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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赫玛托娃诗文集》出版


2018-09-21


近日,上海文化出版社推出三卷本“阿赫玛托娃诗文集”,分别是长诗卷《安魂曲》、短诗卷《我会爱》和散文卷《回忆与随笔》,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套以体裁来编选的阿赫玛托娃文集。译者高莽先生是曾任《世界文学》总编,翻译过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等多位作家的作品,并因对中俄文化交流的巨大贡献而获得俄罗斯友谊勋章。

 



附:
“阿赫玛托娃诗文集”的新书发布会实录

主持人:亲爱的读者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在这样一个台风天,冒着大风大雨来到千彩书坊,参加“阿赫玛托娃诗文集”的新书发布会。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徐振亚老师和张闳老师,来为我们聊一聊阿赫玛托娃的创作。台下还坐着两位重量级的客人,一位是上海文化出版社的社长姜逸青先生,另一位是南京译林出版社的老社长章祖德先生。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四位老师的到来表示感谢。

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台上的两位嘉宾。徐振亚老师是华东师范大学俄语系教授,也是我国著名的俄语翻译家,曾经翻译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屠格涅夫的《罗亭》等多部作品。张闳老师是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文化哲学和文化批评的研究,是著名的文化批评家和散文作家,曾经出版过《声音的诗学》《文化街垒》和《乌托邦文学狂欢》等著作。

两位老师都对俄罗斯文学颇有了解,特别是徐振亚老师,还翻译过阿赫玛托娃的作品。下面,我们先请徐振亚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阿赫玛托娃和她的创作。

徐振亚:大家好,感谢大家冒着风雨来参加今天的活动。我叫徐振亚,是华东师大的退休老师。对阿赫玛托娃这样一位大师级的诗人,我研究不多,但我是一个俄国文学史的老师,总是有所接触。我一向认为,诗歌是文学的高级形式,我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去翻译诗歌。所以我没有翻译过她的诗歌,而是散文、回忆、随笔。今天之所以大着胆子过来,主要是想要向这三本书的译者——去年90岁高龄去世的高莽先生,表达缅怀和敬意。

高莽先生是作家、翻译家,又是画家。我和高莽先生京沪两地,也就是在有限的学术活动中接触过。他是哈尔滨人,中学就是在俄侨子弟学校念的,所以他的俄文底子非常好。有些比较生僻的东西问他,他都知道。大家知道,哈尔滨又称东方的莫斯科,俄国侨民非常多,最高峰的时候大概20多万人。这些侨民主要是白俄,也就是1917年左右逃出来的一些贵族、地主和文化人。他们在哈尔滨开商店、进教堂、办杂志、出书籍,文化活动很活跃。他们的这些活动对哈尔滨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影响。我们现在到哈尔滨去看,道里的教堂、秋林商店,都是俄式的。这种氛围同样也影响了高莽,他对俄国文化是从小接触。后来,他到了北京,进了中苏友协,一直从事中俄文化的交流工作。再后来在社科院外文所从事研究工作,担任《世界文学》的编辑,后来是主编。他花了大概30年翻译阿赫玛托娃,可谓是他花费时间最多,耗费精力最大,过程非常艰苦的一套作品。对他这样尽心尽力介绍阿赫玛托娃,我表示敬意。

下面我说一下,高莽和阿赫玛托娃有什么联系,他为什么要花30年来翻译阿赫玛托娃。1946年,联共(布)中央,也就是苏共中央,发布了一份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这份决议里,点名批评了两位作家,一位是左琴科,另一位就是安娜·阿赫玛托娃。中央文件批判,可见是什么“待遇”。其实,阿赫玛托娃被中央点名批评有两次,一次是1925年,一次是1946年。1946年是公开的、大规模的,1925年是悄悄的,不让她参加文化活动,不让她发表作品、朗诵诗歌。1946年是公开的,除了决议,还有一份报告。报告是日丹诺夫做的,他是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日丹诺夫就中央决议做了一份报告,其中对这两位诗人进行了定义。对于阿赫玛托娃,日丹诺夫的定义是:“这是一个奔逃于教堂与闺房之间的荡妇和修女。”语言非常地恶毒、下流。这份报告的影响很大,不只是文艺界,就连中学生都要学。“阿赫玛托娃是一个反动诗人”,对于全国的学生而言,是一道必考题。当时高莽二十来岁,在哈尔滨工作,领导让他翻译,他就翻了。所以,1946年的决议和日丹诺夫的报告在中国的第一个译本,就是高莽翻的。

等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看到了阿赫玛托娃的作品,意识到她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对于自己当年翻译诋毁她的决议和报告的行为,感到非常后悔和愧疚。为了“还债”,表达自己的歉意,他用30年的时间,将阿赫玛托娃的所有诗作翻译成中文。高莽先生去年去世,没有看到这套书的出版,但他基本上已经把阿赫玛托娃的所有作品都翻译完了。

高莽是这么个心态,那么我是什么时候了解阿赫玛托娃的呢?是1964年,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门课叫俄苏文学史。当时我们的老师是学英美文学出身的。北师大开了一个助教培训班,由苏联的文学专家授课,学生毕业后就来讲授苏联文学。我也是在那时候知道了1946年决议,知道了有那么一位“反动作家”,尽管并没有读过她的作品。到20世纪80年代,我自己从部队回来,开始教文学。我们自己的教材里没有,但是俄罗斯的文学教材中已经开始有她的位置了。当时最先介绍到中国来的,不是她的爱情诗,而是《安魂曲》。

这个跟我原来的印象反差太大。原来说她是个“荡妇”,是“反动作家”,但我读《安魂曲》受到的震撼,至今难忘。我记得当初读到这首诗的激动,读不下去,我掉眼泪了。我当时住在师大三村,读着读着,在房间里待不下去,就走到外面。房子很小,出去就是厨房。我妈妈在厨房里面,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问我怎么了。我也没法对妈妈讲这件事情,只能到外面去平复心情。在我看来,俄罗斯20世纪诗坛,就属《安魂曲》第一!原来老师让我们学的是马雅科夫斯基、列宁、《进行曲》,那种高亢的、革命的,但在《安魂曲》面前,实在是没法比的。这次参加活动,我重新读了一遍,还是无法抑制自己激动的感情。当时第一次读的时候真的是眼泪直流,就好像它引爆了我心中的好多感情。这感情又是难说的,一言难尽。那时我的脑子就不再是老师告诉你的,教材告诉你的,而是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经过那么多运动,尤其是经过十年浩劫;在地方看到的,在部队看到的。

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看到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时,为什么会一下子引爆那些感情。包括这次重读,还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尤其这次,跟20世纪80年代还不一样。80年代,我还没有到俄国进修,没有实地考察。到90年代,我去了俄国,尤其看了好多关于当年那些作家受苦受难的地方,也看了好多书,接触了很多真实的材料。看了《20世纪俄国史》,2000多页,有史料,有档案,有分析;也看了《记忆的漩涡》,我和蓝英年一起翻译了这本书,但是没有办法出版。到实地看了,也看了书了,再加上我去中国台湾讲学,发现跟我原来在教科书上,在报告上看的完全不一样。感受又深了一层,又进了一步。

总的感觉,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首屈一指的大诗人。有个比喻说,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正确的定位。19世纪诗歌的太阳是普希金,那么20世纪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就是安娜·阿赫玛托娃。诗歌,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怎么读,要靠大家自己下功夫,我只能做一个背景性的介绍。阿赫玛托娃的经历非常丰富、复杂,也很曲折。她出生在一个退休海军工程师家庭。她妈妈是贵族,因为她外婆是鞑靼贵族的后裔。

16岁之前,她一直住在皇村。要是没有去过,肯定就会觉得“皇村”不过是一个地名。事实上,皇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那里是叶卡捷琳娜皇后——后来是叶卡捷琳娜女皇的行宫。那座宫殿非常漂亮,有黄金走廊,有黄金房间,还有琥珀房间,整个一个房间全是琥珀。非常漂亮,非常震撼。是请了许多欧洲建筑师设计建造的。那座宫殿旁边是皇村学校,是普希金读书的地方。那里的课程实际上很多是大学课程,请的老师也是国外的专家、学者、教授。皇村是一个离彼得堡不远的小镇,那里的居民都是贵族、地主,有身份的人。阿赫玛托娃在那里念女子中学,她的同学也都是贵族。当时他们崇尚的是欧洲,尤其是法国,法国的文化,法国的风尚,法国的雕塑,法国的艺术。还有意大利的建筑、音乐。整个皇村的氛围就是比较高档的,阿赫玛托娃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了16年。阿赫玛托娃个子很高,有一米八,有一种魅力和气场,到哪儿都像女王一样,有非常多的崇拜者。这种贵族的气质不是一天两天出来的。她在那样的学校读书,夏天去黑海边上度假。在20世纪初期,很少有人有那样的条件的。她走到哪儿,身边的男男女女都是在她的气场之下的。这种高雅的气质,都反映在她的作品中,她的作品从来都没有小家子气,而是非常大气的。

她的经历也是非常坎坷的。她11岁写诗,《我会爱》是15岁的作品,《黄昏》是23岁的诗集。她从一开始,就不是初学者,而是以一个成熟诗人的面貌登上诗坛的。她学识渊博,眼界开阔,她懂俄语自不必说,她还懂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德语,像但丁的作品,她都能大段大段地背出来,非常了不起。像她这样的人,拉丁语也是必修。所以,她对世界文明、历史的进展、人类的发展,都有研究。我翻译过她的作品,知道她对历史学家谢科廖夫也有兴趣,还有法国历史学家傅勒,她对这样的人不仅感兴趣,而且有交往。

她的经历十分坎坷。从婚姻方面来说,她的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是象征派的骨干,但这样两位诗人的结合并不幸福,事实上在正式离婚之前已经分居了。古米廖夫后来被当成反革命枪杀了,到20世纪80年代才平反。第二任丈夫希列科夫,是个东方学家,学问很好,但生活能力不强。1925年以后,上面开始打压她,不发粮卡,租的房子也要停水断电,生活来源都没有了,非常艰苦。第三任丈夫普宁是位艺术史家,也被克格勃抓了,后来死在牢中。她唯一的儿子被抓了三次,做了三次牢。阿赫玛托娃在探监的队伍里站了17个月,写出了《安魂曲》。这种亲身感受,作为女性,作为母亲,不仅是她一个人,也是那么多受害者的母亲或妻子,共同的心声。

那种遭遇,没有经历过运动,没有去过俄国,单单看教材,是难以想象和了解的。“二战”时,彼得堡被围困了900天,她是最后一批从彼得堡到莫斯科,又从莫斯科到塔什干的。在那种情况下,她还坚持写作。自己还身患重病,差点死掉。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她也没有说要到国外去。所以我觉得这位大诗人,是跟俄罗斯民族、俄罗斯人民、俄罗斯女性的命运紧密相连,她的命运不是她一个人的命运,她的诗歌也不是她一个人的诗歌。我有时想,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就像俄罗斯民族身上的一个器官,感受时代的一个器官,非常自然地要讲那些话。

我对俄罗斯诗歌没有深入的研究,只能提供这些背景材料,但我想提醒一点,请大家在看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时不要忽略。最开始的象征主义,这个象征是比较模糊的,像猜谜语一样猜,但她后来就反对这种抽象,主张具象。所以大家读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种具象的细节,比如四季的变化、大自然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人的衣着装束啊。

举个例子,比如《吟唱最后一次会晤》这首诗。我们知道,阿赫玛托娃感情十分丰富,她渴望爱情,但爱情又往往不得,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三次婚姻都很不幸……她的爱情诗歌,往往是不幸的、悲剧性的。这首诗讲了,她跟心上人分开,她下楼,那种慌乱与惊慌,她“把左手的手套戴在了右手上”。在俄国人的“左跟右”的概念里,左边是负面的,右边是正面的,也就是说,左边往往跟坏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右边跟好的联系在一起。那么诗中,把左手的手套戴在了右手上,本来好端端的一个事情,自己给自己搞砸了。不幸不是对方加给我的,而是我自己的责任。下面接下去,出门下台阶,只有三阶,但三步的台阶却像是走不尽的,像是有无数的台阶。这些都是细节。

这位诗人,我越来越相信,她是俄国诗坛的第一把交椅,要读她的诗,要读懂她的诗,因人而异,也因时而异。我为大家提供的这些背景资料,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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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来源:上海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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