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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手记(2012,01-02)

热度 6已有 18810 次阅读2012-3-5 09:55 |个人分类:札记|系统分类:随笔

手记(2012,01)


我知道,大多女性都能本能似的远离外在的虚妄,在她们沉溺个人内心的时候,却并非全部找到了真实,另外的更大更隐秘的虚妄等待着她们......
 
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动机和目的,追腥逐臭仿佛成了人性的本能。但他们远不是生活的全部,他们只是人多势众,并非不可忽略。
 
略略观察一下就能明白,虚妄的人总是寄生性的,因为不附着在什么(尤其是对立面)上面,就不能活。
 
与其相信忠诚,不如相信实力。随着时间流逝,情感往往遵循价值原则(值不值),而不是道德原则(该不该)。与其信赖他人,不如把自己搞结实了经活。
 
关于原罪和复活的概念是最难理解但又是极其关键的部分。我想按照自己的体会来理解,而不是人云亦云,因为就个人而言,没有真实体验、体会加入的理解是无效的,特别是像我这样喜欢较真的人。
 
读完了《1956:百花时代》,感觉49年后,他们真是没干什么事,除了无休止的内耗。从胡风-丁玲-周杨-到姚文元,然后回到起点。一个循环,貌似螺旋上升的无用功,请君入瓮的游戏,纠缠不清,可悲得很。到达一点常识,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事实上,常识也未必到达了,因为被洗的大脑部分是彻底残掉了。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臆想的敌人无处不在。因为是臆想,没有敌人找出一个来也是很容易的,生活不就是生存竞争吗,谁不顺眼谁就是阶级敌人。毛时代的受难者,大多都是赤忱的耿直之人。他们可能都不解为什么就落难了。其实,不是他们就会是别人,总有人落难,因为那是一个需要敌人的年代。
 
一个共同体,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公司,最坏的情况就是它需要不断产生“敌人”“牺牲品”“落后分子”才能存在。在这个需要下怎么样的荒谬产生都不奇怪。始皇帝修整长城真是为了御敌吗?朝鲜不知道它在与人类为敌吗?贵公司不是天天在内耗慢性自杀吗?它们都知道,但它们不会改变,这是它们的需要和本性。
 
语言存在的基本理由在于交流、沟通。当一个人开始说话,就预示了一个交流的目的。如果一个人认为“他人即地狱”,他就不应该说出来,否则只会遭致嫌恶。如果他把这个想法藏在内心,也只等于自设了一个地狱。荒谬的不是“他人即地狱”(当然这种时候的确有),荒谬的是人一定要坐实“他人即地狱”。
 
在知识的领域,忘恩负义从来不在于背叛,而在于“端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热情,也许比思考更重要。
 
人自己把好东西弄坏,甚至必然把好东西弄坏。这不能说明好东西不是好东西。分清这点很重要。无论何时沦为某种工具或工具的奴隶了,人都没有理由抱怨工具的存在。在诗歌中,对于叙事,抒情,反讽等等,都应作如是观。相对于诗歌本体而言,它们就是工具而已。
 
诗歌的去功能化,去掉的应该是那些强行附着在它上面的那些表面功能,简单说就是那些宣传性的东西,实用的东西。诗歌的无用和哲学的无用是一样的,精神即无用。无用之用,是为大用。你连这个也去掉,除了自欺,实在毫无意义。你可以虚无主义,自行虚无的人生之路,但你没办法让所有人都与你同行。
 
抽空对于公共空间的体验,自我就狭窄化了。一体二面。个人空间当然也是要的。“富有人性的生活不可能在孤寂中得到,也不会通过把自身交给他人而得到;它仅仅在一个人投身到公共领域的冒险活动中才能实现。”(阿伦特)可惜我们不是妄图在孤寂中自保,就是干脆把自己交给他人。
 
较之那些缺少理性、情绪化的愤青,我更不喜欢的是那些小老头,一张貌似公允的脸,伪善得出神入化,锋芒消失得干净彻底,自以为得道,其实是什么都不再认真,苟且得不知不觉。这些人有个典型的无所谓的口头禅:“那有什么意义呢?”而他们又极喜欢教育人,时时想要推行他们那些为人处世的好道理。
 
道德主义和审美主义在诗歌里并非绝对水火不容。二种主张的人都应该听听对方在说些什么,别将真理搞成了自家的自留地。文化不仅是一种共生现象,而且理应具有互相吸引的特点。不能懂得异质文化的美,世界的美就少了一半。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同种文化内的异质性。
 
信仰,只有信仰者之间才能交流。没有共同的信仰,即没有共同的语言。巴别塔不是别的,只是共同的语言。
 
 “我们的诗歌前提是,自我是可以被神秘地遗忘在语言中的。而西方诗人则对遗忘自我充满本能的警惕。”(臧棣)遗忘自我,更遗忘存在。得道的方式似乎在于取消。西方的思想和方式也并不是毫无问题,自我扩张膨胀终于越位。
 
始终认为自夸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即使自己真的不错。我实在不能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要变着法子恭维自己,既无趣又愚蠢。
 
最美的东西,总是需要闭上眼才能被看到。
 
 “一个人已经堕落到了宣扬他所不信奉的东西,那么,他已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
 
那些吃屎的“艺术家”和一切垃圾派,骨子里只知道三样:抱怨,撒娇和撒泼。他们的前提就是世界开罪了他们,对不起那些活宝。他们以身上少有的那点可怜才能向世界复仇。杰出点的垃圾派有时也能梦见星辰和老虎,但他们离不开那个地窖里的淫窝,好不容易出门半步就被现实撞混了头,然后满腹委屈地回转。这些诗歌艺术的敌人,实际上多是一些提不起的豆腐,扶不起的阿斗。他们瞧不起那些幸运儿,但又不愿打起精神与自我的命运搏斗。他们拈轻怕重,一身懒肉懒骨头。但是他们欺凌弱小起来跟这个世界的恶异质同构。这些人也懂得以反抗的姿态和反讽的修辞装饰自己,但不愿承认任何神圣的价值。而他们唯一的价值,如果有,那就是证明着这个世界并不完善。
 
如果价值选择只是个人的事,逍遥就是一切,不存在什么拯救的问题,那么,这个所谓的价值选择也就不是个问题。在价值多元的条件下,强调选择的个人性质,难说不是对真实冲突的回避,并进而导致对现实的无力和默认,事实上也正是这样,正是我们今天的精神现状。
 
价值多元后是否一定意味着价值的相对性?导致最终极意义的取消?我知道现在最坏的一种情况就是取消价值判断,所谓上帝死后一切都是可以的,但这毕竟只是自欺。另外一种不那么糟糕的情况是,以个人化的独断和坚持对抗混乱的价值立场,或者试图将它上升为普遍性,但效果有限。
 
我就是反感任何人一旦以诗人自居,就好象豁免了一切。堕落也是好的,无能也是好的,动物性也是好的。没完没了!
 
需要传统遮羞时,传统是个宝;需要以反传统姿态来镀金时,传统是根草。对很多人都是这样。

没完没了的心灵鸡汤。读之生厌。那已经不是鸡汤,而是“杰米扬的鱼汤”。
 
试图将一切都隐喻化的努力,往往是初学者的歧途。
 
希尼把依赖自动和本能的写作称为“灵感的自行生效的运作”。灵感,灵感,很好。不过,多少无效劳动假汝之名而行?瓦雷里说:在现代的情景下写诗,必须与把诗歌视为灵感的传统观念做斗争。

恶人,小人,伪小人,君子,伪君子。惊奇地发现人类的分布是很对称的。轴心是恶人。所以恶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动力。准确地说,恶是客观的存在,对恶的认识与克服,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动力。我们与恶同在,与他者和自身的恶同在,无视之,根本无济于事。这就是“论睁了眼看”。
 
凡事自信满满、把握十足的人,基本是个空洞的人。凡事都无可无不可、一副得道表情与口气的人,莫不是虚无党。
 
如果说创作上的偏执还不失为个性,理论和批评上的偏执则简直是愚昧、别有用心,离邪教不远。用偏执的理论指导自己,顶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妄图左右他人,一定是居心不良。捣鬼有术,却注定行之不远。
 
利他是高尚的,利己是人性的,唯己是卑鄙的。
 
“内心”,是这个词,而不是这个东西本身,在成为掩体,这是很麻烦的。就是说,道理很清楚,事实上很乖戾。而且,我相信,将内心作掩体,永远只对了一半。
 
讨论的题位太低级,根本影响讨论的品质。
 
写作本质上是谦卑的;批评本质上是骄傲的,如果不说是傲慢的。
  
自己纯粹就可以了,有没有读者就那个事。可遇不可求。
 
天才都有怪癖,但怪癖不等于天才。
 
好的哲学只是带有真问题,而非最佳答案的哲学。所以哲学无对错,但有真伪。错了的哲学,也因带着哲学家切己的体验和温度给人无限的启示,而那些正确无比的哲学却可能只是大言炎炎的欺世。生活,惟信念耳。“不管你相信什么,你都会死掉;但是,假如你什么也不相信的话,那么对活人来说,你已经死了。”

每一个文化势利眼都攥着一把刻度精良的游标尺,他们很少出错,但从来也没对过。
 
批评家或理论家寻求问题的解决,追寻真理,往往通向一个凝固的答案。诗人和艺术不仅有着更多的问题,而且总是不能满足于获得一个固定的答案,一个答案引出的往往是下一个问题。所以老扎也说,诗人需要与待解决的问题生活在一起。一个寻求一劳永逸解决的人,骨子里是个理性人,不过其理性并不普遍有效。
 
我一直相信胃决定人生。
 
不读书吧就流氓化,读点书吧简直就不说人话。怎么回事?
 
米沃什的侧重点似乎在艺术应该代替不了宗教。艺术固然有其价值,但搞不好就是奇巧淫技,有害无益。“读她,我意识到她是多么富有而我是多么贫乏/爱与痛苦,哭与梦想与祈祷她都是多么富有。”(《阅读安娜•卡米恩斯卡的日记》)
 
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如果他不会思想,当然就只是芦苇。
 
一个貌似得道的人在面对他人的不屑时,最容易暴露其真实面目。

细细读完子梵梅诗集《还魂术》,深为诗人的才华、作品的底蕴和个性折服。我有点惭愧以前读之太少。如今诗集出版不畅,但民间出版的一些诗集往往令我感叹,现时代真是辜负了它大好的诗人。有句话说“诗人都是夸出来的”,这要看情况,有些你是夸不出来的;有的诗人不需要夸,她的存在即是耀眼的证明。

手记(2012,02)

影响一个诗人最主要的先天因素是气质;决定一首诗,乃至一个诗人终身成就的后天因素是境界。

文化存在的标志,就是貌似有文化的人越来越读不懂诗并且已经不读诗了。

对于诗歌的票友心态,我的想法是矛盾的:因为坚持做一个票友,可葆心态的纯粹,这是好的;但“票友精神”的游戏性质、友谊性质、业余性质,最终往往也导致走向纯粹的反面,仅仅成为了一种好玩;但这又好象没什么不对,在人生意义上简直就是对的。这里有个诡异的循环。

达芬奇说绘画就是教人看。什克洛夫斯基说艺术就是为了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为了使人感受事物。艺术是体验对象之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至于对象本身却并不重要。对于视觉艺术(包括文字),学习看而已;对于音乐,则是学习听。

76年出生的波兰艺术家Pawel Kuczynski,他的插画艺术说不上多么深刻,却不乏真正的想象力和现实感。他以夸张的讽刺,怪诞的幽默,让我们在会心的一笑的同时得到安慰,仿佛也使我们获得了不孤立的确信,以及决不放弃反抗的勇气。

所谓诗人,以佯狂,以伤心欲绝,以莫名其妙名世的,太多了。终于乏味。

悔少作的人有,但很少。骄少作的人往往更多。

对抗诗学在中国仍会有很大市场,不仅有而且会有加剧和扩张之势,这是现实决定的,诗毕竟也是地上的事情。但30年前我们就知道了,诗不是仅为那个“对抗”而存在的。表达一下社会、政治的乃至精神文化层面的反抗、不满,60年代末汉语现代诗就是这样接上40年代轨迹的。诗永远在开始,但不会廉价到需要从头开始。

“有趣比正确重要”。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有趣的一种是正确的。那些一贯、一直、永远正确的人固然乏味,问题是为什么一味标榜趣味的人同样教人怀疑?太多的恶趣和无聊,太多的降格以求,太多的“不知其可”。趣味问题是个审美问题。趣味问题无争论,但无可否认:审美有严格的等级制。

每个孤独个体都应该自觉克服心中的弥塞亚情结,须知那是一种谮越。自我的戏剧化性格实在是不成熟的表现。世界和历史没有什么必然的发展规律,更谈不上对它的掌握,否则生活就成了按部就班,乏味至极的一件事。

马克思、克鲁泡特金一班人,为明天的自由牺牲了今天的自由,结果就是将个体的人推上了为某种抽象的理想之物搭设的祭台。理想主义不以经验主义来制约,必然带来事与愿违的灾难。自诩掌握了历史铁律的人,无不值得怀疑。

张君劢先生比较德国和英国哲学的不同,认为黑格尔等人之重整体,是因为面临着建构民族国家意识的紧迫问题,因此个人要为整体服务。而英国因为最早实行宪政,也有尊重差异的习惯,因此其哲学以个体发展为最终目标。

伯林说,最可怜的不是被打倒的人,不是被打败的人,而是像面团一样被随意揉捏的人。

“一个有爱的人是不会任性和为所欲为的,只有爱能使你的行为正当,真正能为世界带来和平的是爱以及爱的自然展现。”这样的话,因为其结论的无比正确,似乎找不到它的漏洞,其实是过于天真的废话,无视爱里面也有悖论,也有复杂人性的演绎过程。这种确立在爱的基础上的循环论证,灿烂夺目但毫无意义。

那种认为人是一个理性的生物,是按照逻辑行事的古典主义的人性观点,根本上是虚幻,靠不住的,脱离了时代发展的真实状况。人的真实存在,不再是简单的,依照爱的理想直线演变和推导得出来的。说到底,人的异化已经是个显目的事实。从这点出发,充分意识到此一变化的存在,是我们写作的基本前提。

我相信人性的发展,我相信人的精神强力而有效的发育。我当然也相信爱是目的,不是手段,但我一直认为不假外求的爱的逻辑,是空洞的废话,有爱就怎么怎么样,有爱的人就能怎么怎么样,这其中的作用当然有,但非常有限。

齐泽克说,这个世纪的灾难,不是因为屈从于病态的吸引,而是我们试图避免面对它,并把它强加在“真”“善”之上,批量制造完美的螺丝钉的宗教和政治教育,最终出品的是一批丧失人性、心智不健全的人。

人有人性,有爱,这是基本的。而这只是凡人、常人。人多少还要有一点神性,这不是要做超人,只是要超越庸常性、速朽性。但这个要求只能是自我要求(特别是在一个“只有一个世界”的思想深入人心的地方),国家、社会和任何组织都不负责这个。人的全部智慧都是爱和谦卑的智慧,所有的愚昧在于狂妄。

所谓临时抱佛脚,那是把至上者当作一个可以贿赂的对象了。

承认自己的无知从来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维护自己的无知肯定进一步丢脸。

要警惕某些人“好独断,喜定于一”的“酋长思想”和“嗜杀”对手的“帝王气”与“流氓气”。

所谓“不争论”或信奉不争论者,无非是:1,真理在握,所以有信心,不愿浪费时间精力。2,懒得纠正你懒得教你,让你错,让你继续丢人现眼。3,争论无聊,有些事不是一定能够争论出个什么结论结果来的。时间就是一切。实践就是一切。1和2都是有把握的,3是虽然没当前的把握,但终究有确信。

刻意的低调无异于高调,是高调里最奇怪,最具欺骗性尤其自欺的一种。

读完了《我不是来演讲的》。在读这本小书的同时,复习了马尔克斯的若干中短小说,都好象是为《百年孤独》所做的准备。那片土地是盛产小说和爱情的神秘之地。那里的文人才是真性情,大才华。相比之下,做一个小文人实在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小文人即犬儒。

无效的天真,腐朽的世故。作为一个中年人,我面临这两方面的敌人。

成功,无论是通过苦斗还是装孙子而获得,在中国的条件下,都是可以理解的。成功无疑是我们时代的主流话语和价值追求。不过,什么样的成功才是真的成功?并非不值得追问。所谓成功之后的人生更是大有不同,即,成功的目的同样值得追问,就现在比较普遍的情况来看,成功很难说是什么最终价值,不堪的多。

像张绍刚这样的成功人士,其成功的意义,也许本就在让他能够拥有那么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吧。他们总让我想到爬上墙头的骚公鸡,打打鸣还是可以的,居然就以为自己飞起来了。

我们无疑身处一个精神和文化多元的时代,但同时也存在同质化的倾向和危险。一体二面,就看如何立论。推论是,在这样一个年代,人如何不失丰富,宽容和敏锐。

应该更坚决地远离那些垃圾,那些无谓的东西。这是对自己生命的基本尊重。麻烦的可能只在于:必须花费时间去鉴别。

发表评论 评论 (6 个评论)

回复 王斌凯 2012-3-5 12:04
与其相信忠诚,不如相信实力。

不错,学习了。
回复 窗户 2012-3-5 21:10
回复 麦豆 2012-3-6 17:25
一直很喜欢李老师的见解 很多时候 你是一个人在求解
回复 北夫 2012-3-6 18:21
做一个小文人实在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小文人即犬儒。
回复 麦田(海Y) 2012-3-7 10:23
影响一个诗人最主要的先天因素是气质;决定一首诗,乃至一个诗人终身成就的后天因素是境界。
说的不错,境界是修行所得,先做人,做天下之人。
回复 赵卫峰 2012-9-4 00:40
信仰,只有信仰者之间才能交流
天才都有怪癖,但怪癖不等于天才。
最美的东西,总是需要闭上眼才能被看到。

李兄妙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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