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小竹 ⊙ 何小竹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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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葬礼上看见那只红公鸡的安》

◎何小竹



【一首诗的诞生】

葬礼上看见那只红公鸡的安

 
雪落在枝上
你便想白床单比想象的宽大
从此你总在每一个黑白梦中不断的
重复那白的一面
但真正的雪连同树枝已离开很远了
 
你努力回想
包括每一次划亮的火柴
但巨大的白布没有留任何暖意的灰烬
男人们的面须象雪鼠一样寒冷
你不记得那牵动你到如今的
黑的一面是什么
 
我仍然摊开我的双手
你在我的掌纹中回述那次葬礼
然而梦境不会重现
健忘症堆积在额头
你说有两只红色的蘑菇,这之后
那片原野象白布一样展开
蒙住我重现记忆的手掌
 
安,这房间里没有别人
只有我在抽着雪茄


八十年代,曾有主流“诗评家”批评这首诗是“呓语”,并由此判定作者患有“癔症”。当时看到这个评论心里很不舒服。但现在想来,他的评语还是比较准确的。

这首诗写于1985年,是与《梦见苹果和鱼的安》同一时期的作品。那些年我的精神状态确实不怎么健康,现在想来是有点抑郁症的症状,但当时不知道有抑郁症这个说法。我15岁进剧团,正当叛逆期的时候没有父母在身边,叛逆的矛头便指向了单位的领导。加上又读了些“乱七八糟”的文学作品,看他人、看社会的眼光便是批判的,也是抑郁的。小小年纪,承载了过多的精神压力。好在还有诗歌,以及爱情。

这首诗也写到梦,但来源却不是安的梦,而是她给我讲的她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她舅舅家的事情,毒蘑菇,死亡,葬礼,葬礼上宰杀的红色公鸡。她这些讲述构成了这首诗的主要意象。而我在写的时候,语调确实近乎“呓语”,诗中写到的黑的一面、白的一面,究竟代表什么,我自己也解释不了。所有句子的连接、转折,均符合语言(语法)的逻辑,但在意义的指向上,却又是模糊的,不知所云的。这或者可以称为“诗意的晦涩”。唯一“明朗”的陈述是结尾两句,这两句之于整首诗的语调、语感乃至句式都显得很突兀,几乎可以独立成诗。当然,真要单独拿出来,没有了因对比而产生的那种突兀感,这两句也就显得很平常了。现在分析,我当时写这首诗的兴趣点,不在意义(即我没有明确要表达的意义),而在语言,在意象,即:语言的节奏、音调,以及意象的生发与演变,构成了这首诗的形式和氛围。当然,也顺带释放了内心阴郁、无力、恐惧、伤感等负面情绪。

1985年,“严打”刚过去两年,整个社会还比较压抑。但同时,反抗这种压抑的行为也很活跃。年初,天气还很寒冷,李亚伟穿着一件旧军大衣,伙同二毛、蔡利华等“莽汉”诗人,带着他们的“莽汉诗篇”,从乌江峡谷坐船来到涪陵,我和涪陵的朋友得以见识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主流审美趣味的“地下诗歌”。这些诗歌以打字机打印或钢板刻写再油印的形式呈现,从内容到形式(行为)都让人兴奋和激动。这是压抑中的反抗。我也因此不再为投稿(向官方刊物投稿)而写诗,加入到“地下”的行列。

同年春天的时候,成都一帮诗人成立了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协会在人事问题上闹得不可开交,经多次“政变”,最后不欢而散,唯一留下的可见成果就是出了一本铅印的刊物——《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没有刊号,算是“非法”出版物)。这个刊名是规避风险的产物,原刊名《现代主义同盟》才是其办刊的主旨和本义。该刊由万夏任主编,杨黎、赵野任副主编。刊物虽然只出了一期,但影响已经足够的大。万夏带着这本诗刊周游列国,从东北到江南,最后落脚涪陵,背囊里装满了后来被称为“第三代”诗人的诗篇。这时候已经是夏天,李亚伟的大学同学雷鸣雏,以及我的朋友杨顺礼,他们俩都是涪陵一中的语文老师,他们从涪陵青年智力开发协会(一个半官方的组织,简称“智协”)搞来一笔经费,拉李亚伟、陈乐陵和我参与筹办一本诗刊,定下刊名为《中国当代实验诗歌》。万夏周游列国带来的那些诗稿派上了用场,其中就有韩东、小君、王寅、陆忆敏、孟浪、郭力家等人的诗歌。我又写信约来了周伦佑和于坚的诗歌。周伦佑随信又寄来了杨黎的诗歌。欧阳江河、翟永明、钟鸣、石光华等人的诗歌是廖亦武约来的。柏桦和张栆的诗歌是陈乐陵约来的。基于主编《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的经验,万夏为《中国当代实验诗歌》的栏目设置贡献了意见。也是这一年,周伦佑来信,告知要搞“非非主义”诗歌运动,出一本名叫《非非》的刊物,让我把最新的诗寄一些给他。

《非非》创刊号于1986年春夏之交出刊。夏天的时候,我和安坐船到重庆,再由重庆坐火车,经成都到达西昌,见到了周伦佑、蓝马、吉木狼格、刘涛、杨萍等“非非”同仁,见到了《非非》创刊号。然后我又背着20本《非非》坐火车去昆明,这20本《非非》是周伦佑托我带给于坚的,请他在昆明帮着卖出去,但于坚不在,去成都了,我把《非非》交给了他妻子。

1986年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大年。“地下诗歌”群体异常活跃,“地下诗刊”层出不穷,直到《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徐敬亚、姜诗元是这次大展的重要推手),诗人们从“地下”走到“地上”,形式一下大变,《诗刊》、《星星诗刊》、《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官方刊物纷纷改变立场,主动向“地下”诗人们约稿,以及大篇幅转载“地下刊物”上的诗歌,有种“胜利”的感觉。后来得知,这短暂的“胜利”背后,还有一个比徐敬亚(《深圳青年报》特约编辑)、姜诗元(《诗歌报》编辑)更强有力的推手,就是时任总书记胡耀邦,他一句话,“为什么不能让他们从‘地下’走到‘地上’来呢”,促使官方机构(宣传部)及其官媒改变了态度。但好景不长,1987年,风向又出现了变化,“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重新让人感受到了“锅儿还是铁倒(铸)的”。

我由于个人体质及状态的原因,继续抑郁,继续写作《葬礼上看见那只红公鸡的安》这一类灰调子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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