑罗绍书,罗曾从军,其讽刺诗在当时国内占有重要一席,有南罗北陈(山东陈官煊)之称。用今天眼光看,从诗歌的本身而言,罗绍书几无意义。

   6、西篱、陈绍徙均为纳雍县人,也许是这个原因,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的纳雍涌现出一群写作者,在全国多家刊物亮相。由于地理的边远、信息不通和经济文化的落后,这一群诗人的思想境界难以提升,写作与当时的国内麦地、家园风潮一致,显然,时至今日,那一群人均已步入中年,这个差点成型的贵州第二诗县沉入乌蒙群山的静默。西篱的成熟应是九十年代。从诗歌本身而言,西篱可以说是当下的小资写作者的先行者,她的部份作品相当不错,她现已离黔。当专业作家。主小说。

       四、九十年代:黎明前的死水微澜

  九十年代的贵州诗歌这个说法从某种角度上说几乎不成立。不过不能说这个空白是诗人自身的原因。在九十年代贵州出版的《贵州新文学大系诗歌卷》与2000年《二十世纪诗歌史》有明显局限。一些原则限止了它的有价性:比如收录者必须是省作协会员,作品必须是发表在公开报刊上的。

  1、在这一时期,全国文化市场正处于动荡变化时期,《花溪》凋萎,变脸成青少年情感调味读本;《山花》走出另一条道路,现已为国内纯文学重要刊物。由于面向全国,《山花》成为国内文学重要阵地后对对中国诗歌起到了明显作用但对贵州文学则漠视,以致本省写作大众对其充满怨意。

  和以前比较,这一时期诗歌逐渐退守到灵与肉的边缘,神性、寻根、寓言之类已成让今天的写作者不屑的过去式,昔日的取向已由四边形变成了不规则的多边形。九十年代的贵州诗歌主要是以“我”为主的。西篱在九十年代创作较丰,也有影响,贵州的主流诗界不喜欢。罗莲是个布依族女诗人,出版诗集,尚禅,自号居士,明显的女性味,但是又未脱离或是处理好女性写作的致命的共性,她现居安顺,写作不勤。赵卫峰写作也不勤,其倾向在从“我”而紧贴当下,有锐气的一面,语言质量不错,不太被传统诗坛接受,也与民间诗坛疏离。姚辉在八十年代便已出道,但在九十年代后才显露,成为黔北诗歌的一个变数和引路人,他著有诗集三册,入选过国内外多种选本,笔涉小说、散文、散文诗等多领域。姚辉的写作不落后,尚灵魂写作,重内在的研磨。他与主流和民间之间关系都过得去。另外在70年代的门槛上有一位叫做伤痕的写作者,有较好的想像和语言,但是可惜的是,他的思想一直周游在同一个平台上,这阻碍了他的进步。

  这一时期,六十年代诗人群渐渐从诗坛脱离,谢以佐、王强、张凯、沈在龙、乳有房乳无房、胡微微、农夫、龙俊、王付——这些名字只作为曾经的和心灵有关的代码。

   应该说,社会大环境的变异使这一时期诗人影响甚微,却也无意中促使写作者在行进中相较从前更个体,“个体尊严、独立姿态与自由精神”也更注重真和美的处理,不知这是否一种退步,因为,思想无意中的隐逸,反应出我们的某种对存在的麻木!

  这一时期,王蔚桦以一首《邓小平之歌》夺得贵州主旋律诗歌的头彩。

  2、这一时期,中国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民间刊物开始像样生长。另一种和全国一样的情况是,由于诗歌这种文体的局限和操作者的本身原因,大多是个人诗欲向私欲的自然而然的过渡。所以不少民刊自生自灭,转眼即逝。有几个刊物值得提。

  八十年代的《崛起的一代》:出产于贵州大学,产生原因是当时风行国内的朦胧诗潮。九十年代的《大骚动》:出产于贵州民族学院?转移北京后成熟并有影响。已成过去的这两刊当时在国内有影响。

  现在仍存活着的有地位的是王家洋主办的《大开发》、郭思思主办的《大十字》。王家洋生于六十年代中期,现居贵阳。郭思思生于六十年代前期,现居遵义。作为贵州现存的非公办诗歌媒介,它们的出现已不可能再用地下、潜在简单套说,它们虽然档次、影响、倾向不一,但是它们的存在是可以欣慰的期待。

         五、黔省诗论界的缺失

  无论哪种艺术形式的发展都离不开理论的帮助推动,从某种角度上看,一位优秀理论者的力量远远超过一大群甚至一代平常的写作者,文学批评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份,贵州批评界一直缺乏这样的全国性的核心人物。

  1、黄邦君算是认真的专业诗歌研究者,在当时的国内小有影响,但在尚未取得大突破时他便去世。

  2、何锐也曾是一个诗歌专业理论工作者,但接手《山花》之后分身无术,成为一代名编而本行几已辍闲。

  3、在各文联系统和各高校还有些挂着现代当代中国文学职称的一干人员,但众所周知,他们所受的教育、观念及兴趣几乎只与传统诗有关。这些人员中的多数爱说的也只是对笼统的文学或文化?现遵义师范学院的周帆近年来在国家级文学理论刊物上连续发文,有实力。但其目光有待远扬!

  4、李寂荡出生于1970年,文学硕士,很遗感的是他的兴趣不集中,所以至今未见他在诗歌方面有建树,从年龄上说,可以期待他能有成的。

  几乎所有的民刊主办者都会因为做着同样的事而因此心相近,但在他们的刊物之中,却有一种愤懑型评论,将诗人极力描述成自由民主战士、精神受难者、受困的清教徒——事实上这类评论者有的是小政客意识,唯独少了一个从做学问的人应有的艺术细胞和诗歌道德,他们做的梦也充满着下水道的酸臭!!从诗歌本身来说,这种人少些好!

  “当前的文学批评正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挤压。这些挤压构成了文学批评的生存危机。危机首先来自文学批评对于自身的取消。这种取消是致命的:第一是取消了‘文学’,第二是取消了‘批评’。批评的文学性正受到有意无意的伤害,文学被泛化了,泛化成无边无际的‘文化’或是别的什么。作品中的文学性被冷淡,一些批评家的眼里根本没有文本,或者是即使看到了文本,那也只是利用它来说自己的话。最终是导致对文学审美性的消解。”(谢冕)

  身心健康,有胆有识,能写会思,创新踏实,公正清醒,诗论界需要这种人。其实永远也不可能有这种人,好的,就是相对靠近些的。

          六、一缕可能的黎明 

  大的前提:西部大开发带来的生命环境变化。数字信息时代的更新一轮冲击。社会经济文化的明显进步。更年青的写作者的思想观念、所受的教育、接受能力、生活质量和环境都与从前不同,更能达到“个体尊严、独立姿态与自由精神”这样的话,有理由认为贵州诗歌在新的世纪里出现良好转变是可能的。由于我自身的爱好、兴趣和阅读的中断转移,和对这个圈子的疏离,以及迷茫,目前我没有权利和力气评说这可能的黎明,相信每个时期都会有人脱颖而出的。真心的祝愿七0后出生、八0后出生的写作者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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