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各 ⊙ 马各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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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 社会革命

◎马各



四十四 国家主义的转变
 


中国这个概念在古代它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它在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中央之国,而这个所谓的中央是建立在古人“天下观”的视角的基础之上的,它至少包含有三层意思:一个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央,即囊括了关中以及关东地区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另一层意思是文明或者文化意义上的中心;而最后一层则是,因上述两者的原因而占据的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正统地位。因此,周边的一些国家往往称这些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王朝为中国。

古代意义上的国家指的是王朝,而非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国家,这就是说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并非基于民族这个概念,而在于一家一姓的皇室的身上,汉人认同汉王朝,就是认同刘姓皇室,你曹操姓曹就不行,所以当皇室的姓氏改变了,则意味着国家(王朝)的改朝换代。民族这个概念据说在二十四史中只出现过一次,由此可见它在中国的历史中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而夷夏之别这种类似于民族主义的东西,它实际上并非是基于血缘的因素,而是一种文化与文明上的区分,正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在这个意义上,它实际上恰恰是民族主义的反面。夷和夏则构成一个整体的天下,它超越于国家之上,这个天下体现的是某种文明或者文化上的秩序,居于天下中央的正统王朝它因为文明和文化上的优越地位而成为天下的中心,而这种优越性它通常的所指就是建立在儒家的那套伦理道理基础之上的礼仪制度。王朝——天下对应的是今天的民族国家——世界这一对概念,在天下观中,国家与国家之间因文明和文化上的优劣而呈现出一种等级的关系,天朝居于天下的中央,其他国家则处于附属的地位。而在民族国家——世界这样的概念中,国家与国家之间则是一种平等的和相互之间主权独立的关系,同样主权这个概念是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而来的。

由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样的原则之下,民族与国家的概念逐渐地等同了起来,就如英文中的Nation这个词,它既有国家的意思又有民族的意思,它形成了国族这个概念,在单一民族的国家中,这没有问题,而在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就需要用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作为国族取代原本的民族主义,此时我们可以说这种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国家主义。从满清到民国,就是从王朝——天下到民族国家——世界的转变,在王朝——天下观中,对国家的认同就是对皇室和一家一姓的认同,就如忠于明朝就是忠于朱明皇室,那么当皇室和一家一姓不存在了,对国家的认同他就需要转变到对大家共同的血缘、文明或者文化的认同上来,此时民族这个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为它关涉到了国家的认同基础。在古代中国,家族或者宗族这个概念远远重要于民族这个概念,人民实际上是以家族或者宗族为本位的,并且,如上面所说诸如夷和夏这样的区分,它主要并不是基于血缘的因素,而是文明和文化上的因素,因为这种血缘的因素主要在家族与宗族的区分中已经获得了表达,而无需通过民族这样的概念去表达。那么在从王朝到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中,民族这个概念逐渐地因为政治因素变得愈发地重要,进而凸显出它的血缘和种族区分上的意义,此时诸如“炎黄子孙”、“中华儿女”这样的概念就逐渐地出现在政治话语中,而“子孙”或者“儿女”这些词都是一种基于血缘和种族意义上的表达,这冲击了家族或者宗族本位的儒家社会。如果说在传统的王朝政治中,大共同体是某种强权所强制捆绑的,也就是法家的制度把实质上是儒家社会的小共同体捆绑成了一个王朝,那么在民族国家中,这种大共同体则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也就是说大共同体本位由被动的转化成了一种主动的和自发的状态,由此我们可以解释那些民国社会中常见的所谓的“进步青年”它是怎么产生的?又如反封建它反的是什么?人们挣脱家族和宗族的怀抱,而投身到了民族与国家的事业中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这种革命超出了政治革命的范畴而进入一种更加根本的社会革命的层面,是恰如其分的。

从满清至民国的这种转变,我们把它与周秦之变作对比,他们都是从一种小共同体本位向大共同体本位即国家主义的转变过程。就如在秦汉之际,作为君主集权的大敌,贵族权力的基础——宗族聚居曾被视为一种需要严厉打击的对象,秦汉之际都有迁各个地方的豪族于关中的记录,这无非是便于监管,这可以说是反封建的第一个高潮,而之后的宗法社会的回潮,是随着儒教逐渐取得正统地位相伴而生的。法家的政治无非就是君主利用手中绝对的权力打破社会中的各种小共同体,使他们全部直接从属于君主的王朝这个大共同体之下,即作为王朝的编户齐民而存在。如果我们把统治视为一种技术,那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并没有足够的技术条件来支撑这样一个法家的大一统王朝,一个大共同体至少需要在它之内的人民的广泛和紧密的联系,这在古代相对封闭的农耕社会是不可能的,这在前面的章节中曾有过提及,那么用儒教作为王朝的意识形态,可以看作是一种政治上的策略。而对比周秦之变,从满清到民国的转变,它比法家多了一些东西,它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取代儒教的意识形态作为国家主义的策略,民族主义使人民具有了大共同体的归属感,而民主主义则使人民觉得自己成了国家的主人,加上技术条件的成熟,此时可以说,国家主义这种大共同体本位已经可以完全取代儒教的宗法社会,这是反封建的历史逻辑,这种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直延续今天,可以说它在根本上塑造了中国近代的历史。

那么,这种国家主义是一种新的或者西方舶来的东西吗?显然不完全是,可以说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商鞅之时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满清到民国,是由一个所谓的“儒表法里”的社会,转变成了一个以民族主义、民主主义这些东西为表,而以法(国家主义)为里的社会,当然这个表是可以转变或者添加进一些新的东西的,比如马列主义,但法(国家主义)这个里仍然延续着不断强化的历史惯性,就如我们在今天可以看到,有些集中的权力可以说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代皇帝的权力。
 

 

四十五 国家主义的演进

 

民族主义产生国家,而国家主义的产生在欧洲则代表着一些传统的政治势力比如教权、贵族权力的衰弱,它促进了宗教世界和封建势力的瓦解,国家取代了这些传统的势力成为了世俗的政治权威。而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产生,它在不同的国家所产生的意味与结果是不同的。

国家的统一,它当然意味着权力的集中与加强,这是显而易见的,就如从周到秦,周天子与秦始皇的权力相比,显然是无法同日而语的,所以国家的兴起之时,同时意味着那种封建状态之下,权力与权威的分散状态的不复存在,它们开始集中于某一个代表国家的权力机构之上,就如在英国,王权与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联合完成了国家与民族的统一,形成了一个对于他们来说从未有过的君主专制国,在削弱贵族的势力和罗马教廷的影响之后,国王的权力获得了空前的加强,这是英国的“周秦之变”。但由于英国的“周秦之变”是由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所驱动的,进而之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即对国王的革命,使英国完成了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变,所以民族国家产生的最终形态,在英国产生了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而同样的民族国家的产生,在欧洲大陆的国家比如德国就完全不同,德国相比于英国是一个后发的国家,它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之下,而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是由一个小邦国普鲁士所完成的,依靠的是军事和武力的征服,所以德国的统一在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军国主义的特征,同时带着强烈的扩张性,而国家的无限膨胀难以受到制约,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进而发展成了一种极端的状态即法西斯主义。

这种情况同样发生于日本,而之所以产生这些不同的结果,就在于驱动民族国家产生的动力是不尽相同的,从而产生了不同的结果。由强国的目标所驱动的,就产生了国家主义压倒一切,进而发展成一种极端的法西斯主义或者军国主义;而由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所驱动的,产生的则是一种相对自由的民族国家。而后者是一种特例,在当时的世界主流,是日德这样的国家类型,它被作为一种强国的典范路径,成为了后发国家的学习模范,这就包括了当时的中国。

这其中日本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是最为巨大的,其一,是日本与中国同属于东方的文化圈,又同属于后发国家,理所当然地被认为对中国更具有借鉴意义;其二,是日本距离中国更近,有大批的留学生留学日本,日本对这些人的影响被带回了中国,最显而易见的莫过于我们如今所使用的白话文,就包含了大量的日本词汇。所以在近代中国的观念演变过程中,在最初,是英美这些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占主流,而在之后,有一个从英美向日本(苏俄是后话)转变的过程,而从日本所转道的“学习西方”,它所融进的某种日本所特有的东西,则把中国带向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日本的天皇据说是号称“万世一系”,但几乎从未有掌握过实权,它甚至还不如周天子,而日本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就是一个清除封建势力,日本天皇掌握国家实权、完成国家统一的过程,这是所谓的“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这非常熟悉吧,几乎就是中国两千年之前“周秦之变”翻版。在这里,就产生了一些严重的历史错位,中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虚君”的天皇,而是一个至高无上、握有绝对权力的皇帝;中国在政治上也不存在所谓的封建势力,而是处于高度集权的中央集权的状态,所以想当然地认为日本是最可借鉴的,事实上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大致上说,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从民族的认同完成国家的统一,它首先要清除掉传统的政治势力比如教权与贵族权力,建立国家的权威;第二,在国家建立之后,在内部完成权力的分配与建构,这就产生了不同的国家类型。就如英国的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发达是一种特例一样,中国也有特例,就是中国长久以来并不存在教权也不存在贵族权力,而是皇权一家独大,中国也不存在分裂与割据,而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也就是说:国家统一和权威的观念它并不需要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输入,而是中国自古就有并且深入人心的观念,而此时输入日本式的“国家主义”,这不仅无助于中国向宪政民主的转变,反而加深了“国家主义”不断强化的历史逻辑,只不过这种权威的偶像从皇帝这样一个人格转移到了国家、民族这样一些概念的上面。

当然,到了民国,中国处于一种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的状态,此时利用民族国家凝聚起国家意志,统一国家是存在着历史的必要性的,但随着两个事件的发生阻碍了第一个阶段的完成以及第二个阶段的展开,这就是随着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逐渐占据历史潮流,从而使中国面临严重的国家危机,日本的侵略延缓了第一个阶段,而第二个阶段,则随着苏俄的意识形态的输入,彻底中断了原本的进程。

民族主义的产生,是为了建立国家统一和权威的认同,而建立这种观念,对于中国的特殊的历史来说,可能并不是最紧迫的,中国本就有服从国家的统一和权威的传统。如果说日本和英国的问题在于封建势力的过于强大而导致国家缺乏权威,那么中国的问题则恰恰相反,是国家的过于强大和人民的过于弱小,所以国家主义所产生的集权的政治逻辑,是和中国所需要解决的现实的观念问题背道而驰。以至于在儒教的意识形态之下,宗法社会还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在绝对的国家主义之下,社会的独立性也成为了一种不能容忍的东西,而之后在苏俄影响之下的社会革命就是这种历史逻辑下的产物,它把中国带向了一条与近代的革命初衷完全背离的道路。

 

四十六 社会革命

很多人称包括清代在内的王朝政治有所谓的“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也就是说国家的权力的触角止于县这一行政层级,而在县之下,则维持着一种乡村自治的状态,就如明朝就曾有过禁止县官下乡扰民之类的禁令,乡村的秩序则由乡绅、宗法、习俗、传统这些东西来维持。如果用国家与社会这一对概念来理解,此时可以说,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国家的,这并不是说以皇帝意志为中心的国家它不想完全控制住社会,还是上文曾提及过,统治它是一种技术,在没有足够的技术条件之前,社会的自组织的能力是无法完全被国家所控制的,诸如王朝中的贵族政治的回潮,又如乡村社会的相对的独立性,都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之下产生的,作为博弈的双方——国家与社会,此时是选择一种合作和相容的状态,而一旦国家压榨超过了一定的限度,社会就会产生动荡,继而各种民变和民乱就会发生,它在长期的历史中被视为王朝所要避免的一种教训。

对于生活于广大乡村社会中的普通平民来说,无论是满清的皇帝,还是民国的总统又或者是后来的政权,他们对于这些平民来说都是一种外来的政权,因为如果把每一个乡村社会理解为一个自治的集体,那么在此之外的势力无论都是谁它都是外来者。满清的皇帝选择了与乡村社会合作,而民国它也无法完全冲击原本的乡村的秩序,而之后的苏俄的社会革命,则是国家彻底地消灭原本的社会秩序,把社会完全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的一种过程,那么此时,它面临的敌人就是宗法社会中所谓的封建反动势力,而土地革命就是这种社会革命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它打破了中国几千年以来所维持不变的社会结构。

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是一种核心资源,它同时也是权力的经济基础,而乡村社会中的领袖——乡绅阶层,他们的根基就是土地,这就是说,剥夺了他们的土地的所有权,也就等于釜底抽薪,消灭了他们的权力基础。以此去看反封建的第一个高潮——周秦之变,秦国就是通过某种军功制度,剥夺了贵族的土地特权,把土地所有权和军功制度联系在一起,使平民百姓也可以获取土地,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土地私有化的过程,通过制造无数分散的小农,来拆解原本的社会结构,使他们完全置于国家和君主意志的掌控之下。那么土地革命中的“打土豪,分田地”,则同样可以理解为相同性质的一个事件,只不过相比于周秦之变,它更加残酷,也更加彻底。

这里先说说独立这个词,独立即不依靠什么,人生在世,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生存问题,而生存则需要经济的基础,人要做到不依靠于谁,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经济的独立,他不依靠于谁、凭借自己的某种能力就可以生存下去,他才有独立的前提条件。所以国家要完全控制人民,就要做到,离开国家你就无法生存,把利的分配完全置于国家权力的控制之下,法家所谓的“利出一孔”就是这个意思,就如计划经济之下,你离开了集体和单位根本就无法生存,人只能依靠国家。而在传统的王朝之中,之所以乡村社会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是因为核心资源——土地并非是国家可以完全控制的,农民依附于土地,而土地的所有权则由大大小小的地主所掌握,而宗族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相当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宗族它拥有它的经济基础即公产、公田,它维系着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农业集体。

这就是说,土地的所有制是传统的社会制度的核心,也是维系着社会结构的纽结,一旦冲破了这个东西,社会也就随之瓦解。剥夺地主和富农们的土地所有权,把它分给贫下中农,这也就意味着,原本的乡村的社会秩序也就随之瓦解了,这个充当土地分配者的外来势力就取代了原本的地主和乡绅成为了乡村社会新的权威,而这种权威则是组织和动员乡村力量的基础,它在战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我们以此来理解这种事件,它的性质和中国历史上的民变其实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在文化水平极其低下的民国,又有几个人能理解万里之外的“马列主义”,而“打土豪,分田地”则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就跟“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这样的民谣一样,它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是,如果闯王建立了他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土地仍然会分给他的亲戚和功臣们,旧的地主和乡绅被消灭了,新的地主和乡绅同样会产生出来,也就是社会的结构会维持不变,变的只不过是这个结构中的各个人的位置。而在“打土豪,分田地”所建立的新世界中,地主和乡绅再也不会产生了,因为国家取代了他们,尽管在下层的平民中,它和民变没有什么区别,但在上层的意识形态中,它毕竟是由共产主义所驱动的,国家最终要控制一切,正如在农民分到土地后的不久,这些土地就在公社化中全部被收归了国有,此时分散的小农也完全丧失了抵抗力,这不仅是因为随着技术条件的进步,个人和国家的力量对比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锄头如何对抗大炮?更是因为,社会本身已经在土地革命中被完全破坏,完全丧失了它的独立性和组织能力。这种国家主义可以说完全实现了2000年之前商鞅们的梦想,在国家和个人之间,连基本的社会的缓冲都已经不存在,国家权力毫无阻碍地完全控制了每个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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