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楚 ◎ [黑黑]边缘的诗歌与诗歌的边缘 | 诗歌专题 | 诗生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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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黑]边缘的诗歌与诗歌的边缘  (阅读9762次)





  我们神圣的职业,存在了数千年,阿赫玛托娃如是说。但就当下之状况而言,“神圣”二字恐怕只能是天方夜语。诚然,八十年代末期可称诗歌的黄金时代,甚至是“神话”时代。然经过社会转轨及市场规则的冲击,众人均在惊呼:神话业已结束,黄金时代沦入黑铁世纪,诗歌已经“失乐园”。一时间所谓“岁月的遗照”、“沉沦的圣殿”等纷纷为诗歌留此存照,仿佛此后诗歌便会突然消亡。

  我以为,这并非意味着诗歌已被或将被消灭,而只是说诗歌能轻易辉煌、大面积闪光、批量生产暴发户的时段已一去不返,它已不再被众人和时代共同看守,而成为诗人个我的独有。它从神之乐园跌落,反而正是其返回个人性,返回自身本质,返回自由精神向度的大好契机。在诗歌整体溃退之时,诗的真伪就如同海潮澎湃时砂砾与岩石一样自动区分开来。诗歌退到孤独,有利于诗歌的再生。至少它可以让真正的诗歌写作者认识到自身的孤独与自由,磨砺他的勇气,让诗歌经历艰难后实现凤凰式的涅磐。

  在这样的背景下谈论诗歌,更容易到达诗歌本身。

  贵州诗歌亦曾有过黄金季节。若按照怀旧的说法,贵州当年曾是中国七、八十年代的诗歌重镇。但俱往矣,风烟已散尽。到如今,若再关注这曾经的“辉煌”,怕只是自觉先天不足者倾力寻找某种虚浮、虚荣的支撑的行为吧。

  实际上,在所谓八十年代后期“全军覆没”(钟鸣语)之后,贵州诗歌现已渐复元气,并逐步形成一个有潜力的阵容。此次遴选的贵州诗人方阵,除唐亚平、姚辉之外,赵卫峰、西楚、青红、罗树四人正代表日渐成熟的贵州新生诗歌力量。——贵州这片山水,不盛产小说家,却颇有诗人传统,倒也可算奇处。或许在贵州,任涛生云灭,自有某种先天的、神秘的诗性在传承不息?否则在八十年代后期气脉几乎断绝的情况下,怎又凭空迅速闪出这个整齐的方阵?

  可见,对于诗歌,个人性和精神性实重于耳提面名式的传承。因此我愿意将贵州诗歌的精神内质归结为一种先锋冲动,为着贵州特有的边缘和自由气质。诗歌的本质,乃是人的心灵在权力话语的边缘自由舞蹈,并在自由中实现人之生命、人之心灵的孤独与超越。诗歌作为对专制与强权的反拨,作为对个人性的抒写与颂扬,必然萌生对自由的向往与冲动。在此意义上,诗歌即自由,诗歌即边缘。

  真正的诗歌,必须首先是个人的诗歌。它的产生必须根源于个人心灵的冲动。如果诗歌成为大众的话筒,成为历史的话筒,成为政治的话筒,乃是一种可悲。有许多诗人,作品中看似有怀抱天下的雄心,也展现他们的智慧、对生存的体验,颂扬所看到的美、真、善、爱,但他们的眼光是别人的眼光,他们的写作不是为自己的心灵,而是为功利,他们发出的不是自己独特的声音,而是大多数人的声音,甚至是取悦于大多数人的声音,媚俗的声音。他们的诗歌成为一种欲望:进入中心话语的欲望。

  因而在商品规则主导话语权力、诗歌置身于危险境地的今天,贵州当下诗歌写作中精锐的部分仍然坚守边缘与自由的精神本质,当真难能可贵。这种对遥远边缘的自由诗性的坚守和跃进,使贵州诗歌写作散发出独特的精神光泽。从数量上看,以边缘自由诗性冲动为精神内质的诗与诗人,在贵州只是少数,仿佛长河中几块坚决挺出头来的礁石,有趣地遥相呼应。然而从诗本身来说,正是这类诗歌,撑起了贵州诗史的天空。

  很难想象,如没有这些诗人孤独又执着的探索,贵州文学发展到今天会是什么格局。贵州诗歌历来呈断层式发展。之所以今天显示丰富复杂、多元共存的审美格局,并产生了一些足以经受历史检阅的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无数精神先锋在不断向自由挺进、冲决中进行艰辛探索的结果,也正是他们经受无数次的怀疑、忽略甚至被否定的结果。



  回到这次集结。入选六人正是当下贵州诗歌中风格较鲜明、较具代表性者。唐亚平、姚辉,分别代表了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段,见证一个辉煌历史的产生及其结束;赵卫峰、西楚、青红、罗树,则代表了当下贵州诗歌的中坚力量和未来,将参与贵州诗歌秩序的重建。

  唐亚平。唐亚平曾是中国文学史上贵州边区所书写的一个灿烂符号。若仅以诗论,唐亚平实是历史意义大于艺术本身,更类似于贵州当下诗歌的象征性诗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贵州诗歌选择了她作为一种边缘冲动的代言人,见证一个独特时代里一片独特地域的独特心跳。这种选择是荣誉性的,同时又具有严重的伤害性,使一个诗人的诗性受到光环的挤压。我以为,她的独特在于她是由思而兼顾诗性,不像其他诗人是由诗性而到达思,虽因此带来理气过重的嫌疑,却同时又因此而不可效仿。像著名的“黑色”组诗,充分地强调个人性,强调不可复制。语言对她来讲不是第一位的,重要的是体验的独特与深刻。她轻易地摆脱了语言和思想的纠扯,却也因此牺牲了语言的自主权。忽然想起网络上所谓“百晓生”评点诗坛《一百单八将》中关于唐亚平的辞条:“当年江湖女煞星,也是女权中人物,视男人为蠢物,动辄舞刀论剑,不事女红,后来转写小说小散文,搽脂抹粉,温柔了许多”。不由哑然失笑。

  姚辉。姚辉是贵州当下诗歌进程中关键的过渡性人物,连结着辉煌的曾经与未来辉煌的可能。他的诗多少年来一直贯穿着对家园、对乡土的追问与颂唱——从意象的淬取到神思的运作。其追问深邃沉痛,仿佛置身于奇诡的溶洞中,向着那暗中的秘密颤栗着摸进;其颂唱意韵悠远,主体生命的目光虔诚地投向山水石岩,以灵魂的颤动与高原、与大地亘古的心跳形成共鸣。他的诗中那浓烈的血质和滚烫的激情,强大地冲击着读者的心灵与神经。这种追问和颂唱,使他的诗歌品格长处和不足同样突出。在对家园、对乡土的歌唱上,姚辉展现了强大的能量,诗中浓烈的高原喀斯特气质,足以令他独树一帜。然而他只追问而不思索,只颂唱而不叙述,使得其追问与颂唱均不彻底。他所追问者,并没有明确的对象,乃是隐形之物,是不在场者,是缺席者,甚或是未定名者。于是,其诗歌所向先在地陷入虚浮,总给人一种抓不住实体的、力道错位之感。仿佛刑天永久地向无物之阵徒然挥动锋利的干戈,姚辉被自己的追问和颂唱灼痛。

  赵卫峰。每次想起赵卫峰及其诗歌时,都不由想起一个虚拟武侠人物:怪杰欧阳锋。在贵州诗坛,他的诗可算最独特的了。自出道始,即不以常理出招,怪异的诗风迅速搅乱了贵州诗歌的一潭死水。我一向认为,其长诗《断章:九十年代》是省内少有的长篇力作。他多年来的创作,有优雅的诗,有激烈的诗,有愤世的诗,有调侃的诗,但他诗歌的奇特之处在于,总是自觉地居于思想之外,甚至是思想之下,亦即是远离形而上的“器”的位置,任凭语言疯狂地造成个个漩涡,将诗歌接受者的思绪卷入迷乱。读他的诗,总会感到一种现代都市、一种工业时代快节奏鼓点的催促。其缺点似也在于吸力太猛,激流太烈,把空间压榨得非常狭小,精神无以拓展。他的诗歌语言是对语言感受力统一性的刻意偏离,故其诗歌有既不可归结为他物,又匮缺本身传统的性质。对他诗歌的评价历来不一,但其作为贵州九十年代后期至今的重要诗人和贵州七十年代后诗人方阵领军人物的地位却也无可怀疑。我个人以为,引发对城市中人之生存的关注,对生活细节的关注,在贵州惯有的土地诗歌、田园诗歌,源于诗歌文本传承的诗歌之外,另辟一条源于个人生命体验的,或许粗厉,或者邪气,却强劲有力的、尖锐直接的道路,这就是赵卫峰对贵州诗歌的贡献。他的适时出现,引发了贵州青年诗人方阵对既有秩序的冲荡。

  西楚。西楚的诗才令人惊艳。那种奇幻中充盈的秀美,斑斓中饱满的明净,显然只能出产于南方,只能出产于神秘的苗峒。有时我觉得西楚的诗歌上承楚文化之风韵,得楚骚之厚爱。他的诗是纯质的,如《枫木组歌》,未受污染的语义内质,有限定的,透明的诗。同时也是芜杂、艳色的,如《妖精传》,纠葛于现代都市与古老民俗,枝蔓横生。但无论是纯质还是芜杂艳色,他的诗都在语言与思想的各自限度之内,使语言与思想得到有效的重合。然而,天性中对修辞与技艺的冲动,使得他的诗很大程度上是语言在表达诗性而不是个我主体在表达,这使语言达到了诗,也使诗远离了生存主体。由是他陷入了尴尬的两难境地——《枫木组歌》是他可以轻松契入的走向,但由于是对族群魂灵的侵入,由于其“非我”性太强,他不愿更多的涉足;他竭力想挖掘语言表象下面内心真实的隐痛,和日常生活细节背后令人震惊的秘密,并在这种迫切的欲望下产生和还在产生《妖精传》,但这种对个人内心真实的探寻和对日常生活的观看,却又因众多蔓生的枝节而阻碍了诗人主体向无限的生发及对“我”之外的神秘与深邃的追思。

  青红。一直以为,唐亚平后贵州再未出产真正意义上具备女性生命痛感的诗歌,那种女性原生的疼痛是男人们永远无法理解的。其实贵州女诗人不少,但我觉得她们都不能把握住女性立场,以女性话语介入语言与精神的纠葛。直到青红出现这种以为才得以改变。不过与唐亚平相比,青红多了一种入骨的细腻与婉转,也少了唐亚平那种深刻与极端。她擅长在诗歌文本中对日常生活与生命进行深度挖掘,其诗歌文本中充满着潜意识、心理幻觉色彩的生命体验,使其经验传达具有精神分析般的深度与力度。她对语言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敏感,她的诗歌叙述很少是白开水似的客观呈现,而是将一些形而上色彩的生命体验与感悟几乎不着痕迹地叠加进去,从而使叙述变得意味深长。我喜欢她诗中那种迷茫,那种源于女性的痛感与呼告,仿佛那是从心尖尖上发出来的。虽然其诗歌写作在深度与大气上不够,但其文本中体现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却已足弥补这一不足。

  罗树。作为一名在校学生,他在诗歌技巧上超乎寻常的成熟和对修辞与形式的注重令人惊讶。由于年龄与个人经验的原因,小罗的心灵尚未触及到生存的隐秘及内心的痛感,尚未向内心的真实敞开。所以他的诗歌中往往含糊其辞,充满虚幻的意象,如“镜子”、“镜子深处长头发的上帝”,缺乏来自真实生命体验的光泽与质地。他的诗中并不是没有东西,他的思绪亦深入到哲学、美学,深入到人的孤独、虚妄、空洞、无力,但这些东西都来源于文本传承而非亲身体验,是一种书斋经验。这对想象力大有好处,却也显示了创造力的薄弱。毕竟,诗言思,语言虽然关乎文本写作的成败,但语言的强大仍需思想的强大作为背景支撑。可能他自己也有所认识,所以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风内心虚弱,无法预测前程//像毕加索的牛一样/风越来越稀薄,甚至自己也无法忽略/它感觉正在被岁月抽干”(《现实1:没有风》)。不过,小罗现在毕竟还年轻,还有足够的时间对自己进行调整和修改,可以肯定,当小罗踏入社会,面对沉重的生存现实,获得宝贵的个人经验,他所欠缺的必将自然拥有。



  为内心的自由而写作,为对边缘的坚守而写作,为对灵魂的不懈颂扬而写作,这正是诗人之为诗人的使命所在。唯有珍视自由与边缘,珍视灵魂与内心隐秘之痛,以自由与边缘对视庸常的心灵与权力话语,才能使诗歌写作保持永不枯竭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然而,审视贵州当下诗歌写作,我却发现,贵州诗歌疲态已现,不仅诗人群体在萎缩,诗人的探索热情、写作热情也在急剧回落,很多时候诗歌的产生仅靠一种惯性在维持和推动。向心力与离心力在边缘奋力撕扯着诗歌,以至于使贵州诗歌在曙光乍现之际,就有了跌落低谷甚而重陷暗夜之危险。当前的贵州诗歌,正如在迷津之中迷惘而徘徊不定。

  综合起来,我以为贵州当下诗歌写作的症结主要有二:

  症结之一,思想背景和精神深度的匮缺。

  诗歌是一个时代的轨迹,因此,诗人首先应是其所处时代的精神图景的证判者。正如西川所说,“一个诗人,一个作家,甚至一个批评家,应该具备与其雄心或欲望或使命相称的文化背景和精神深度”(《写作处境与批评处境》)。而在贵州当下诗歌写作之中,却普遍地缺乏应有的精神深度和思想背景,虚浮不实的思想根基,导致许多诗歌悬浮于语言表象,无力达到更深的存在,触及更深的隐秘。

  ——贵州当下诗歌之中,什么在渐渐消失?

  勿庸讳言,当下贵州诗歌的一大显征,乃是由于心灵之疲惫不能正视内心真实,内心自由,内心之痛的丧失,而献身(抑或陷身?)于语言滑翔之快感。这种精神背景的匮缺乃是当下贵州诗歌写作的最大不足。

  一向认为,修辞与形式上的创造力不是诗人的最终幻想,判断一位诗人是否具有超越他人的诗性,关键在于其精神向度、思想背景的高、远、深或博大与否。诗人只有在精神向度、思想背景上具备了与众不同的、自由的、超越的品质,拥有了对存在境遇、生命体验的独特感受和发现,才有可能真正地寻找到、探求到新的话语方式。而当下贵州诗人们却直接从思想过渡到文本、修辞,放弃了对个人思想背景的强力培植,忽略了对生存、对诗性的追问。即便是姚辉、赵卫峰、西楚,他们最近的一些诗里,都总是语言的流动推动诗歌,而不是思想,思想是被动的,其中的精神深度显得可疑,当初那种狂飙式的锐气已经消磨。

  对于诗人,那命定的孤独就在于他在争取自由诗性的过程中,永远不可能赢得公众的普遍喧哗,他只能独守个人的性灵空间,只能独自纪录他的精神荒原上的漫步和漫步中的所见。他必须回到精神之中,回到对生存的怀疑与追问,回到对生命的思索与关怀,并由此生发出一种独特的诗歌理念,寻找到独立的声音。

  症结之二,语言的纠葛与写作的限度。

  诗歌是语言的精魂。身为诗人,必将永恒面对与语言的搏斗,与思的搏斗,与生命之痛感的搏斗。而这个搏斗,只能是一个人的战争。

  尤其在贵州这等边缘地域,这种与语言搏斗的后果,要么特别从众,要么特别个性。可以想见贵州诗人的困难和矛盾,他们一方面要以个性化的叙述机制及个性化的心灵取向对贵州文学存在的陈规旧套予以冲决,另一方面,又要由作为全国文学潮流的追随者转变到独立的创作者,并确立自己的根源。就当下而言,贵州诗人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功。

  程光炜曾在《90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指出,“优秀的诗人不在他为我们提供了扑朔迷离、然而毫无收益的诗歌语言形式,他应该最大限度地为我们提供这个时代所不可能想象的语言现实中的可能性——他应该让我们不时地‘惊讶’,然后深深和持久地‘震惊’”。在贵州,郑单衣、唐亚平曾是这样的优秀诗人,在发展的可能性上,赵卫峰、西楚、青红以及罗树等,也将是这样的优秀诗人。

  但要看到,当下的贵州诗歌写作中,在《断章.九十年代》、《枫木组歌》等优秀作品之后,贵州诗人已在与语言的纠葛中居于弱势。我相信,这也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

  公正地讲,七十年代后诗人的诗歌写作当是贵州诗歌进程的一次重大转变,无论是作为诗歌的边缘还是作为边缘的诗歌,贵州都重新实现或正在实现着其尊严。然而,从无人关注、无人喝彩到悄然形成实力方阵,当下的贵州诗歌写作不由自主地沉浸于个性无限制的喜悦之中,想不到或无暇进行自省。与语言的搏斗实际上被无限制表达所替换,自由诗性的独立实际上被淹没于个性的无限发泄之中。像赵卫峰、西楚近期的诗和罗树的诗,已近似于语言自身的行动,近似于语言的行为主义态度。

  时代选择了他们来实现贵州诗歌写作可能性的转变,但时代同样也为他们提供了诗歌写作的限度。对此,贵州的诗人们似乎缺少足够的觉察。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包括最精粹的部分,虽然具有良好的现代诗歌意识和诗歌能力,但几乎都缺少一种关于写作的限度感,没能正视这种写作限度的存在,没能认识到,与语言的搏斗是以损耗语言自身为代价来换取诗歌感受力的解放的,而如果这种损耗超过一定限度,又会反过来殃及感受力的完整与敏锐。

  最后,借用陈东东的一段话作为结束:“真正的诗歌写作是诗人向往理想生活的辛勤劳动。它是关乎天才、经验、智慧、技巧、感受力、洞察力、想象力、表现力和融于肉体的诗人的灵魂的,特别是,它是对语言的爱惜和恰如其分的使用,是为着完成作为‘自由和美感’的诗歌的”(《有关我们的写作》)。

  “真正的诗歌写作”,一个可疑的概念,对于边缘境遇中的贵州诗歌而言更是如此。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朝向经典诗歌的产生努力,我们的诗歌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呢?

                     (原载《山花》200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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