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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语言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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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语言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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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从外在接受角度来讲,是被时代的文化、社会心理和时代风俗所判断的。占有文化主导权的机构会从自身认同角度选择符合要求的诗歌,并给予奖励、推广;社会心理是指社会普遍人群的心理,文化、制度、教育、家庭、遗传基因、社会关系塑造了个人人格,从正反两面造就了社会的普遍心理,只有极少的个体能溢出时代的规范,而抵达一个更高远的地带。被社会所广泛接受的诗歌、那处于热潮中的诗歌是什么东西,你了解了时代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你也就基本知道这些诗歌处于什么位置,它有多少成色。
基于诗歌的诗性建构与现实、与诗人处身其中的社会有着内在的、类似于土壤之于植物般的关系,我们必须进入我们时代及我们的社会生活,才能更深切地理解诗歌或者看穿某种热闹“诗歌”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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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这里,并不是天然地就生活在社会里、生活在时代里。所谓社会和时代常常可以通过教育、宣传和种种致幻性的表象(如时尚生活、物质消费)来营造一个幻觉式的社会。真正的生存常常处于被遮蔽和扭曲之中;或隐藏在假象之下痛苦地挣扎着;或在恐惧和谎言中沉睡着。当人成为万物的最高尺度的价值观建立之后,人的形象在诗歌中的完善程度也就决定了诗性的强度,这强度体现在人与现实的张力和意志的平衡上。因此,进入现实的深度和广度成了诗性强度的一个标杆。从这个角度看,人的出现也是非自然而然的。人是被环境、教育、制度、家庭、社会关系所塑造的,如果缺乏一种具有人类意义、世界意义的文化参与到人的塑造中,以及人的真诚和勇气在个人品质的扎根,人会像装在瓶子里的软虫一样成为瓶子的样子,而消失在异化和无知的黑暗中。人的无知和异化也必然导致诗性和诗意的消失和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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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生活在后现代的话语背景下,虽然在现代和前现代的意识形态还强烈干预着我们的制度建设和自由思想,但在民间由于资本和物质生活的推动,后现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已得到普遍认同。后现代生活是对现代性历史生活的反思结果,是去中心化、平面化、反抗秩序化和边缘化崛起的社会思潮,这一潮流无疑为民主的历史生活打开了一个缺口。但艺术和科学并不能交予民主的讨论,它们有自身的规律和原则需要守护。因此,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和期许,而不是后现代历史生活的艺术原则;至少在多元的背景下,在面对时代“危险所在之处”的拯救谈论诗性和诗意的可能,是十分有必要的。它为多元的社会生活守护着高远的那一维,使时代的思想不至于被彻底抹平而消失在众声喧哗的平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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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诗意两个词在许多诗人和评论家那里常常被混用,在大众那里可能只剩下“诗意”一词了,用来指那些有意味的东西;辨析清楚一点的评论家可能会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诗性”一词,带有“诗”的属性的社会文本和书写文本都可以用“诗性”来描述。但在我的诗学范畴内,这两个词的使用是指向诗歌和诗的不同的领域的,诗歌对应的是诗性,诗对应的是诗意。
海德格尔对诗和诗歌是有所不同定义的,对于“诗”的定义,他有着极高的要求,他说:
诗乃是对存在和万物之本质的创建性命名——绝对不是任意的道说,而是那种让万物进入敞开的道说,我们进而就在日常语言中谈论和处理所有这些事物。[1]
在《……人诗意地栖居……》一文中,他意识到人已不可能永远地栖居于诗意之地,很大一部分诗人已经从诗意的筑造——作为存在世界推动者又是被推动者的工作——进入文学的行业,诗也就表现为文学。
我们今天的栖居也由于劳作而备受折磨,由于趋功逐利而不得安宁,由于娱乐和消遣活动而迷迷惑惑。而如果说在今天的栖居中,人们也还为诗意留下了空间,省下了一些时间的话,那么,顶多也就是从事某种文艺性的活动,或者书面文艺,或者音视文艺。诗歌或者被当作玩物丧志的矫情和不着边际的空想而遭否弃,被当作遁世的梦幻而遭否定;或者,人们就把诗看作文学的一部分。[2]
从诗和诗歌这两个词的不同定义,我们能意识到它们不同的维度和指向,“诗乃是对存在和万物之本质的创建性命名”,是“让万物进入敞开的道说”;诗歌乃是文学活动的一个部分,是在向还留下空间的诗意不断靠近的文艺性活动。当然,诗人作为同样的被驱逐者并不甘于这种命运,他们的诗写依然还有一部分在努力地向诗意挺进。
但我们从这定义中辨析出诗性作为诗歌的范畴,它葆有着诗意的属性,但已经趋向于弱化,它是关于存在的存在。在文学史中,我们可以把诗性定义为它既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又对诗意永怀着眺望的理想主义选择。诺贝尔奖诗歌总体上是这一维度上的写作,他们既面对人类的历史生存和现实生存,又保持着对诗意——那宽阔的、有尊严的、充满爱的世界的追寻。这就决定了诗性对当下真实的现实生存的切入的重要性,幻觉般的生存并不能使诗性产生,甚至会陷入野蛮的状态。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的那句名言“奥尔维辛之后,诗歌是野蛮的”,虽然有不同的解读路径,但它提示的苦难与诗歌的关系却是无法忽视的,对于历史和现实双重生存对于现代诗歌来讲,就像命运一般是无法逃避的,它就像根基一样要求诗歌必须把根深扎于这块土壤之中。
如果我们把荷尔德林的诗句改为“……人,诗性地生存于大地……”,这可能是现代的最低要求了,无法“诗性”地生存也就使人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了,人之为人的底线也就被彻底抽离了。
“诗乃是对存在和万物之本质的创建性命名”,诗意乃是诗的范畴,诗意对应的是存在和万物之本质。每一时代都有其本质。从西方的历史经验看,在康德之前,虽然在启蒙运动之前赫拉克勒斯、狄奥尼索斯和耶稣基督这个“三位一体”的英雄和上帝的时代已经受到了动摇,但只有到了康德在理性上彻底宣告这个时代的结束;而在荷尔德林那里,由于“上帝的缺席”而宣告了世界黑夜的来临。夜晚来临意味着诗意的产生已经不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意味着“不再有上帝显明确定地把人和物聚集在它的周围,并且由于这种聚集,把世界历史和人在其中的栖留嵌合为一体”[3],这就要求黑夜时代的诗人必须从黑夜的“深渊”里抢救出诗意。在荷尔德林的诗中,那就是为他终有一死的同类指出一条“归乡”的道路,回到依然留下神的踪迹的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诗意”一词在世界不再嵌合一体之后,“拯救”已成为获得诗意的唯一途径。但拯救必须从危险之处而来,不面对危险就没有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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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任何不是从危险所在之处而来的其它的拯救都还无救。用无论多么好的补救方法来进行的任何拯救,对于本质上遭受危害的人,从其命运的长远处看来,都是一种不耐久的假象。拯救必须从终有一死的人的本质攸关之处而来。[4]

即是说,诗意必须面对时代生存的深渊,必须在最危险所在之处施加拯救。这就是时代的尊严时刻,诗立于其时代以上。这也就是诗意的神圣性,诗意是具有神圣性的,神圣性是指在危险所在之处对拯救的寻觅和施行,有如荷尔德林在贫困时代,在抵达“深渊”的能力已经消失殆尽的时代,依然对诸神踪迹的寻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圣就是终有一死的人在天地之间对存在(本真)的体验,必须是这些体验着神圣的诗人通过对远逝诸神的寻觅,才能在天空重获神性的照耀。这种寻觅必须先抵达“深渊”,才能在那里得到暗示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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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的诗人在诗意萌生时,一个诗性、诗意的世界就犹如未知的世界存在于他的生命里。这个世界是未知的,因为诗人还未抵达,他只是在去往诗的途中。所以那世界也是隐晦的,还未被命名,但在诗人的脑海中已经有无数关于诗的信息在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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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诗人一生的任务就是建构一个诗性或者诗意的世界,或者说,就是把他生命中的世界呈现出来。一个成熟的诗人,必须对他所要建构的诗歌世界有所想象,并且努力去呈现这个世界,这就使他写下的每一首诗都有那个世界的属性,使他写下的每一首诗都构成建设他的诗歌世界的一块砖一片瓦。我们也正是通过他的一首首诗去辨识和认定他的诗歌世界,并最终命名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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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先于诗的产生,慢于诗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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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世界孕育于时代的文化里面,但已经显现的文化不一定必然催生出诗的世界,它需要强者诗人通过语言呈现。这有如在公元前的《旧约》文化、犹太文化和泛希腊文化中,它必须通过基督才能创造出《新约圣经》。纵使时代文化已经准备好了孕育的土壤,没有强者诗人的出现,那诗的世界就会隐匿于历史的汪洋大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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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的文化中,包含着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显现文化或者说现有文化,它被大众所分享;一部分是想象文化,它和现有文化具有同胞的属性,但又隐匿于现有文化之中。想象文化需要伟大的哲学家、诗人的创造和呈现。想象文化也可以成为时代文化的最高可能,既然是可能,就包含着显现或者隐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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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之诗就是呈现那个被最高文化可能通知的世界的诗。诗意之诗本质上是筑造。诗性之诗就是用时代的具有人类意义的文化去关照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并重新创造的富有勇气、尊严、宽阔、有存在感的世界的诗篇。诗性之诗本质上是抒情,是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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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正义在于诗人对世界文化的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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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造诗的基本材料是语言,不是词,语言是从世界散发出来的,它有着世界的属性,而每一个世界都有自身的语言。
诗,语言,世界,三者具有共同的属性。这三者有如太阳、光线、和落到地上的阳光一样;太阳发出千万缕光线,它有可能落在月亮或者其它星球上,它也可能落在广袤的地球上,落在地球上有些又被乌云遮住,我们能收集到的就是落在我们身上和周边很小的一片,这就是诗或者诗歌。世界、语言、诗三者这时的共同属性就是光和热。   
诗是世界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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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未与世界相遇,但世界就存在于那里。所谓“那里”,就是指,世界要么存在于世界之中,要么存在于诗人的想象里。但可以肯定,康德之后,这世界不存在于神的秩序里,[5]而是应该出现在海德格尔所描述的“深渊”之上。[6]诗人的天职就是揭示这世界,这种揭示可能是发现,也可能是创造。现代主义[7]之前,我们可能还浪漫地以为能直达这个世界,但经历对工具理性和人性的两面性的反思,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必须披荆斩棘,通过面对苦难、破碎和一切短暂之物,才能抵达“那个世界”。这世界应该饱含着曼德拉斯塔姆所眷恋的“世界文化”,这文化包括东西方活着的文化,具有朝向人类未来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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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诗人来说,这世界是隐匿的,被遮蔽的,还未向我们敞开,还未被诗人建造出来。
这世界存在于两个维度:一个是诗意的维度,一个是诗性的维度,它们对应诗与诗歌。诗和诗歌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常常统称为诗歌。诗是诗意的,而诗歌则是诗性的。诗性的诗歌必然触及到现实,诗是超越当下的,指向存在,具有一种纯粹性和神圣性的特质。
古典时期,这种划分并不明显,世界处于隔绝和大一统之中。中国的自然精神和儒仕精神便统领了诗写的二千多年历史,自孔子以来到20世纪初;欧洲从神和英雄的叙事,到伴随神庙坍塌——当人成为历史的主角浪漫主义的崛起,诗人依然相信一个不被破碎和黑暗侵蚀的世界。但进入现代主义之后,完整的世界遭遇了工业的高速发展和资本帝国主义、专制主义的摧毁,世界面临着文化的重建和面对普遍创伤的修复问题。这就为诗歌世界开辟了两个建设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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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像历史中无数隐匿的伟大天才一样消失在时间的虚无里,或者像所有高人、圣徒、大德高僧一样沉寂在孤灯野火中,但由于我们生活在俗世里,在世俗世界里,我们不可能去面壁,或者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修行,并去保持不被外界侵蚀的心;我们必须依靠语言来构筑一个世界,洗涤和澄清我们的灵魂,在写作中获得生命的力量。事实上,写作就像出世者一样建造一个山野或寺庙的空间,保存着与现实保持着精神敌意的灵魂;或者保存一个抵达更高世界的灵魂。因此我们写诗,建造一个有力量的,具有超越性和神圣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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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在《个人与传统》一文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即是说,诗人由某些具体事物唤起的个人情感、情绪和他的个性表达在诗歌中并不具有多大的价值;在同一篇文章中,艾略特说:“诗人的任务并不是去寻找新的感情,而是去运用普通的感情,去把它们综合加工成为诗歌,并且去表达那些并不存在于实际感情中的感受。”他的观点和海德格尔有异曲同工之妙,海德格尔就说过:“诗人的特性就是对现实熟视无睹。诗人无所作为,而只是梦想而已。他们所做的就是耽于想象。仅有想象被制作出来。”他们同样表述了一个诗人写作的责任,那就是,诗人的职责就是创造一个区别于现实的世界,这个世界我们称之为诗性的、诗意的世界。当然,这世界与现实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它是被时代的世界文化或者说被最高文化所照耀,当然它也反过来创造时代的最高文化,它和人类的最高祈祷有着隐秘的关系。但它决不是现实的映像,“诗歌与现实有着古老的敌意”,许多人热衷于抒发他们被秩序裹挟的日常感受,把个人的情绪当成独一无二的体验,那都是误入歧途的自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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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众主导的时代,古典时期是由英雄和文人主导的,而这个时代大众成了英雄和主导者。大众是不生产思想的,他们只消费思想,另一方面讨好大众的诗歌(艺术)也不产生思想,这就使在大众主导下的写作陷入了双重怠工的局面。
这就要求诗歌必须在现实文化的基础上,展开文化想象。只有放弃对大众的期待,从他们的趣味、阅读惯性中抽身出来,重建新的文化高度和摸索新的技艺表达,诗歌才可能从平庸的泥潭中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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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大多数都是乡土写作,他们脱离不了几千年乡土中国对他们的规范、制约,这就是第三代诗歌运动以来为何如此多的色语、酷语、秽语写作,他们在国家话语的逼迫下与之共生,并获得寻求宣泄的大众的大面积欢呼。大众在这场运动中获得了浅层次的启蒙,那就是反抗。那些在自然和田园里写作的安全耕作,他们终于在主流资本那里收获了犬儒主义的鲜花。只要上海的城市诗歌在下意识的选择里得到了现代性的拯救,面对城市,就是面对制度、商业和物质的现代逼迫,他们在抗争中逐渐形成了现代的力量和现代的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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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是否存在,或者只是一些幻觉?如果我们无法进入我们时代,也将无法进入时代的深渊,也就无法进入“危险所在之处”,诗性和诗意就无法获得真正的展开,或者必然要迷失在意识形态和各种应激机制产生的社会心理的糊弄下。“我们时代”应该建立在阿甘本的“同代人”的诗性正义的关照下,但“我们时代”在诗性和诗意不同维度的关照下,也会出现两个内在属性相通而指向不同的“我们时代”,一个是历史-现实的“我们时代”,一个是文化的“我们时代”。
由于诗性维度是建立在现实——历史现实和当下现实——的基础上,“我们时代”无疑必须面对真实的生存,那在制度阴影下的疼痛、恐惧、谎言、扭曲、异化,只有在最不自由、最不可、不允许言说的地方言说,才能真正抵达“我们时代”,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面对“深渊”。“深渊”就是时代的黑暗、疼痛和溃烂的地方。
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意识到未来能给文学提供动力的应该来自发展中国家,这是西方价值在向世界扩散过程中,在社会秩序重建历史中出现的现象;这现象也可以从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家的比例看出来,许多来自非西方的作家和移民作家获得了该奖;那些具有多地区背景和熟悉跨文化的作家日益受到诺奖的青睐。特别是80年代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经济秩序已得到恢复,进入了平稳发展的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给文学带来的精神张力会因此而缩小;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的思想深度和广度会因此变得肤浅,而是说与第三世界的动荡和急剧变化给文学提供的新的题材和因社会动荡提供的诗性张力会相对弱化。
那该如何理解历史-现实中的“我们时代”呢?对于现实的描述往往被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阶层利益者、不同的诉求者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但具有穿透力和怀抱着人类美好生活的愿望、并且富有勇气——那些建立在对个体自由和尊严的尊重上的——的面对者,他们所看到和体验到的世界应该更逼近我们时代的真实;或者换一种说法,对于诗性所要求的,那些看到时代“深渊”的——那深渊更逼近时代的真实。无论时代多么光鲜,越面对苦难,越看到溃败的部分,越能在里面打捞出时代的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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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在语言学中可以称为符号,是所指和能指的结合体,也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体。在诗歌的世界里,象征就是语言的能指,诗性、诗意的语言就是无限地扩大语言的象征力。象征力达到饱和并把外在的逻辑压缩到最低时,诗就进入了象征主义。诗性、诗意的语言是有意和有像的,而词只有意,所指吞没了能指。所指是被不断定格、规训的语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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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和诗意的语言建构一个具有诗性、诗意的世界;而相对的是,工具性的词、词语,这种语言描述的是一个科学性的、具有意识形态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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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化写作就是词的停尸场,一首诗只是为了达意,一次抖包裹,或者一条段子,就是为了博得不愿伤脑筋的大众一次会意微笑。口语写作中,语言具有无限张力的能指被抽离开来,来自诗歌世界的属性被抹杀得一干二净,只有来自小学课本或者某某体的那层意思被当工具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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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是被现有文化规训出来,现有文化越扭曲、规训力越强大众就越扭曲对诗性、诗意的体验力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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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接受程度存在于两个时间维度,一个是当下的,一个是历史的。当下的接受程度是被时代大众的文化、心理及习俗所定义的;历史的接受程度是被未来的——那离开当下的文化、制度需求——文化以及新的认同所定义的。历史与当下既互相呼应又互相剥离。
 
[1]【德国】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12月。P319。
[2] 【德国】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人诗意地栖居……”》,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12月。P463.
[3] 【德国】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诗人何为?》,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12月。P407.
[4] 【德国】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诗人何为?》,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12月。P436.
 
[5] 康德在宗教问题上认为无论是经验还是理性,都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为了道德的需要,必须假设上帝的存在。他把这成为“实践的设准”。
[6] 海德格尔的“深渊”指的是诸神遁走之后人类生存的黑夜处境,诗人终有一死的同类对于这处境却处于无知之中,那么,诗人的职责就是说出这一境况,并为同类重新寻找一条通向存在之路。
[7] 约在西方的19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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