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面地

◎刘傲夫

新诗文化:概念、定位及问题意识

◎刘傲夫



   

  要:在新诗研究中,新诗文化研究是一个有待拓垦的新领域。提出新诗文化这一命题具有历史依据和现实意义,可以为解释新诗的历史合理性打开一个新的视野,可以促进新诗趋向更成熟的创新形态。新诗文化既具有在诗学理论层面探讨的价值,也具有实践应用价值。对新诗文化的整体性研究需要问题意识的带动,而问题意识来源于现实文化情境的激发,因此,探讨新诗文化是与当前的文化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关键词:新诗研究;新诗文化;文化自觉;文化认同
 

在新诗研究中,新诗文化研究是一个有待拓垦的新领域。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新诗已有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已经形成自身比较成熟的文化形态。尽管与中国古典诗词相比,新诗的经典化可能尚需时间的进一步验证,但新诗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自身的小传统业已形成,可以构成中国诗歌文化中相对独立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诗歌文化的继承与拓展,充满创新的活力,也契合当前文化建设的需要。因此,提出新诗文化这一命题是有历史根基和现实意义的,可以为解释新诗的历史合理性打开一个新的视野,目前新诗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可以促进其趋向更成熟的创新形态。
结合当前的文化现实来看,新诗文化既具有在诗学理论层面探讨的价值,也具有实践应用价值,大致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学科理论价值。提出新诗文化的理论命题,并进而尝试初步的理论建构,在当前全球化复杂的文化语境下探索新诗文化的实践应用价值,可以为新诗研究开辟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为当前新诗研究格局的突破提供一点新的思路和启示。二、社会文化价值。新诗文化的理论建构与实践价值研究可以为当代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设置实践议题,提出文化应对策略,呼应国家层面上的文化战略,有助于发挥诗歌的社会文化功能。三、实践指导价值。从具体层面来看,新诗文化研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可以为化解长期以来存在的诗歌边缘化困境提供可行性途径,对当下的诗歌创作实践具有指导和启迪作用,可以推动新诗创作的健康发展和新诗文化的成熟,引导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有效的新诗传播和接受机制,从整体上提升新诗的文化功能和地位。
不过,目前尚未有学者对新诗文化做过专门而系统的研究,经过严格检索,以“新诗文化”作为标题和关键词的论文几乎是一个空白,只在极少数论文中出现“新诗文化”的提法。可以说,新诗文化研究目前还基本停留在“外围性”研究阶段,还没有真正触及到新诗文化的本体和实质。这种“外围性”研究表现为多个方面:一、间接性。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对中国传统诗歌文化的研究已有比较成熟的理论形态,如杨仲义的《汉语诗歌文化学》、李善奎的《中国诗歌文化》、余年峰的《关于诗歌文化》等,主要研究古典形态的中国诗歌文化,对中国新诗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可以受到方法论的某些启示。二、零散化。在一些探讨新诗“边缘化”和反思新诗发展历程的相关论著中,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零星涉及到新诗文化的某些方面;在一些探讨新诗教育的相关论著中,零星地涉及到新诗文化的实践价值层面。一些研究者和诗人在行文中屡屡提及“新诗文化”一词,但语焉不详。这些论著包含着对新诗文化一些重要层面的关注,虽然比较零碎,但已触及到新诗文化的某些深层次问题。三、通俗性。在一些媒体报道、诗人访谈、诗人随笔、学术会议综述、诗坛消息中也涉及到新诗文化及其实践价值这一话题,一般点到为止,缺少理论深度。如老诗人郑敏近些年非常关注新诗文化建设,在不同的场合进行呼吁。四、时效性。如一些诗人和学者配合某些诗歌活动或学术会议,针对当前诗歌的困境和发展预期发出呼吁或倡议,在谈到新诗的危机时往往也会触及到新诗文化的某些方面,但这些呼吁或倡议一般缺少长效性,并没有落实到文化实践层面上。
从总体上看,学术界对新诗文化的研究还缺乏自觉意识和整体性视野,现有的研究成果都零星散布于非专题性探讨中,迄今为止尚无专门探讨中国新诗文化的专著和较为系统性的研究论文。不过,从目前的新诗研究所展开的前景来看,新诗文化的理论建构与实践价值研究将为新诗研究打开一个新的研究空间,也将代表新诗研究的一个重要走向。在我看来,在新诗文化的理论命题之中包含着当前新诗研究的一些进展,也预示着某种值得关注的研究趋势:
一、前沿性。新诗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意义,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挑战在于这一课题的难度很大,直接相关的参考成果极少,但同时这也意味着具有开阔的创新空间。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一方面对实质性的中国新诗文化本体研究尚未展开,新诗文化的诸多重要方面和与此相关联的一些重大理论命题还没有进入研究视野,另一方面在研究意识、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也有待去探索和尝试。我注意到,一些诗人和研究者对当前的新诗理论批评多有指责,认为当前的很多新诗研究与批评文章缺少有效的问题意识,与当前新诗创作的实际语境存在脱节的倾向,不能充分把握当前诗歌发展的动向,也就不能提供有效的理论引导。这一指责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新诗研究与批评也确实存在需要突破的瓶颈,在诗人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理论整合,在综合性的视野中强化诗学理论研究的创新维度,真正把新诗研究与批评落实到当前的文化语境中,为新诗的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就此而言,新诗文化这一命题的提出或许可以提供理论整合的可能性,在新诗文化的总体性视野下,可以在当前芜杂纷纭的诗歌表象下厘清新诗经典化的有效边界,把握到新诗发展的内在路径,由此化解当前新诗创作与研究的某些症结。
二、前瞻性。新诗文化的理论建构与实践价值研究包含着一种前瞻性的研究视野,涉及到新诗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新诗的历史合理性一直受到质疑,新诗文化的不成熟是一个重要原因,新诗危机的化解需要从文化上寻找原因,而这恰恰一直是新诗研究的瓶颈;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当前新诗的“边缘化”已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在最近几年,新诗写作看起来繁盛一时,但这种繁盛的景象似乎局限于诗坛内部,社会公众和一般的文学读者对新诗还是显得相对隔膜,同时,社会公众对新诗的需求也呈现出愈益迫切的趋势,如何化解新诗创作与社会公众需求之间的矛盾,需要在文化层面上呼应社会公众的精神需求,促进新诗创作与公众阅读的心理契合,带动新诗文化的普及和成熟。这是诗歌界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当前,新诗文化建设显示出日益重要的紧迫性,但却缺乏具体而清晰的文化规划,这也是新诗研究所缺乏的实践价值维度,因此,新诗文化研究所展开的理论前景同时包含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将带动新诗研究的深化,打开新的研究空间,其理论前瞻性也将转化为具体的文化行为,乃至将在国家的文化战略层面呼应现实的文化需要。
三、探索性。新诗文化的理论建构与实践价值研究包含着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既有理论层面的,也有现实层面的;既有诗歌的内部问题,也有与诗歌具有复杂联系的外部问题,因此,新诗文化研究实质上是一种系统性研究,需要在一种综合性的研究视野中进行,同时也使这一研究课题具有多层面、多维度的探索性质,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尽管面临着一些可能暂时不易解决的难题,诸如怎样界定新诗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如何处理其内部各因素的关系?怎样理解新诗文化的功能和价值定位?如何看待新诗文化建设的可行性途径?等等。这些关键性问题可能包含着很大的争议,但我们不能因此搁置对新诗文化的研究,而是应该允许多维度的探索,在探索中取得基本共识,推动新诗文化的发展与成熟。
在目前的新诗研究中,虽然不乏从文化角度和视点对新诗的整合性研究,试图发掘新诗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内在联系,但仍然没有把新诗文化落实到本体研究的层面,缺乏把新诗文化上升到本体论的综合理论眼光,新诗仍然被作为文化的一个构件进行研究,而不是作为文化本体来进行研究。在我看来,这涉及到方法论的转变,也涉及到具体的操作路径问题。在新诗文化研究的具体操作路径上,我觉得应该兼顾这样几个方面:一、跨专业、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立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学的双重专业视角和学科背景,综合运用接受美学、文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等理论资源,采取内部和外部、宏观与微观、共时与历时、理论与文本相结合的方法,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诗文化及其实践价值进行系统的研究。二、采用文学与文化整体观。文学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和互动,新诗文化既具有总体文化的一般性特征,同时也显现出自身的差异性,并受到总体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需要从文学与文化的整体观出发,把新诗文化放在总体文化的发展格局中,在相互参照中确立新诗文化的独特性和实践价值,由此可以获得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整体眼光。三、调查问卷与访谈法。适当采用调查问卷与访谈的方式,选择不同的文化群体进行调查访谈,获得新诗传播与接受的原生态样本,从统计学和实证研究的角度探讨新诗文化的普及程度及相关问题,结合具体的诗歌现场和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探讨中国新诗文化及其实践价值。新诗文化研究就其实质而言,是从一个新的视角对中国新诗进行拓展性的研究,对新诗研究进行创新性的探索,会催生新诗研究一些新的理论命题。


从1917年胡适发表最初的白话新诗至今,对新诗的争议始终未曾停止过。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既是一部新诗“成长”史,也是一部新诗“问题”史,“成长”与“问题”的纠结一直是新诗无法摆脱的窘境。时至今日,新诗仍然缺乏广泛而深入的文化认同,远未成为基础读物普及到广大国民的日常阅读视野中,对新诗阅读的拒斥表现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隔膜。[1]60-61在当前普遍认为新诗边缘化的大众文化语境中,新诗文化的理论建构与实践价值研究尤其显示出其紧迫性。在我看来,新诗文化研究正是基于新诗发展的历史考察并结合当前的现实需要提出的一个命题,不仅涉及到相关的诗学理论探讨,同时也要从现实针对性出发,深入考察新诗的现实困境,因此,新诗文化研究具有理论探讨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的特点,尤其需要凸显出新诗文化在大众文化语境中的实践价值。
如何展开对新诗文化的研究?我觉得研究者需要整体把握的视野,立足于对新诗文化的多维透视,从不同的维度透视新诗文化的独特形态,比如从新诗文化发展史论、新诗文化本体论、新诗文化功能论、新诗文化建设论等维度对中国新诗文化及其实践价值进行系统研究,同时切入文化反思的角度,探讨在大众文化语境下新诗文化建设的现实途径与实践价值。研究的一个关键之处,是在厘清概念、界定新诗文化基本内涵的前提下,对新诗文化进行宏观考察和微观透视,揭示中国新诗文化的基本事实、发展脉络和重要意义,创构新诗文化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和重要命题。此一前提非常重要,是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双重视野下确立的,把新诗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困境统一在新诗文化的整体性视域中,当可获得检验新诗艺术成就的某种标准或尺度。在我看来,在基本厘清这一关键问题的基础上,可把研究重点集中在这些方面:对新诗文化的历史进程进行症候式分析,探讨中国新诗文化的精神坐标、新诗文化的功能与价值定位、新诗文化的理论进路及其偏失、新诗文化的现代性及其实践路径、新诗文化建设与民族文化精神的提升、新世纪文化转型与新诗文化的培育、建构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新诗文化新格局等。新诗文化研究的目标应落实到探索新诗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和实践价值上来,为化解百年新诗面临的文化困局提供基本参照与应对策略,推动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
在已有的研究中,尚未见到对新诗文化的内涵作出明确的界定,这使这一概念在实际运用中具有指代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进行范畴意义上的凝炼。我觉得,通过考察百年新诗流变的复杂文化现象,梳理新诗传播与接受的复杂文化形态,同时整合相关的理论资源,可以凝炼出新诗文化的基本内涵,厘定其大致边界。新诗文化的概念凝定和内涵界定不能从单一的层面去理解,需要总览新诗发展的历史全貌,同时结合新诗的当前状态,提炼出一些核心范畴,可以从这样三个方面入手:一、新诗文化的民族性特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新诗需要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张力中找到恰当的发展路径。新诗诞生至今,其发展如果背离本土化的路径,民族性特征就不能充分显现出来。新诗文化只有显示出民族性的特征,才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拥有自身的辨识度,才能在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形成自己的文化品牌。新诗作为语言艺术,需要突出自身的汉语性和母语性。语言是诗歌艺术的底座,如果新诗的底座不稳,则无以确立自身的高度。新诗应该拥有纯正的汉语性,把汉语的诗性特质与民族的心理气质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形成自身的文化标识。新诗文化的形成既是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文化自觉的结果。二、新诗文化的世界性视野。在强化民族性特征的前提下,新诗文化也需要一种开阔的世界性视野,对世界各民族的文学艺术兼收并蓄,能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带动自身艺术品质的提升,同时又能保持自身民族个性的圆融自适,因此,兼容性、开放性、自适性也是新诗文化的重要特征,和民族性并不矛盾。实际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新诗已经融入世界诗歌的同步进程,被介绍到西方国家的诗人愈来愈多,文化交流的不对称性正在得到有效的校正。新诗在国外甚至被认为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2]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新诗文化的实践性途径。新诗文化是中国当代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格局中,是显示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自信的先进文化,具有凝聚民族文化心理,激发文化创造的功能,关系到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新诗文化建设不仅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而且是亟需转化为实践动力的文化行为,特别是在当前的大众文化语境下,新诗文化面临新的发展可能性,也面临新的挑战,需要充分的文化自觉,才有可能为化解新诗当前面临的困局提供基本参照与应对策略,实现新诗文化的实质性提升,推动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
结合新世纪以来的文化现实来看,构建中国新诗文化的精神坐标就显得尤其重要。从新诗百年的历史演进可以发现,新诗的诞生并不存在与中国古典诗词的所谓“断裂”,尽管在表层的语言形态和思想观念上确实有巨大的突变,但在深层的民族心理结构和民族个性气质上还是有一脉相承之处,并没有割断与民族艺术根脉的深层联系,因此,当我们今天总结百年新诗的历史启迪时,不能脱离这一基本的历史语境,而是需要清理新诗发展的历史积淀,从中找到中国新诗传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新诗是在中西文化汇合的特定语境中出现的,始终面临着复杂的文化选择,这也决定着新诗的发展历程不会顺利,而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摇摆,乃至出现发展方向的迷误。不难发现,每当社会相对开放之时,新诗就充满创新的活力,但也往往难免偏离民族化的路径,出现极端的试验性写作;而当社会趋向封闭时,民族化就往往窄化为过于单一的风格特征,被抽离多维探索的创新活力,可能出现极端固化的传统创作模式。不管是极端的试验性写作,还是极端固化的传统创作模式,都不利于形成相对稳定而充满创新活力的新诗文化,新诗文化的精神坐标也就无法真正确立起来。新诗文化的根脉深扎在我们民族文化的内部,与中国传统诗歌文化一脉相承,但新诗文化要茁壮成长,如果没有开阔的世界性视野,没有融入当代世界文化的系统性格局,就无法形成博大的文化气象,也就无法在多元互动的当代世界文化格局中确立自身的标高。
新诗文化的精神坐标就其实质而言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独特性与包容性的统一,既守护民族诗歌文化的纯正性,又向世界诗歌文化的多元性开放,统一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内在的创生活力;就其实践价值而言,则是激发民族文化精神的提升,为中国当代民族文化的创造提供有效的审美参照。新诗文化的实践功能在此变得清晰而具体,在中国当代文化的总体发展格局中,可以起到某种文化引领作用。新诗文化既可以为弘扬民族诗歌传统提供一条有效的途径,是彰显民族文化自信的有效助力,也是应对庸俗文化渗透的有效屏障,是激发文化创新的活力源泉。新诗作为一种诗性审美文化,既是民族诗歌传统衍生的产物,也是民族诗歌传统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创新和拓展,尤其在多元文化冲突的背景下,新诗文化既是有效的清洁剂,也是有效的粘合剂,可以把一种清洁的文化精神灌注到社会公众的审美需求中。新诗文化具有特殊的实践价值,是其他的文学与文化形式所不能替代的,静静地读一首诗和在公众场合朗诵一首诗,这种阅读体验和接受效果所产生的精神建构性,可能显得更完整而富有深度。在新诗经典遴选的基础上,如果能把新诗普及到社会公众的日常阅读中,对于抵制庸俗文化渗透将是一道有效的屏障,对于倾向于“浅阅读”和消解精神深度的大众文化也将是一种有效的校正。诗人臧棣说,诗歌是一种慢。此话有理,慢不仅体现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也体现在诗歌阅读的过程中。慢有慢的深度和奇妙之处,在诗歌创作和阅读的慢板之中,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也会随之发生某种奇妙的变化,乃至在自我的处境中内生一种坚定的信念。新诗文化也是如此,具有慢的特质,在当下的快节奏生活中,让人们享有一个宁静的精神空间。


对新诗文化的整体性研究需要问题意识的带动,而问题意识来源于现实文化情境的激发,因此,探讨新诗文化是与当前的文化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新诗似乎时来运转,新一轮诗歌热正在酝酿和形成之中,但新诗边缘化的态势似乎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扭转,新诗的圈内之热和圈外之冷仍然呈现出较大的反差。有论者认为,“新世纪的诗歌形象重构如今乃是娱乐化和道义化、边缘化和深入化、粗鄙化和典雅化同时并存,说不上特别成功,与真正的繁荣期还有一段距离,但路向准确,成效已获初显。”[3]9确是如此,新世纪的诗歌形象显得相对驳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世纪的文化语境所决定的。由于现实文化情境更加趋向复杂化,大众文化广泛而深入的渗透对新诗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新诗借助新媒体的普及急剧扩容,诗歌的总体产量呈几何级增加,在中国新诗史上从未有过这样众声喧哗的局面;另一方面是诗歌创作准入门槛的降低,新诗的标准不能得到有效的凝定,反而显得更加模糊,诗歌创作呈现出碎片化的倾向,社会公众对新诗的质疑并没有得到扭转,反而显得更加迷茫,新诗传播与接受中的文化偏见仍然根深蒂固。新诗写作面临的具体文化情境牵动着更复杂的路径选择,诗人写作的群体分化非常明显,群体之间的蔽障往往非常坚固,创作交流在不同的诗歌群体之间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这反映到社会公众的阅读上,也存在着趣味上的固守,在不同的美学趣味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排异性,很难把多种美学趣味协调到综合性的写作实验上,大格局的诗人写作还是没有形成。显然,写作与阅读之间的这种互动,都是比较封闭的,导致很难进行有效的新诗经典遴选。由于写作与阅读上的认同差异过大,新诗标准的认同也被严重分割,难以形成基本共识。事实上,由于新诗标准的缺失,中国新诗文化的走向一直呈现出不确定性,目前新诗所面临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此连结在一起。新诗标准的凝定极其重要,在新世纪所展开的诗歌多元化格局中,需要在写作与阅读的互动中形成基本共识。这也是新诗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新诗文化建设在当前显得尤其迫切,是化解新诗危机的必由之路。当前的诗歌升温一方面使人兴奋,社会公众对新诗阅读的抵制心理有所松动,针对新诗弊端的网络狂欢已大为减弱,对新诗的指责逐步让位于理性的反思,更加关注新诗的正面文化价值。应该说,诗歌的阅读人群在不断扩大,诗歌升温有从诗坛内部往外扩张的趋势,诗人的原创性驱动也在不断强化,在更开阔的创造空间中既呼应中国诗歌传统的厚重底蕴,又与当代世界诗歌潮流大致保持同步进程。从写作的自由度和新诗艺术品质的整体提升来看,如果说这是百年中国新诗发展态势最好的时期,似乎并不为过。另一方面也令人忧虑,在新世纪以来复杂的文化情境中,新诗仍然面临着文化惯性的强势敌对,在多数社会公众的心目中,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化品级被看作是不对等的,中国古典诗歌对新诗的遮蔽被看作是一种合理的存在状态,人们对新诗的阅读多是附加性的,新诗被看作是旧体诗词的一种补充性读物,在社会公众层面似乎始终未能进入“主流”的阅读视野。就此而言,在新世纪诗歌繁荣的表象背后,边缘化的态势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抑制,只是转化为一种隐性形态而已。这也是当前新诗文化建设面对的具体情境,需要在实践中转化为具体的文化行为,凸显出新诗文化的实践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在当前的大众文化语境下,新诗文化建设面临历史性转型。按照约翰·斯道雷的观点,“大众文化是为满足乌合之众而批量生产的商业文化,高雅文化则是个体创造活动的结晶。故而,后者所引发的是人们道德上和审美上的反应,而前者仅会激发一种转瞬即逝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检视。”[4]7实质上,这也是新诗文化在新世纪的文化语境中所面临的真实处境。新诗文化建设是一个牵动社会多部门合作、文化多路径汇通、诗歌与读者多维度融合的系统性工程,社会和时代所提供的平台非常重要。新诗文化是与当前的文化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新世纪诗歌面临的特定文化情境中,大众文化对新诗文化的抑制是显而易见的,这就需要强化新诗文化建设的实践性。时至今日,新诗已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系统,有一整套有别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文化语码,用阅读古典诗词的眼光和趣味去阅读新诗,可能会产生美学上的不适应感,新诗所遭遇的强势敌对就和这种美学上的不适应感有关。在很大程度上,阅读新诗所需要的并不只是一般性的诗歌常识,而是与更内在的文化适应性联系在一起,读者的知识背景与文学趣味需要转换到五四以来新文化所确立的知识体系中来。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过程,百年新诗所确立的知识自足性与中国古典诗性文化的封闭性确实很难达到美学上的兼容,但新诗的知识体系并没有完全隔绝中国古典诗性文化的血脉,内在的文化纽带依然贯串在新诗的创造活力中。这就是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的冲击下,当古典诗词写作退出文化舞台的时候,新诗可以成为主流文化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在新诗文化的内在构成中,中国古典诗性文化作为一份文化遗产,仍然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哺育着新诗的健康体魄。这也是新诗文化与中国传统诗歌文化的复杂关联,这也使新诗创作面临着复杂的文化选择。这也是新诗创作的特殊性所在。一方面,新诗创作不能离开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诗歌文化,另一方面,新诗创作有着五四以来所形成的新文化的自洽性,有一个属于自身的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新诗的创作与阅读都需要具备与这一文化体系相适应的知识储备,没有这一方面相应的知识储备,就无从获得新诗阅读和写作所必须具备的文化视野,新诗的阅读和写作也就无从进行,仅仅凭借中国古典诗词的常识,已经无法应对新诗阅读与新作的需要。诗人臧棣有一篇文章《诗歌反对常识》,他这样说,“诗歌没有常识,只有关于它自身的一些基本事实。比如,诗歌不是用常识来工作的,诗歌用想象力来工作。更进一步地,也不妨说,诗歌用对语言的想象来工作。”[5]1臧棣的看法虽不无极端性,但却值得注意,他用“诗歌反对常识”来指认新诗的艺术特质,实际上他所肯定的正是新诗知识体系的特殊性,新诗文化具有区别于中国传统诗歌文化的体系性特征。仅有一般性的诗歌常识,并不足以对应新诗阅读和写作所需要的内在深度。比如,新诗的晦涩饱受诟病,但晦涩作为新诗的一种风格类型,实质上是新诗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宏观层面来看,这是一个文化问题,从微观层面来看,也是一个美学问题。一般读者对新诗的隔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新诗文化的隔膜,也不能把新诗的美学特质转换到具体的文化语境中。要真正把新诗阅读和写作转化为一个公共问题,需要达成广泛的美学共识,使新诗真正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在我看来,新诗文化建设的历史性转型需要落实到广泛的社会实践中来,破除长期以来对新诗的文化偏见,把新诗文化的功能与价值定位真正落实到当代文化语境中,真正发挥新诗作为现代中国民族艺术的文化功能。就此而言,建构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新诗文化的新格局就尤为必要。
 
参考文献:
[1]参见吴投文:《新诗之“新”与新诗文化建设》,《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60-61页。
[2]参见陈仲义:《新诗百年,如何接受,怎样评价?》,《人民日报》2017年4月18日,第14版。
[3]罗振亚:《面向新世纪的“突围”:诗歌形象的重构》,《东岳论丛》2011年第12期,第9页。
[4]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5]臧棣:《诗歌反对常识》,《南方文坛》2005年第2期,第1页。
                                          (刊于《阴山学刊》2018年第4期)

作者简介:

吴投文,文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发表论文与评论百余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学术期刊全文转载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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