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怀念九十年代的诗歌岁月 | 诗通社 | 诗生活网
 
关闭窗口
 更多诗歌新闻>>>               返回诗生活网

 

在广州,怀念九十年代的诗歌岁月


2018-09-15


 来源:澎湃新闻 湃客 文/陈小虎

东荡子走了两年多,我一直以为时间会冲淡我对他的怀念,当初的那种痛也已慢慢地平复过去。但事实上,他仍一直在我的生活中,在我的怀念中。一种怅然若失的隐痛每每在深夜,在冥想,在发呆,在阅读,在转头回望时浮现,像身体某个部位的暗疾,时刻提醒着我。
我终于明白,对东荡子的怀念,也是对自己的怀念,对一段天马行空,激情澎湃的生活的怀念,对一去不复返的美好事物的怀念。

沙河顶

我和东荡子的第一次见面就在沙河顶。1996年4月。黄礼孩的宿舍。

关于沙河顶,浪子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来广州的诗人,设若没到过沙河顶一带,不是说遗憾、至少也是失色的。《诗歌与人》编辑部,就隐藏在沙河顶广州画院八楼一个简陋的房间里。1999年底,黄礼孩在这里创办诗歌杂志《诗歌与人》,在10年后的今天,其重要性已水落石出,作为当代最重要的诗歌类民刊,这个评价已然获得公认。沙河顶成为一处新的“诗歌麦加”。

那时,黄礼孩的宿舍与广州画院相邻,广州市歌舞团大院内一栋破旧的三层小楼,他住在顶层,20平方米左右的单间。第一层是他们单位的练功房,我经常看到一些美丽的女孩子在那里劈腿、奔跑、跳跃,或者被人高高地举在头上旋转。那都是舞蹈演员。第二层的门一直锁着,锁头已经锈迹斑斑。我从未见过那扇门打开。它像一个告示,在我每次经过时提醒我,在美丽和诗歌之间,有着一道栅栏。或者,它只是告诉我,这是危房。

我一直觉得礼孩的那间小房子就像一个生长出去的角,孤傲、独立,充满被遗弃的宿命。但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我却深深地喜欢上了它。我仿佛看到自己和身边一些人的命运。

和房子相连的,是一个宽阔的晒台。晒台上靠边的红砖长满青苔。夏天时我在那儿睡过觉,也在那里吃过不下五十顿饭。当时,经常往沙河顶跑的家伙并不仅我一个,常常一大班人就在那晒台上吹牛瞎聊,更多的是他们在谈诗论文。我在一边当一只耳朵。好客、宽厚的黄礼孩把他的屋子当成了广州城南来北往的诗人们的中转站。有一年江城编《面影》,把看稿、选稿、编稿的事情移到了黄礼孩这里。黄礼孩在晒台上用竹竿嫁接了一个灯泡,差不多十个写诗的家伙围坐在矮矮的桌子上你一句我一句地说好说坏,那些从四面八方寄来的诗稿从这个人的手中传到那个人的手中,他们还会因为不同的意见把声音提高。提高了的声音就把睡觉的我吵醒。我懵懵懂懂地坐起来,走到黑暗的角落撒尿,然后,走进黄礼孩的小屋子。对诗歌,我一直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们的争吵还在继续。而我困了。后来,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把黄礼孩的这个晒台称为“诗歌阳台”。

那天,浪子领着东荡子走进来时,我正趴在地上看报纸。下雨,他们被雨水打湿的裤脚在黄礼孩铺着塑料垫的地板上四处留下水印。浪子高,瘦,长发,声音尖细。东荡子矮,胖,板寸头,说话洪亮。他们进门时,我忍不住就笑了。他们在黄礼孩房子里呆的时间很短,匆匆忙忙的就转去另一个地方。再一次见到东荡子,是那年的6月,在石牌村,中午,阳光很猛,当礼孩带着我走进一间出租屋时,我用了差不多三十秒的时间,才看到坐在床沿的东荡子,地上一片狼藉。他在准备搬家,搬往广州东北郊的太和。他在那里买了房子。

太和

如果不是因为东荡子搬到太和去,我相信我不会去太和,我甚至不知道太和在广州的哪一个角落。如果不是因为刘子乐,我想东荡子不会跑到太和去买房。刘子乐也写诗,上大学时他创立的“啤酒花”诗社,到现在校园里还有人提起,而时间已经过去30年了。诗人总喜欢彼此视为兄弟,喜欢聚居,在一起喝酒抽烟,在一起交流争吵,在一起虚度年华。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抵抗个体在庸常生活中的沉沦。

每周六的午饭后,我坐28路公共汽车前往终点站,在那里和等候的江城汇合,然后,坐他的摩托车去太和。

那段时间,我一直纳闷当警察的江城哪有时间写诗,他工作之余的爱好就是会友和打牌。除了上班,其余的时间就是骑着他的摩托车在广州城里赴约打牌,或者,在去接朋友的路上。我们总是这样取笑他,全国各地到广州来的诗人,到了广州就一定会找江城报到。浪子说过,江城就是天南地北的诗人们的公共汽车(迎来送往)、旅店(住所安排)和酒馆(以酒会友)。写诗的人,没有喝过江城的啤酒,就不算真正来过广州。当然,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事情。那时,江城是赫赫有名的诗歌民刊《面影》的主持人。

1986年,《面影》在广州创刊,但一度沉寂。1990年,江城加入,《面影》重新活跃并坚持了下来。在江城的主持和苦心经营下,《面影》成为广东青年诗人们最热心也是最爱护的诗歌阵地,它的活力和影响力不亚于任何一份正规出版的广东报刊,它培养了一大批青年诗人。目前活跃在国内诗坛的数以百计小有名气的广东诗人,大多在《面影》上露过脸或在其中汲取过养分。

《面影》的视野并不只限于广东,全国很多优秀诗人的作品都在《面影》亮过相。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内诗歌界,《面影》是南方诗坛一面引人瞩目的旗帜,对现代诗歌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报》那些年在提及民刊时肯定要提到《面影》。而江城,就是擎着这面旗帜、让这面旗帜飘展的那个人。

我曾经问过江城,他每天究竟有多少时间可以读书、写诗,我是很少听到江城提及读了什么书这样的话题。江城沉默,只是看着我,拉长着声音说,小——虎——但几乎每周,却都可以看到他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纸,那上面是他新写的诗。把刚写完的诗歌带到太和,带到朋友中间,不仅仅是江城,还有世宾、礼孩、子乐他们。而东荡子,在我们抵达太和,刚刚坐下时,就会用一种很平淡的语气,说,看看,新写的。

如果对作品的看法比较一致,用在讨论上的时间就很短;意见分歧严重,持续的时间会拉的很长。东荡子天生就有演讲的口才,他壮实的身子站在屋子的中间,夹着香烟,挥舞着手臂,语速飞快,像劈柴一样,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长长的烟灰掉到杯子里,消融在黑色的茶水中,他抿着嘴笑,端起茶杯一口气喝完。江城说话的声调平稳、缓慢,但语气透着一股坚持到底的固执,在东荡子凌厉的攻势面前,他用笑声和抽烟来做反攻的准备。浪子的声音尖细,恍如女声,带着浓浓的茂名口音,不易听懂,他喜欢搬用一堆外国诗人的观点来为自己辩护,得到的回应是大伙一致的嘲笑,这个时候,他摇头,用手撩拨自己的长发表示抗议。世宾那时还在100多公里外的鹤山上班,每周六他就开着摩托车赶到太和。他到来时讨论已经开始。世宾喜欢侧着身子,摆动手臂,激动时站起来,大声朗读诗歌,他的诗歌观点深受东荡子的影响,是东荡子的同盟军。礼孩坐在角落,一直微笑,平和、宽厚,我从未见过他参与任何的争辩,当他们的观点无理地纠缠在一起,他就从椅子上站起来,不紧不慢地说,你们这些人……温志峰则好奇地看着这个,又看看那个,只有话题转到他的诗歌写作时,他才会有些害羞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子乐就像个老大哥,把自己埋在椅子里,微笑,不停地抖着脚,偶尔说出自己的态度,但很快就被别人的声音淹没,他又坐正,抖脚,有时,叫着我和礼孩、志峰的名字。这个时候,我就安静地坐在一边,看,听,给他们递烟,往他们前面的空杯子倒茶。我沉迷于朋友之间这样的聚会,纯粹、坦诚、热烈,充满激情。我挺直腰,靠在墙壁上,透过弥漫的烟雾看着他们,从左到右,从右到左。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这样的聚会只能发生在这样的时刻,在大家无牵无挂的时候。我也知道,这样的聚会将会越来越少,慢慢地消失在时间的深处,留下一抹光亮,涂抹黯淡的生活。

往太和奔跑的时间持续了差不多半年,因为距离实在远,女朋友上下班不方便,1996年11月,东荡子搬到了梅花园。在太和,东荡子写下了后来广为传唱的《暮年》。

梅花园

东荡子搬进梅花园的那天,我就去了。

房子是三房一厅,我走进去时,被吓一跳。在广州,东荡子怎么突然就冒出这么多的朋友来?客厅,房间,洗手间门口,过道,阳台,到处都是人,认识的,不认识的。有人跟我打招呼,是一个留长发的歌手。我看到,写作的在沙发上,画画的在客厅的左边角落,唱歌的则都站在靠门的地方,一些人堆在洗手间前面,他们说着我一点都听不懂的湖南话,那应该是东荡子的老乡,我一个都不认识。还有三对男女在阳台聊天。整个房间烟雾重重,声音嘈杂,人影绰绰。

晚上,在东荡子新居旁边的大排档,四张桌子坐得满满的。一些人大声吆喝,一些人搂肩搭背,一些人窃窃私语,一些人频频举杯,一些人滴酒不沾。我看着有人离开,有人匆匆赶来,有人趴在桌子上睡觉,有人到墙角呕吐,有人躺在地上。我以为吃完饭以后还会打牌,但他们全都陷进了像酒精一样的友情之中。

东荡子去世之后,他的爱人聂小雨在《东荡子:最难能可贵在于诗人合一》中写到——“2005年第一次见到东荡子,我就认定他是一个为朋友而生的人。他对每一个愿意走向他的人敞开怀抱,将自己和盘托出……东荡子在世上走一遭,像是直奔友谊而来,为着给朋友们留下点什么。诗歌便是他留给朋友们的看得见的部分。”东荡子与朋友的交往,不仅因为他的热情、坦诚,他的诗歌才情,他极具煽动性和感染力的言说,在我看来,更因为他对朋友的珍惜和爱。1997年,我们的一个朋友遭遇了灾难,每每一堆人聚在一起,总有人用幸灾乐祸的口气、语调说起这件事,嘲笑我们的朋友。我能感觉到东荡子的愤怒,但他沉默,克制自己,有一次,一个朋友也加入了抨击,东荡子终于忍不住,“不要在外人面前谈论自己朋友的错,不论这个错是大是小。”我还能记起当时内心的震撼。从此,我重新去审视朋友的定义和身边来往的人,并修正了自己对朋友的态度。从此,我再也没有在别人面前说过自己朋友任何一句不好的话,在别人议论自己朋友是非的时候,我选择沉默或者转移话题,我不参与辩论。辩论只是变相地重复。即使朋友犯错,我也只是选择在朋友面前提及。朋友是另一种形式的爱人,既然选择了、接受了,就要去维护和爱惜。

乔迁带来的变化很快就消融在生活的节奏中,日子又回到原来的轨迹。我们依然把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时间花在聊天、讨论和打牌上。与太和相比,梅花园离广州城区更近,去东荡子那里的人明显多了许多。浙江诗人伊甸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摸黑精准找到梅花园叩响东荡子的门扉,很长时间被视为奇迹在朋友间流传。梅花园在广州的东北方向,白云山脚下,一片杂乱,巷道狭窄,没有门牌,在那里行走全凭感觉和记忆。伊甸作为一个刚到广州的外省人,居然能找到,而且在晚上,而且只是凭借东荡子在电话中的指引。

在梅花园的生活,是东荡子诗歌创作收获甚多的两年。他写下了《灰烬是幸福的》《羽毛围住我》《东荡洲》等诗篇,并印制了《九地集》。

那两年,东荡子一直没有上班。那个时候,作为一个文化人,在广州城找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报业在广州的发展非常快,广州城里,每天至少可以见到7份本地出版的日报,各行各业也都拥有自己的行业报,大批的“流浪记者”从全国各地涌进来。江城给他介绍了一份当编辑的工作,在文德路那边。东荡子去了三天,就不干了。路太远是一个理由,还因为稿件的水平太差。在东荡子的内心,写好诗就是生活,写好诗就是工作。事实上,在今天,诗人的地位只能成为自己内心的高度。诗人依靠诗歌获取爱情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如果沉湎于诗歌,并且幻想借此维持爱情和家庭,其幻想的破灭只是时间的问题。东荡子在家庭的地位每况愈下,到了后期,他连出门看朋友的钱都没有了。梅花园成了东荡子的一个伤心地,我们也越来越少去了。1997年底,东荡子搬离了那里,和我一起,住在银锭塘。

梅花园变成了一个名词,在我的生活之外晃悠。

银锭塘

1997年底,揣着生活给予的残局,我搬离了华南植物园那座破落的院子,住进了银锭塘。

今晚,当我面对电脑敲打这些关于银锭塘的文字时,我的脑海一遍遍地闪出那些因为我而知道银锭塘的人的名字和他们的音容。东荡子在《关于俞心樵》的文章中写到——“1998年春天在广州,我和俞心樵在陈小虎那不到9平方米的出租屋里,生活了整整二十天,同时挤在一起的有陈小虎、世宾、志峰、江城等。我们用两块大木板把床铺扩大了一倍,就这样讨论诗歌和社会问题,也玩扑克、象棋,每天还有散步的习惯。每次散步都要到附近的银河公墓,为此俞心樵还写下了《公墓》一诗。”这里说的是事实,只是东荡子把另外的一些人和其中的细节省略了。在银锭塘,我们争论过细节的问题。他们关注理想、光明、真理、向上这些宏大的东西,而我,只是留意生活的日常细节。一座城市,在时间的冲刷下,留下一大堆的名词和事件;一个人,他能记住的是一个个的细节。这一串串的细节连起他的一生。世宾趴在床板上做俯卧撑,床板掉下来,他的下巴磕在床沿上,痛得呲牙咧嘴。志峰在星期五晚上就念叨着要到顺德看老婆,星期六晚上坐在牌桌边还在重复同样的话,星期天下午一边摸牌一边说,不去顺德了。黑暗的走廊,我们坐在地上,抽烟,喝茶,聊天,不想烧水了,就比赛喝冷水,一直到天亮。这一件件的小事是银锭塘留给我的馈赠,在我独坐时远远地跑来,温暖我,照亮我灰暗的生活。

1998年大年初八早上,东荡子突然在楼下大叫我的名字,把我们吵醒。那一刻,我的兴奋无法言说,世宾他们也是欣喜无比。我们一起奔跑着下去开门。下午,江城把俞心樵带来了。在那间小小的屋子里,最多的时候,床上到地下睡了八个人。我已经记不起究竟是谁、那些晚上是怎么睡的了。那段时间,小屋子没有寂寞过。但不久,俞心樵走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他。东荡子4月份去了一趟北京,回广州后,和巫国明见了一面。“我们第一次见面,在广州银河公墓附近小虎的出租屋里,他给我的印象并不深,他从增城来,是专为世宾的摩托车牌照一事。他的肤色很好,高而帅,且文气十足。那天我们四个人在走廊里围着一张小桌子聊天,委屈他坐在靠墙的一张小矮凳上。我们彼此已经很熟,见面那一刻就像是老朋友。”东荡子后来在一篇散文中这样写到他和国明的见面。谁也不会想到,一些年后,东荡子会因为国明做的“十位作家落户增城”而成为新增城人,而使自己漂泊的人生有了一个真正的落脚点。那年6月,东荡子回湖南去了,说要在洞庭湖边上搞一个养鸭场。那些天他整个人生活在兴奋之中,不停地向我们描述养鸭场美好的发展前景。生活常常就是这样,一些人突然冒出来,又如潮水般突然退下去,瞬间,就渺无踪影。热闹的生活又重新归于平寂。

在不用上班的白天,我常常向东走,穿过一道没有上锁的铁门,去银河公墓。那里安宁、静寂,是个散步、放养内心的好地方。我喜欢看那些墓碑上的文字,简单、干净,又包含丰富的内容。短短几十个字,就写尽了一个人的一生。沿着环形排列的墓,一级级地往上走,风从墓地的树林过,树叶哗哗哗地响成一片,鸟的鸣叫就更嘹亮和复杂了。没有人来阻拦我,查问我的行踪和目的,我自由自在,信步漫游。心就渐渐地宁静了。后来,我还在那里看到了萧红墓。夜晚,那道铁门锁上了。我总是想翻过围墙,在黑夜中进入银河公墓,但我担心我行走的身影吓住别人,或者,他们把我当成小偷。这个念头到我搬离了银锭塘都没有实现。

2013年10月13日,东荡子去世的第三天,在增城宾馆的一个房间,当世宾从第二天就要用的悼词中抬起头,转身对我说:“写到‘东荡子一生都在贫困……’时眼泪忍不住就哗哗哗下来,”那个时候,我斜靠着墙壁。看着灯光下世宾的脸,世宾的表情,我突然想起,1998年6月的一个中午,就在银锭塘的一家大排档,我们在一起吃饭。五个人,阳光把低矮的桌子分成两半,我坐在荡子和世宾的中间。东荡子说,将来,他的悼词要由世宾来写。那时,我们之间总是会谈及将来,也会在彼此之间开一些玩笑。但我没想到,这,居然,一语成谶。冥冥之中,命运也许早就安排好了每一个人的归程。我告诉世宾我突然的记忆。在我们之间,那些年中,曾经有多少这样的话语不时就会闪现,我们不以为意,或者,早已忘记。世宾低着头,一会,说,想起来了。

8月,我就搬走了。八个月的时间,对于我十年的广州生活,是短暂的。一如银锭塘那短短的巷子。但我知道,是那短短的巷子撑起了银锭塘。而那巷子的每一寸土地都布满了我的脚印,密密麻麻,或深或浅。

石牌村

1998年8月,我搬进了石牌村。朋友们的身影也频繁地出现在石牌村那些潮湿、肮脏的小巷子里。我离开广州以后,有一天问黄礼孩,还去石牌村吗?他很认真地看着我,你不在那里,还去干什么?一些地方的出现,是因为那里有朋友,否则,它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在小巷子里兜圈、打转,在大排档的矮凳子上歪歪斜斜坐下,等待一碟炒粉或者几串烤鸡翅。我们面对面坐着,看着从身边经过的靓女,轻松、随意、默契。我们已经很少说出什么,但我们清楚各自的心里在想什么。当我看到他们的目光变直,我知道如果扭头,肯定可以看到一张亮丽的脸,和一副不错的身材。我喜欢这样的时候。更多的时间,我们去石牌东路一家叫“伯顿”的西餐厅。在那里,黄礼孩写了一首关于朋友们生活的诗歌。那是一个下午,阳光落在拥挤不堪的石牌东路上,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他看着窗外,念叨着正往“伯顿”赶来的那些朋友的名字,他说,要写一首诗。当最后一个朋友出现时,他面前的稿纸写满了20多行的诗歌。从这首诗开始,黄礼孩找到了方向,通向诗歌的大门霍然洞开。在那里,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几乎每次,前后左右桌子边上的人都是成双成对,而我们,不论多少人在,全都是男的。

在石牌村,我喜欢阳光灿烂的下午。那个时候,靠西的太阳毫无遮拦地闯进我的房子,大片的阳光铺陈在沙发和地板上。地板是刚刚擦洗过的,那些瓷砖像镜子一样明亮。我喜欢收拾房间,我喜欢收拾房间后一个人席地而坐,抽烟,喝茶,看书,听音乐。

朋友来了,我们就坐在地上,面对面,围城一圈,中间是功夫茶具。音乐在房子里回旋、飘荡。阳光慢慢地爬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影子从地上升延到了墙壁。灰尘在柔媚的阳光中飞舞,它们单薄的身子在风中起起伏伏。我突然想起,我们一直就是这样安静地坐着,没有什么话。烟雾越来越浓,一团一团地,在屋子里盘旋。阳光越过了我们的身体,向纵深的空间前进,到了墙角,好像遭遇到了困难,爬行的速度慢了。我知道,它已经没有力气再往上了。我看了看窗外,远处的楼房把太阳挡住了。灰蓝色的天空渗出了淡淡的暮色。朋友或者留下来,或者,返回自己的住处。

世宾经常是一个人来,那时他已经辞职离开了鹤山,也住进石牌村。1980年代我们就已认识,大学时住同一间宿舍。我们总是这样,在对方说出一句话,就能想到下一句。志峰去了澳门,1999年4月底,他从澳门回来,两人在石牌村坐了一个下午,喝茶抽烟,却说不上五十句话,但那份无言时的默契到现在我还能记起,像初夏的阳光一样清晰。东荡子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他的养鸭场半途而废,开了小餐馆很快就关门。我能感觉到他的艰难和抗争,但我从未听到过他的叹息,当他低着头、沉默地一支接一支抽烟,朋友们把到嘴边的话咽下去,说什么呢?说什么好呢?荡子的世界里,只有简单、直接的生活,只有诗歌。那个时候的东荡子,就像一只黎明前的猛兽,他在努力冲出黑暗的笼罩。江城每次到来几乎都会带上三副扑克,2003年我离开广州、离开石牌村时,在角落,在成堆的报纸杂志中,在抽屉,在沙发的下面,我找出了91副扑克牌。我把她们一副一副摆在一起,长城一样坚固。我熟悉里面的每一张,我摸过她们,喜欢过她们,也诅咒过她们。那上面,漂浮着一张张脸孔,弥漫着烟雾,模糊而又亲切。

1999年8月,江城拉上诗人祥子、陈珂、黃礼孩和浪子,到我在石牌村的住处看稿,并编好了新一期的《面影》,记得当时还专门为因车祸早逝的诗人吕庆秋编了个纪念小辑。但后来,因为大家生存的压力和贯穿于日常生活中的散漫,也因为主持者江城在忙着告别单身,已编竣的新《面影》胎死腹中。不久,海南诗人纪少雄、纪少飞兄弟在国庆节到广州度假,温远辉老师、江城、浪子和我等一拔人聚集在华南师范大学的一栋招待所谈文论诗。就在那天晚上,浪子提议编一本广州诗人的合集,说是作为对一个世纪的告别。当时拟好了名单和安排了相关事宜:江城、世宾、东荡子、温志峰、巫国明、黃礼孩、浪子,合七人;全书由温远辉老师统稿并序,我写了《我是你们的朋友》作为诗集的后记,广州美术学院毕业的雅高负责封面设计。
1999年12月31日晚上,礼孩、世宾和东荡子他们在广州搞一个叫“诗歌污染城市”的活动,把印着诗歌的各种卡片张贴在广州的过街隧道、人行天桥、灯箱广告和路边的树上,他们想给广州城涂抹上诗歌的光亮。那个晚上,我在深圳,和后来成为妻子的女孩相拥着在世界之窗的广场上等待新世纪钟声的响起。他们在诗歌的殿堂飞翔,我在俗世的尘埃匍匐。

我们的九十年代就这样过去了。

(本文选自《九十年代回忆录》,向度文化出品/团结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作者简介】
陈小虎,1967年出生于广东陆丰,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当过教师、编辑,现为自由职业者。主要写小说、散文、评论,著有散文集《九月阳光》。

更多诗歌资讯,请关注诗生活网: www.poemlife.com

  编辑:NS  来源:澎湃


联系诗生活 | www.poemlife.com

 


上一篇  下一篇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