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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苇渡海的个人空间 http://www.poemlife.com/?42773 [收藏] [复制] [RSS]

日志

一个书评

已有 17977 次阅读2013-8-1 16:28 |个人分类:随笔|系统分类:随笔

 

 

《王敖的诗与现代汉诗》


一苇渡海

一)

在我阅读王敖诗的这些年里,王敖一直生活在美国。他的写作在持续,诗或有关诗的随笔、评论,用母语,也用英语。每隔一段时间,有他新书在国内出版的消息。我说这些意在表明王敖的一种“在场”: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与国内当下汉诗互动;而地理上的距离又方便了他回避写作之外的损耗,在一种有异域文化参与拓展的写作空间中独善其身。王敖的诗在国内不乏慧识者——也许这就够了;但王敖的诗在考验“听风者”所追逐的想象力的同时,极易遭遇这样的尴尬:即被某种类型的“闻道者”拽入固化的现实感/历史感语境予以诘难。几乎每个时代,阅读积习看似顽皮,都不怎么让人轻松。不止一次,我感受到王敖的孤独,这种孤独不在去国怀乡,不在英语语境下的母语写作,不在诗歌写作的外部认同。像希尼那样,王敖的孤独,我以为源自艺术强力,诗歌艺术强力——哪怕是看起来冲和的诗歌艺术。愈是频于打开大师的秘库、不断延拓写作边际的诗人,愈受艺术强力的威胁(来自希尼的观点)。另一方面,王敖的孤独又是一种不会耽于其间的“孤独感”,他似乎有一套天然即时解乏、排遣孤独的机制。对于诗人,生活艺术和语言艺术都意味着对神经元的锤炼;作为一种愉悦的报偿,在猝不及防的时刻,神经元掏空了意念,肉体自然准入“空放”状态。不管怎样,王敖的确是在极其松弛的状态完成诗歌写作的。我每次读王敖的诗,感受每一首诗就是一次单纯的发声,声音来自渺远的空洞。我感受到王敖的诗歌形式也像声音隧道不可形肖。
 
 
事实上,王敖只愉悦于自己的声源,声线的波动,并不在意他人对其声音的感知和辨识,以及他的发声能在读者阅读面上激发多大的振幅。他成不了迎合读者趣味的作者。他写出了诗,谁适合阅读——这不再是他的问题。对于这样的诗人,声誉——如果有的话,也只是个意外。说到底,迎合,以及声誉,是一个现实问题。王敖极少对现实发言,也不在作品中处理现实问题。他从不为公共新闻写诗,他仅仅是诗人,不去公知那边站队。当国内许多诗人乐于为日常朝晖夕阴的情绪波动和公共事件写诗,乐于为丧失的或正在挑战的社会伦理写诗,王敖不为所动,仍写他的绝句或传奇诗。王敖与现实的关系,似乎可以用诗人与语言的关系来代替。语言景观——这就是王敖乐此不疲的现实。(见诗人2013712新浪微博)这让我自问:在诗人语言独创行动中,“现实”是一种羁绊吗?让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少数的诗人去回答,诸如博尔赫斯、史蒂文斯、哈特-克兰或赫伯特。事实上,对于当代汉语新诗,王敖的写作的确带来了全新的语言景观,这在臧棣、西渡、清平等诗人有关王敖诗的专论中均有建设性的讨论(在此不一一赘述)。王敖的诗,不在给予我们一个明确的意义指向,更不在某种现实境遇揣度,如果我们的阅读能行进在语词或诗句的震撼强度上(并伴生愉悦感),或许正意味着王敖的诗给出了部分但却必不可少的“意愿”。如果把前面的“空洞”一词换用一下,王敖的每一首诗,均在整体上结构一种“空际”,作“空际看”——这或许是他另一个隐秘的意愿。王敖诗的发声,有一种空际发声的灵动虚幻;如果温度和重力让发声浓缩,那或许就是一场甘霖空降——这是我们可以体察的有清凉味的纯粹质地,且难能可贵地拆解、耗散了大气循环图。这么说,王敖的诗思有点像在大气中循环,这个“大气”从古老的物种及其附属的神话中蒸腾,带着时间的清凉感和渺无接点的神秘气息。正如很多诗人有一个让现实挤占的大脑,王敖有一个神话寄居的大脑。在王敖的诗中,一方面,神话直接构成诗的要件,以扩张想象力,实现时空在意念中的跳脱,或缔结新的关联性;另一方面,“我”构成无所不能的化身,物种在诗的布局和语态中获得新的起源性质和时态。前者运用神话,后者缔造神话,在王敖的诗写中均得心应手。神话让王敖的现实得以虚化,让事物的所指渗透虚拟语气,物质如灵穿梭于人之虚无,语词获得德里达在评述策兰时所发现的“流动性”特质。

“谁在生命的中途,赐予我们新生,让失望而落的
神话大全与绝句的花序,重回枝头
中年的摇篮,荡漾着睡前双蛇的玩具,致酒水含毒
遥呼空中无名的,无伤的夜,是空柯自折一曲,让翡翠煎黄了金翅”

——王敖《子夜歌》

王敖这首《子夜歌》写于2011年,时35岁,如诗中所言,可谓其“生命的中途”。但不知为什么,我每读《子夜歌》,都恍惚有加,视之为王敖的“写作序曲”。我不太清楚,王敖的绝句与传奇诗曾几何时如枝头落英,又在怎样一番周折后“重回枝头”。这些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提示了王敖诗歌写作仍保持一份生命幼态的自在和探奇揽胜的天性,又在出世般的“空柯自折”修习中,成就“翡翠煎黄金翅”的独门绝技。翡翠,冷也;煎黄,热也;金翅,薄也。遥呼,寂而声也;无名无伤,对峙的时间也。

怀揣“饱经风霜的小孩心理”(《绝句》“那个俊俏的爬树的”,2009),乘“中年的摇篮”翩飞,跟随“全须全尾的王道士”(《地下》,2001)出游,王敖的每一首绝句与传奇诗都有胜境可揽。“我希望,我希望更少/则希望更多”(《竹枝词》,2011)——这也道出了我作为王敖诗读者的一个心思。让我们的好奇心停留在这样一些地方:“她的荧光之路,指向眩晕的飞行/我感到自己正在直立,走出门,进入昆虫的观众席。”(《隔夜梦》,2001)“当我们如临终戴花的古瓮,鼓腹而歌/在防风氏的肩胛下,在骨骼与神经的枝叶间跳跃如狼。”(《绝句》“人创造梨的华尔兹”,2012)“为你选出春梦中/根系缠在云端,向尘世飘来禽兽之绘的嗡鸣。”(《菩萨之歌》,2009)在这些诗句中,我们的确可以读到某种孩童心理。这一孩童心理的特质在哪?那就是“饱经风霜”。这一磨难特质来自于什么?是否对等于人类文明的饱经风霜?结合王敖的整个写作,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在语言进行的时间回溯里,抒情主体既是幼态的又是古老的——语态是“摇篮的”/幼态的,而诗思却是“全须全尾”的/古老的、熟稔的。这里,原始神话图景聚集了现代诗思力量,感伤又不失清朗,穿越古今又不失现时觉悟。我们细看一下《隔夜梦》的那几句,“直立”——进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正在直立”——处于由爬行到直立的进化门槛。“走出门”——这让人想到“文明之旅始于足下”,诗人用这三个字抛出一个必然预设。绝妙的是后一句“进入昆虫的观众席”——这是一个转身腾挪制造的惊奇,反进化逻辑的转身腾挪。这正是作者苦心孤诣的诗意“小概率”。在《绝句》(“梨的华尔兹”)中,“临终戴花的古瓮”,让我想到两句古诗:“郭外骷髅眠野草,翁仲坟前戴山花。”(茅商隐《山行》)“戴花”、“鼓腹而歌”,皆为物不应人人自寓物,忘忧之词,让我想到西方哲人海德格尔创造的一个存在源(也是人性源)大词:时间“烦”。或如西晋人郭象注解的“浑全”:“忘天地,遗万物,外不察乎宇宙,内不觉其一身。”防风氏,原始先民之巨人。“防风氏的肩胛”,广义的原始先民荫庇。“骨骼与神经的枝叶”,让人联想到庄子的“自然之人”,或人的自然属性。王敖在为我们打开生命鲜活之境的同时,也打开了语言活力之源。“跳跃”,既是原生态景观及其包容的生灵的跳跃,也是诗人想象力的跳跃。而《菩萨之歌》,作者对神力极其庇佑有自己独到的体认,本来,“云端”无“根系”,既是假说,也不妨是美妙的无中生有。我们说菩萨灵验,这灵验有觉无词,抽象如“禽兽之绘”。禽兽之绘,就是先民之绘,愿景之绘,如摩崖石刻或洞壁勾画。注意,这里诗人并非写菩萨之“无”,而要渲染的是愿景之“美”。菩萨即是自然神力之和悦、之感召、之应验、之具象的抽象。这里,王敖作为诗人不在传达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学,而在赋予生命一种语言形式,见习并开创诗语言自由腾挪跳转的时空。为实现这一点,王敖诗也通过缔造现代神话,来展现其想象力翅膀并非完全依附于原始神话及其神力的托举,他的存在就是一部现时新神话,事象不分古今,博采皆为传奇。譬如《我曾经爱过的螃蟹》一诗,开篇就有现时情境预设(虽是虚构的);“在脆弱的时刻,用太阳能补充盔甲中的钙”句,“钙”一词附着了现代气息感。同样,在《睡魔》、《人马实验室》等诗中也不乏现时影像投射,所用语词频频提示诗人之现时存在,以及诗人想象的即时性。

王敖以诗写跳脱于人类文明进程的必然链条,悠然驰骋想象力于诗传奇中,浑若物我无别,“天放”之心蔚为大观。其诗思隔空对接老庄“复归于婴”,不知“王道士”之名可源于此。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疏野》:“惟性所宅,真取弗羁。控物自富,与率为期。”读王敖如是言。王敖写他的绝句与传奇诗,如果从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的角度看,他有可能希望创造自己“不被影响”的诗歌题材和诗体形式/文本形式;就母语写作看,他有可能希望捕获一种现代汉诗不可复制且具有再生能力的语态/语感。但我以为,王敖诗歌写作还有更深层次的驱动力。作为现实人,王敖不可能没有现实感触,不可能完全疏离历史、人文、道德等公共话语/权力话语的教化乃至侵袭。那么王敖真的完全摒弃了“现实关照”、“历史关照”乃至零零总总关照的意愿吗?当然不会是这样,但这些显然是作为某种“镜象”构成王敖诗歌写作的或然选择,换言之,王敖以通过与语言建立某种独特联系来兑付不具有实指性的“关照”,这一“关照”隐秘、不倾向公共讨论,但更有远见和耐心。如果现实的确构成王敖诗写作的必然干预,我愿意把这现实理解为德里达所揭示的“无限延异的现实”。(延异:扩散,延宕,没有起源和中心。)德里达的现实延异性,和福柯的主体“彻底自我忘却”呼应,破除了主客二元对立思维,如并蒂莲共同揭示了世界的流动性和存在的虚妄性,那么,揭示存在本质的语言也必然具有流动性。回顾前文提及的“饱经风霜”一词,我们完全可以断定王敖的诗写作建立在庞大、深邃的洞察之上,建立在对物质世界、对整个物种进化及其衍生的人类文明演进史的认识之上,也建立在对语言与时间、语言与存在关系的认识之上。因此王敖诗写中表现出的“小孩心理”是一种复杂工序后的想象力提纯、语言提纯。正如其新书书名所暗示的,王敖的“孤独之心”进入“俱乐部”,乃是以诗的“俱可乐”来消弭其洞察万端后的智识负累,来消弭其作为现代人回溯历史时间、独跋远古苍凉-浑厚-朴散图景的“孤独感”。王敖的“俱乐”,实乃一己乐,或与诗俱乐,所谓“一水涨喧人语外”是也。“经历沧桑多次,就像一连串化石,坐在一个影子里。”(《龙须虎》,2001)“正如未尽的爱,可以退回无序的微尘”(《去武道馆的路上》,2011)。“……因为昨夜趁黑/误以为参透了葱中的虚无,酸中的周易,想回去做进化史上/跑跳着退却的生物……”(《天梯之诗》,2012)王敖由“有心之人”向“自然之在”退却,表现出抒情主体与历史幻灯的“互文性”。《神话大全》可说是王敖绝句与传奇诗中的一个名篇了。在这首诗中,我读到王敖对自己诗写作的“不辩之辩”。“银杏树”——这位活化石,为这场看似波澜不惊的雄奇诗辩做了见证。“前有科幻,后有史诗”,这不算历史的概括,但绝对是关乎诗辨析的高度浓缩。这也是作为王敖写作的背景、抉择和障碍(或曰“影响的焦虑”)而出现的。王敖把所有的辨析归结为“关于有多少圈石子的争论”,显示了辨析的无效性、虚妄性,“神话跟喜剧的互相说服”即是王敖对自我的说服,也可以换一种语态去理解:即是神话对沧桑的说服,喜剧对生命之重、文明之痛、语言之囿的说服。这么看,“神话大全”可否理解为“神话是一种抵消” (姑且借用德里达语式),一种全能式抵消。我们是否可以由此窥探前文提到的王敖诗歌写作的“松弛”态(诗学观下的意态和语态)。


二)

我在2011年曾说过这样的话:因在当代汉诗中的独立性,王敖应视为一个汉语新诗现象来谈。对于汉语新诗,我还提到过让人匪夷所思的概念:冰川,冰川期。我先谈谈后一种说法。这显然是一个比喻说法,并非要故意炮制论调的不同凡响。我认为对于未来汉诗的发展,现代汉诗要有一个重新形成“冰川”的过程,这个冰川就是汉诗新传统。据我了解,有这个想法的不只我一个,但好像没人提过“冰川”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我2011年在写《先秦汉诗略问》一文时想到的一个概念。我觉得我们几千年的文化、文学,尤其是诗学,几乎没有自己的“冰川期”。这种想法肯定有人不同意,最典型的不同意就是:在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我们不是也出现了诸子百家吗?不也出现了极其丰富壮观的思想、文化、文学经典吗?这些经典没能构成后世思想、文化、文学之源吗?概而答之,我们确实有自己的源头。这里有两个大课题,一是我们如何看待“源头”;二是我们的后世文化、文学发展状况如何,有无先天不足。因本文讨论的重点不在这里,恕不展开谈。我在拙文《先秦汉诗略问》中粗略谈到两个一直令我困顿、不得开心的议题:一是中上古我们有丰富的神话,但神话没有形成体系,也没有对后世文化、文学产生重大干预;二是在“轴心时代”我们没有生产自己的史诗。而现在来看,古希腊罗马神话和史诗,就是欧洲后世思想、文化和文学的“冰川”,尤其是西方文学、诗学的不竭之源。说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我们的老庄一直随着历史进程退却到“偏门旁术”;《诗经》经后世删删改改,很碎,也很小气;自中古起,文学功利化的程度,几乎与政治理念沆瀣一气。这并非妄自菲薄,只是谈我的耻辱感。这里录200754日(青年节)我在我的天涯博客里发的一篇日志:

  【翻读朱光潜先生美学杂文,意外发现他对中国古代神话颇有一番细究。这个细究,对于我考查中国文化发展源流弥足珍贵。我曾质疑中国神话何以不能像古希腊神话演进为庞大的文化母体,以致我古国后世不若欧陆巨人辈出。想必朱先生亦为此追问并抱憾过。他说:中国神仙家的神话始终没有脱离涣散、零乱与含混。朱先生梳理出三个神话系统:山岳系统(中心是西极昆仑)、海岛系统(中心是东海蓬莱)、天空系统(中心是太仪)。他以为这三个系统在远古游仙诗中往往夹杂在一起,却从来没有一个详明的描绘,没有一个有系统的谱牒或官阶图。先生认为这种材料不易结集融汇为史诗。不能构成荷马式的史诗,神话就不足以形成巨大而影响深远的力量,也不足以深厚为培植巨人的沃土。在先生看来,史诗的完成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原始民族在长时期中对于神话与宗教信仰酝酿有素。。。有可以构成史诗的材料一是紧接这神话时代有一个伟大诗人——如传说中的荷马——应运而生,可以做结集与融会的工作。可惜这两点都不尽人意(屈原《离骚》有那么一点点史诗的兴致)。中国原始巫教的神话是非常简单零乱的,大量神仙的产生是在战国以后,那已经是思辨发达的时代而不复是全民众集体创作的时代。。。那时侯史诗时代久已过去。。。民族的成就只能在理性方面见出,不能在想象方面见出了。不知先生断言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史诗和悲剧时,可有更深远的联想和焦虑?(引文见朱光潜<<<楚辞>和游仙诗>>一文。)

从朱先生的文字中我梳理出两点:1、神话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想象力。博大、完备的神话体系是文学的不竭之源。2、史诗是神话的建筑。无独有偶,思想家、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也认为史诗的缺失是中国文学的重大缺陷。杨牧《论一种英雄主义》文提到James Robert Hightower的一句话:“欧洲文学所有重要的文类,都可以在中国文学中找到,只有史诗例外。”而普什克在《中国与西方的史学和史诗》一文中,对史诗在中西文学及史学各具影响力方面做了重要的、富有启示性的比较。(见上杨牧文)

现代汉诗走过的路很短,中间还有空白带,尤其难界定其“源头”在哪。新文化运动阶段,以白话取代文言的热情,远远高于对诗学探究的热情,更别说构建有国际视野的诗学。外诗译介,也没有多少诗学价值体系参照。除了延续“诗言志”、“诗关乎情”、“音律美”、“修辞格”等旧识,就是相较于古诗/格律诗的一种“新”——白话新,相应地,诗句结构、语态显现出剪发、穿短装、打领结式的新潮。情愫也无非新瓶装老酒,还需借点古人造熟的意象来方便读者意会。如果以国际视野看,其时汉语及汉语文学的地位和国家地位一样,也不敢恭维。直到现在,国际上对汉诗的印象,大多来自汉语古诗。庞德、弗罗斯特、米沃什对汉诗的态度就是这方面例子。这种状况的改观,当然只能寄希望于当下诗人。这就是我提出重创现代汉诗冰川期的初衷。鉴于上文对王敖诗的阅读,王敖与上古神话的接气,王敖诗的传奇特质,王敖诗全新的语言景观,我把他视为重创现代汉诗“冰川”的诗人之一,也就是源头性诗人。源头性诗人的重要考量之一,是看他为语言和想象力提供的参照空间有多大,他能否为后世诗学带来长效的潜在驱动力。

汉语新诗百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教科书的遑论早让我们的神经处于历史条件反射中。要稳住自己还真得先让神经元恢复自我矫正能力(王敖说是“诗的神经”)。这种情况下,求助优秀诗人的诗,远比讨教大话西游式的无效评价 奏效。我记得布罗茨基有类似的忠告。
我想用非常个人化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就诗谈诗,不及其余,举其要而不做面面观。我认为百年新诗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察。一、受欧洲现代主义诗潮影响最直截的时期,以李金发、卞之琳、穆旦、朱湘、徐志摩、戴望舒为代表。其中李金发、卞之琳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较为突出,注重物象对内心世界的暗示性,追求内心“最高真实”,以错觉梦幻初现“非理性”。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诗学中心议题可以概括为“汉诗与意象”。从汉语古诗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在诗学上并无多少突破,更谈不上超越。李金发并未超出李商隐,卞之琳也不比张继高妙多少。七十年代末兴起的“朦胧诗”,仅就诗学而言,我认为是对这个时期的回访。(杨炼算个例外)二、中西文化、诗学直接碰撞期,最直观的碰撞火花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现代汉诗流派纷纭如流火,众声喧哗,五花八门的诗歌“主义”云涌。以海子、骆一禾、戈麦、西川、王家新为代表,诗学中心议题可以概括为“汉诗与元素”。元素介入汉诗,莫如说汉诗发觉了元素。为什么不说“发明”?我认为仍有对西方诗学借鉴的嫌疑,譬如荷尔德林之于海子。现代汉诗中,未必一定要把“意象”与“元素”做对立考察,我们可以这么说:元素为意象提供了新的出发地,提供了新的诗思和语言重音。如果硬要区别看待,不妨列以下几点:1、意象提示情思,元素提示存在。2、前者止于抒情,后者指示行动。3、语态选择上,前者倾向委婉,后者倾向直截。4、意态时段上,前者倾向绵长,后者倾向短促。比照示例:“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徐志摩)与“阳光打在地上”、“麦地,神秘的质问者啊/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海子);“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戴望舒)与“黄昏抵在胸口上,积雪在长风中衰落着光”(骆一禾)。元素的介入,是抒情主体对生命、艺术、存在予以追问并有所行动的必然要求,使现代汉诗在抒情的名义下指涉有关生命存在的核心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史诗中的英雄主义悲剧意识,促成了现代汉诗与宇宙万物“神性”的互文性构成,增强了语词钝击力,扩张了能指深度。我认为这个阶段的中心议题超越了前一个阶段。也是基于这个认识,我认同臧棣在纪念海子逝世二十周年时对海子诗的一个评价:海子诗是高级的文学类型(大意)。

九十年代初的几年给我的感觉很诡秘,仿佛是几位才华卓著的青年诗人自杀带来了难言的晦暗,八十年代大张旗鼓的众“主义”纷纷销声匿迹了,一些诗歌刊物也难以为继。这看起来有些不可理喻,似乎有某种反制社会热潮的神秘机制在起作用。现在来看,这个冷落期是有意义的,诗人的写作自觉得到了考验。受众的热和冷,社会环境,历史条件,这些都是诗外话,不足以干预诗处境,也不应影响诗人的写作行为。诗行为的高度个人化,是其他艺术行当难以企及的。诗,活在自己的氛围中,如果有所敞开,也只对语言敞开,或在语言中敞开。“诗的智慧中,最迷人的地方是,它使个人的智慧成为了一种可能。”“诗的最大的活力在于耐心。”(臧棣)。

对于有写作自觉的诗人,跳出“汉诗与元素”的议题,发明新的议题并在写作中实践,成为迫切的诗学任务。臧棣曾说海子“寻找中国诗歌的自新之路”,何尝不在表达自己“寻找自新”的愿望?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当代汉诗从未停止“自新”的积极实践。我们谈传统,不再仅仅谈继承传统,也谈向传统“输出”。(诗学话语中的传统不对等于爱国语境下的传统。)我们发掘诗学资源,也不仅囿于诗文本。我们更重视汉诗与其他语种诗歌的比较阅读,不仅在阅读中中分享大师的杰作,也在阅读中再创大师;重视国际性诗歌活动参与,一部分诗人如杨炼、多多、严力、张枣、李笠、王敖、明迪等相继在域外写作、交流、译介;而国际汉学家、翻译家如顾彬、乔治-欧康奈尔、史春波等也对汉语新诗做了大量翻译、推介工作。最近,我读到乔治-欧康奈尔的一篇文章,谈中国当代诗歌,谈得很具体,很中肯,这里引用几句:“毫无疑问,中国诗歌在漫长岁月的洗练中经历了风格、形式、观念和主题上的变化,而当中国向世界敞开,当中国诗人逐步迈向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学舞台,某种东西也在经历蜕变。”“中国诗人今天最优秀的声音已经汇入了世界的诗歌大河”。(《中国当代诗歌——彼岸之观》)这当然是乔治-欧康奈尔的一己之言,也是他在大量阅读中国当代诗之后得出的一个诚实结论。我们姑且作为参考。从我个人来看,现代汉诗议题还有很多,尤其是对近二三十年来优秀诗人个体研究,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很少,有些诗人根本就未得到有效评介,也就等于未开始。譬如臧棣的诗和诗论,几乎让汉语产出个“新子语种”。他的“丛书”、“协会”已形成一种新的语言现象,赋予诗一种“时间的评判力”。再譬如柏桦的诗,语词有一种细胞式的分工,十分精细、敏感;他多写“过去式”、写“他乡”,表现出一种时空迁移的特质。而陈先发,有另一种形式的时空互错感,在他多个重要诗作中,他的诗思逆时飞行,“地表”的声音犹若携裹着反重力从地底反弹。潘维总是面对“江南时间”。清平在新世纪的诗,我读到阿多尼斯提及的“尘土的魔术”。桑克,我视其为“中国的里尔克”。莫非,以词语唤醒“草木时间”。 张枣是一个令我疼惜不已的诗人,我读过他的部分重要诗作,也读了柏桦纪念他的长文,我现在不能多谈,有一点,我感觉他的诗思也有上文谈王敖时提及的“大气循环图”,他的语词有一种“时间的针脚”味道,可以穿引于存在的任何边界。我希望他能得到更有智识的诗评人的充分研究和有效评介。综上,根据我个人阅读,我把当下诗学中心议题概括为“汉诗与时间”。这是个可以无限膨胀/延拓的议题。诗与语言最根本也最迷人的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诗与时间的关系。在没有时间密码的情况下,我们不妨说,诗,就是时间密码。(博尔赫斯、佩索阿、哈特-克兰等都以自己的写作诠释过。参见拙文《疲倦,一个诗学的词》,2012)对于这一点,臧棣有一个有趣但极为睿智的说法:“这是最令语言感到伤心的一个代价:诗,它是时间的建筑。”{臧棣: 《诗道鳟燕》 2013(三)}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冒昧谈了王敖的诗。

2013715——726 初稿。81二稿。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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