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注册 登录
诗生活网 返回首页

李以亮的个人空间 http://www.poemlife.com/?9100 [收藏] [复制] [RSS]

日志

札记(2014)

热度 4已有 53107 次阅读2014-9-20 22:41 |系统分类:随笔

所谓诗歌,无非就是情思。也许分开来说更好理解,情与思。没有情思的东西,谓之空洞无物,文字游戏,可以把自己哄得团团转,如小猫戏尾。不过情思也者,也是个广阔的东西。小情小思,令人厌倦。

我们有些作家永远都是只盯着他鼻子尖上那一点世界的。有个可怕的说法,作家的道德就是写好自己的东西。这显然是割裂了作家的身份和人的主体了。

人最难提升的还是品,境界,格局。面对混浊唯一可靠可行的还是自洁,否则换了谁还是一样。在批评和指认他人的缺陷时,还是要怀揣遗憾之情(这个是奥登的意思)。“他人的错误太容易发现”(老扎也是这个意思)。不过,这一点不能滑向乡愿与伪善。

奈保尔说女性作家之所以不如男性作家,是因为她们多愁善感狭隘的世界观。简单说就是后者的世界比较地小。看来这本身就是个世界性现象。如此政治不正确的看法,说出的的确是事实。女人要是能够有效抵制住了无意义的多愁善感,以及没完没了自我感动的矫情,不知道能写多好!艺术本来就属于阴性。
 
凡是艺术,都是人的艺术。那些连人都没有做成的人,中国的也不少,他们写个鬼呀!艺术对他们来说太高级,根本玩不了的,不过扯个虎皮做大旗而已。天可见,我这可不是在做道德评价。专业上,我就是歧视这些懒汉,没办法。
 
一个小说家,通了人性,他就写不坏。不通人性,他就写不好。

我们所谓的“道”,英语翻译中采取的是音译,这体现的是译者对中国文化的尊重。理解起来,我觉得跟西方的先验理性类似。我们的“常”就是他们所谓的经验。“反常合道”,反常就是要有经验的新鲜新奇性,也就是扩展经验领域,合道就是合理,暗合最高存在的意志。反常合道就是奇警,就是存在之深刻自然的显现。反常合道大约就是这个意思。

人对自己不能理解的,皆斥之为荒谬。难道这就不荒谬吗?““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德尔图良)

不存在不分是非、而超越善恶的智慧。所谓超越善恶者,不都是通向了恶么?

理性主义可以说主要从二个方面被打倒得差不多了。其一当然是非理性主义哲学(《非理性的人》),其二是以宗教哲学为代表的神秘主义(如《雅典与耶路撒冷》)。但是,打倒不是取消,推翻的结果是显示出更完整的存在,正如一块石头。启明也许需要神示,非理性至少需要借助理性本身才能被认识。

不要迷信沉默。沉默什么都不是。有人说,我希望你在我什么都不说的时候也能够懂我。这除了小女生敢这样想,还有谁能够当真呢?语言不同于沉默,语言是在沉默的地方开始,或许最后也只能到达沉默,但那已经不同于以前的沉默了。

北岛们把艾青们拉下了神坛,第三代的某些人试图把北岛们拉下神坛。如此推进,神坛即是祭坛,不同之处在于,这祭坛有的是自设的。其中有个逻辑就是,人们相信历史是线性演进的,诗歌艺术也遵循一个“进化”的原则。可惜,此种逻辑纯属虚构。

所谓第三代无不是最标榜个性,自我这些东西的,讽刺的是他们却集体出场了,包括这个命名。

在“天才说”和“无天才说”之间换脚站。用前者对付庸人,用后者对付懒汉、投机取巧者。

不懂的东西却爱妄说,不知其可也。略懂的东西又爱故做惊人之语,不知其可也。活得那么老而且丑,再以天才自居,不知其可也。

所谓日久见人心,倒不是说时间会改变人心,仅仅是说,时间会改变人的个见,即看法。

人力资源管理上有个歪定律,好像叫彼得定律啥的,说:任何人都倾向于爬到一个其不能胜任的位置。所以比较高级的职位永远是供不应求的。

1. 除了基本的语法规则和修辞格,合成诗的方法是一次性的。任何造成诗的复制和批发的手段,都值得深刻怀疑。2. 始于感觉终于感觉,是容易的。3. 左右都有理的主张和人,不要信。4. 直觉主宰分析,分析验证直觉。直觉包含本能因素却又高于本能。文化直觉为后天积淀而加强。所谓迂腐就是相反,丧失直觉,成为文化僵尸。

与其说我不相信人造的“神”,不如说我更不相信那些造神的人。

性急的人热情,性缓的人沉着。大抵如是。

如果说历史的逻辑是“逞强”的逻辑,文学的逻辑则是“示弱”的逻辑。进一步更加形象的说法就是,选择墙还是鸡蛋的问题。文学也讲力量,但从来不是制服的力量,征服的力量,而是那种“可以被战胜不能被打败”的精神。“精神胜利法”自古有之,不能因为阿Q败坏了它,就否定它应有的含义。

伊莉莎白·泰勒说,名声是最好的除臭剂。岂止名声。

没有对生命有限性的深刻认识与直接体认,不会有真正的谦卑(只会有表面的、虚假的谦虚)。没有对自我的噬心怀疑与不可名状的茫然,不会有与他人、与上帝的真正对话。到处都是潜在的真理在手的不可一世者,到处都是一言不合后的帽子与棍子齐飞。真的,在这个种族中,既无对超然存在的敬畏,也无对经验真理的服从。说理,至今是一件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事。

杀狗吃肉,肯定是野蛮的标志。如果一定要在这耻辱的标志上再增加几个,我当然不反对。但是,你总得让人一点一点文明起来。文明不仅是个过程,甚至不会有完成,于是野蛮就合理而必然吗?如果想变得文明一些就是伪善,那什么是善?

我总觉得,我们对外国诗歌的把握,虽然是优(势)劣(势)参半的,(想想一个汉学家,或者一个外国人看待我们的汉语诗歌的情形吧),但主要是劣势,柯雷比做跛子参加比赛。不过因为距离的缘故,我们可以只看大的、异质的方面,这就是所谓优势。在歌德还是预言,而今天已然成为现实的“世界文学”的格局下,真正的视野多么重要,明了视野的局限又是多么重要。

翻译中也有神来之笔,但那属于心灵感应的时刻,灵感的时刻,创造的时刻,至福的瞬间。更多时候,只是勤勉的理解和传达,是劳作,是满怀虔诚敬畏的奉献与牺牲。述而不作,不是没有作,更不是不想作,是隐约领会了最高存在的意志,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圣经里的分辨好坏的知识树是一个极好的寓言。它告诉人这样一个道理:人如果看透了事物的一切,那么就失去了幻想的能力,也就造成了灵魂的死亡,彻底地与激励人的动机和兴趣说再见了。(Nicolas Chamfort)

在生活里或者说在一般现实里,跟在理论上或者文字里,存在一个很大不同,人们很容易交流达成沟通,有心照不宣有默契有默认,但在文字里却总想寻求定义,而定义总跟不上变化了的情况。我们不仅不能定义什么是诗、美、哲学、文化等等(但是一点儿不妨碍我们拥有它们),就是门啊窗啊床啊很多物件,变化的速度也是快的,依照定义都不能算。定义总是有些柏拉图式的。追寻定义是可以的,修正以使之跟上变化了的实际,更有必要。

诗,有比格律重要和深刻得多的东西。经验范围内的旧诗词学问,拿诗学皮毛吃了几百几千年的饭也就罢了,拿来讨论现代诗,捉襟见肘不说,纯粹离题万里。

把旧诗的胜利归结为格律或者格律的胜利,我总觉得偏颇。我读文言从来没去管那些格律,我看到的是诗。反过来,一说现代诗,就是不成功乃至不成立(包括不成熟啊不能把握啊没有轨迹可寻啊),用的是一种思维。钻进这样的伪问题,徒然浪费时间。

西谚曰,能者做,不能者教。这当然是超验对经验的反讽。在经验的范围内,不能如何教?所谓以己昏昏,如何令人昭昭。写作具有经验和超验双重的性质,能教的自然能教,不能教的当然不可教。

批评天生是高傲的。这意思等于说,我若是以批评的立场说话,我就无需回应下面的刁难:你说得那么好,你写一个我们看看!当然,纯粹的批评家好像免除了这样的麻烦。

见识浅,其实也没什么可怕,可怕在于固执地自以为是,而且高人一等。
 
他们也说修改、修正、修饰、打磨、提炼,但是,似乎只有我们还说“润色”,这是我喜欢这个词的原因:使灰暗的显出颜色,使暗淡的放出光芒。

在我看来,有的人天性善良、简单、为美而想。因此,天然地拥有常人特别是庸人无法达到的境界。境界不是什么高人、名人、大人才有的,在这些人身上往往倒没有。

这世间,唯有落入屈辱的底层,远比行乞卑下,不仅不受社会尊重,而且被所有人视为丧失了做人的最起码的尊严——理智,唯有这样的人事实上有可能讲真话,其他人的撒谎。这个是薇依的观点。

莱姆说,读者永远都是对的!是啊,读者怎么会不对呢?读者固然捧红了那么多快餐式的作品和昙花一现的作者,但是,到书店里去走一遭看看,长销不衰的还是那些经得起时间经验的作品,好一些的诗集就是容易卖光,差一些的诗集就是无人问津。

其实,“以学为诗”存在一种最终恰恰可以归之为贬低智力的成分,它并不值得夸耀,根本上是懒惰的表现。不过,更懒的是,什么也不学,居然宣称原创。二种陷阱之间,只有很小的地带是留给今人的。但是,小有什么可怕的呢?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螺丝壳里有道场。
 
智识上的中庸是可贵的,精神上的中庸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在需要智识上的中庸的时候极端昏庸,在需要精神出场的时候,中庸苟且小智小慧。

出了个柳忠秧,多少人一夜之间兴奋的,仿佛突然找到了优越感……,各种官方干部体、老鼠会段子体、知识分子盘丝体、先锋废话体、新红颜口红体,凡此种种,真的跟他拉开了多大距离么?在玷污母语的意义上,难道不是异曲同工么?
 
丑闻的好处是见底,拔云见日。骗子是容易揭穿的,证据确凿;混子就不太好办,处在“是又不是、忽是忽不是”的模糊地带,叫你没辙。骗子没有成为混子,败在太不钻研业务了。混子能够混下去,全仗我们太不钻研业务了,给了他们空间。事实就是这样的。
 
体制,是一种庞然大物,无处不在。反体制也是一种权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反体制化才成立。体制化的意思是,由于体制导致各种异化,反体制化实际上是反异化。最起码,反体制不能不注意差异性,不能伤及体制内健康力量,傻子反体制尤其注意不到这个问题,因为头脑简单。
 
适应今天种种流媒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者不必要适应。对于各种话霸麦霸,也许很难从道德上指摘他们,正所谓时代变了,道德标准也在变,也会变。
 
文学的要义,在于使人心安,去火去躁,乐生安命,如果适得其反,就要问一问问题出在哪儿?

语言只是语言,语言不是存在(算得上海氏自己说的存在物)。钻进语言中出不来,美其名曰语言主义也好,形式主义也好,无一例外,是看到了手指,忘记了手指外的月亮。说到底,语言之中也无一物。
 
我们很容易对于那些身体残疾者发生怜悯,却对各种各样的心理疾患难以稍加同情,因为我们总是认为那是智力低下或道德卑贱的体现。
 
凡是好一点的词,几乎都被所谓诗歌评论家抢注了,比如安静,节制,沉潜,内敛,大气,灵动。然后零售给了一些愿意出价的人。

潜水可不等于沉潜。中华鳖精也不等于内敛。
 
成为大师是某个大师写作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任何人写作的前提,“貌似大师写作”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搞反了。昌耀成为昌耀,他自己都说不清,所以隐喻地讲他是风雨雷电的结合。准大师们或者说仿大师们,一个个端着架子,撇开了原创性,成天价敲敲打打,觊觎着打入今天的文学史含糊过关,这怎么可能呢?虽然没有说过,我相信尼采会同意说:不朽不值得追求,不朽的是生活。

如果你们要发展友谊,表达忠诚,甚至情人眼里出个把西施,都可以,甚至都很好。但是,请不要扯上诗歌,尤其不要扯上诗歌的好坏。没错,诗歌无对错,但是,诗歌有高下。请不要把稻草说成金条。这很不好,很丢人现眼。诗歌是最不欺人的,是高是低,其实很清楚。

艺术的自律自足和独立,总是艺术家孱弱、沉默、遁世的最佳借口和避难所,而且正确。但是,且不说那艺术是个多么可怜狭隘的概念,作为人,又是在怎样逃避他的责任和义务!真正的独立没学到,诡辩之词倒是驾轻就熟。说实话,目前各种艺术包括小说诗歌的地位与它们的所作所为或者说贡献,完全是相称的,没有谁辜负谁。

按照柏拉图的意思,比如画一朵花,花是什么呢?花是理式的镜像,画出来的花,则是镜像的镜像。这是双重的不真实。但是,当我们说艺术的真实的时候,莫不是遵循着柏拉图的思路。为什么原原本本摹写现实的小说会显得不真实?在某些个夜晚或者清晨醒来的时候,谁没有产生过眼前的世界可能不真实的感觉?柏拉图也许很容易从根子处推倒,只需要“不相信”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西方历史上曾经最聪明的人,不可能是在胡说。

杰出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批判的尖锐性上,一点不输给任何激进主义者,比如艾略特,比如德莱顿。比如我今天知道的——拉亨曼。

置常识于不顾的自作聪明者,与因常识而抱残守缺者,从两方面给我们纠正。

精神生活往浅了说就是信息生活,反过来,信息生活往深了说,就是精神生活。道在屎溺。何必纠结于上(网)还是不上(网)?

仅就诗的语言艺术的特色而言,台湾诗人中郑愁予和周梦蝶是最好的,他们二位的文字好到很难剔除一个多余的字,这不说明他们敲打得好,说明他们语言自觉到了极高的程度,已经到了下意识的地步。我曾经读到郑的文章,他对汉语的自身特点的认识,是非常富于见识的,更重要的是,他所有的探索实践,是基于自觉的。没有如此自觉,一个诗人就不知取舍,不知传承和创新,就不会对自己和他人有良好的判断。剩下的,不是人云亦云,就是单纯的个人喜恶,毫无道理——毫无道理的推崇或者反对。

在八十年代,台湾诗人的语言功夫,当然包括语言意识语言自觉程度普遍比大陆诗人高一个档次,非常明显。大陆诗人奋起直追,后来这个差距逐渐填平了。但在未经历这个过程的写作者身上,问题再次暴露出来,不过因为台岛诗人也不再具有优势,这个问题似乎不再显著,但问题就是问题,没有了比较和对比,不说明问题不存在。自第三代以来,语言松散,疲软,没有张力和意味不足的问题,应该说相当突出。我只说一个简单的原因,起码应包括读书不足。榜样和失败的例子都在那里,其实只要读得足够多,问题是不难意识到的。

精神优越感的问题。表没表现出精神优越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值得那么优越的条件。如果有,你就是优越到天上去,我还是钦佩。

自觉掌握了真理,其实只不过看到了利益(有时甚至不过是蝇头小利)的人,这是一类人。而追求自由的精神,对自己是否正确时时保持警觉和怀疑,即把自由的精神差不多归结为自我怀疑的人,这是另外一种人。这其间,说到底几乎不存在对话的可能,气质不同,目标不同,存在的方式也根本不同。前者只不过是些自我的奴隶,跳得再高也是一些得势的小丑。后者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但也因此无须空虚寂寞。要什么就成为什么,真是一点没有说错。

最是平实的话,最尖锐。最常见的事实,最残酷。最是热烈的赞美,最讽刺。所以,哪里有什么犀利,只需有一说一,就足够振聋发聩。如果一个真实的声音划空而过,惊动了上帝,那只是因为它周围可耻而巨大的沉默。

今天看了一个拉脱维亚人Misha Gordin的概念摄影,黑白的。创作原则就是图解概念,因为他的概念自有其深度,基本上只有一个主题,人的非人化,以及延伸主题,图解得还是很震撼的。图解法未必就那么不中用,所有创作教条在天才面前都是失效的,天才能,庸才就不能,只有这个规律。当然,我觉得Gordin再多一点细部的东西会更丰满。他这样主题的作品,在东欧另外一些艺术家那里各有不同的表现。总之,他们对得起他们受过的苦难。

本来,这个看法早在我心中,直到有一天看奥登访谈,惊呼世界真小,原来哪里都是一样的,抄一遍复习:一些作家混淆了应该一以惯之的本真和不必费力追求的独创。有一类人,他们沉溺于渴望别人只爱他一人,于是不断以一些令人厌烦的举动考验周围的人;他的言语与行为必须受人赞美,并非因为他的言语与行为本质上值得赞美,而是因为这就是他的言谈,他的举止。这难道还不能解释大量的先锋派艺术吗?

是诗人异议者,就不能像一般的政见异议者那样被异议绑架。是诗人哲学家,就不能像那些一般的哲学家那样沉溺于抽象观念。是诗人信仰者,就不能像一个教士那样只有传教的热情而缺少审美的热情。这就是老扎的启示。

打击来了:对于庸者来说,人生没有意义和慰藉。因为他们只知道经验,其他则一无所知。他们被抛弃了,他们没有精神。(本雅明)呵呵。

说天才不需要历史,完全可能。一种非历史化的诗歌和诗人不仅可能,而且是存在过的并且一直存在,他们只需要生命和神。这样说,并不是指他们不在历史中。他们有不被历史打扰的权利。

周梦蝶是现代汉语中屈指可数的大诗人,出道晚一些但离世早了十多年的昌耀是可以比肩的人物。我虽然更认可后者的沉郁开阔与雄奇,但同样欣赏前者的空灵枯瘦与澄明之境界,他们都属纯粹、高古一类的诗人。因为身处小岛之故吧,周的文字似更洁净与典丽。他们都不是产量惊人的人,但诗注定是少的。我也不信任高产。

“评论家在书里找到的不是他们能够找到的东西,而是乐意找到的东西。”

中西方都有一些思想家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他们开出的药方往往是错误的,有的是过于消极,有的相反又过于激进,比如庄子马克思尼采,他们只是一些好的问诊家,一旦做起医生来不仅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往往把事情搞糟。智慧的关键还是在于中庸、中道。

不应该把尼采看做虚无主义者。“重估一切价值”是他看到(或者不认同)已有的价值观存在的问题,他早期的出发点在生命,但是他把文化问题大而化之的方法论本身却是雄辩而粗糙的,一个酒神精神解决不了一种文化衰落的命运,苏格拉底不是那个衰落的起点和全部原因。其次,他发明的超人和权力意志在肯定生命和点燃生命的同时,也非常容易走向反面(毁灭生命)。总之,尼采就是诗化的,那种诗化的哲学天然吸引年轻诗者,很难在一个人三十岁后继续产生曾经的吸引力。当他站到非理性的一边时,借以打倒理性的武器仍然是理性。理性,毕竟不是那么脆弱的(虽然远不是万能的)。

翻译最好不是译者沾作者的光,而是作者沾译者的光。此非狂妄,而是理想。有点理想总是好的。

一说传统,就是对接呀、回归呀,仿佛传统是一根铁轨,要不就是个洞穴。我一听此等智商,便知道既不可与言诗,更不可与言学问。

有些人良好的自我感觉,纯粹是建立在彻底的无知和阴暗的显欲之上的。骂派常常只有一个目的:突出自己。跟这样的人讲道理,那是找错了对象。他的意图即是引起注意,注意他本人而非事实或者真理,搭理他就钻入了他自恋的陷阱。所以唯一正确的选择是,视而不见。

以前只知道“知耻近乎勇”,哪里知道“不知耻也近乎勇”!

无论是在现实里,还是精神中,平等都是奢侈的,等级并非一个应然的事实,却是一个客观的存在。退一步说,平等应该是一种自觉的意识,而非一种伪装的姿态,越伪装越预示着相反的东西。没有平等的时候,且把它当作一个梦,干净地珍藏,或彻底地埋葬。

我发誓要力争做个正常人,既不厌世弃世和出世,也不盲目地堕入红尘。前者跟我的秉性不合,基本容易做到。后者因为现代生活的巨大诱惑,难度无处不在。在回答我对波兰诗歌最大感受是什么的时候,我卑之无甚高论地说:我感到他们写正常的诗歌,力图做正常的人。他们的大天才都是如此,牢牢占据着正席,引导着潮流,就是有另外各种不同的声音,也是次要的补充。为什么如此?从诗歌内部说,这就是所谓正声。从历史上说,跟他们的民族命运很有关系,因为被剥夺了正常生活的条件,他们就愈是向往和营造。如果他们的先锋艺术包括诗歌不能呼应这个根本的愿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尼采攻击了二个人,代表雅典的苏格拉底,和代表耶路撒冷的耶酥。这是不要命的选择,因为他这是断绝了进路和退路。舍斯托夫和列奥•斯特劳斯都看到了它们之间永恒的矛盾,而前者选择了信仰,斯特劳斯只认为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尼采所以发疯,是因为他太认真了,他心口如一。说一套做一套,不是他的风格。忘记是西方哪个大师说过,尼采攻击耶酥完全是出于嫉妒。嫉妒的动机,也可以用在他对苏格拉底的攻击上。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共同点,我以为就是,他们都是心口如一的人。他们在尘世的命运都很差。耶酥承担命运的理由最伟大。

有人问:活着为了什么?其实这个问题也很简单。我说活着为了享受。不是吗?不为享受难道为了受罪?或者赎罪?有人如此选择那也是他喜欢——还是为了享受,特殊的享受。逻辑上,为了享受,比较说得通。当然,活着的享受也很丰富,跟这个世界一样丰富。如果有人硬要把它搞得比较狭仄,那是不会享受。毕竟,单一的享受,几乎就是享受的折磨,折磨的享受。可能我也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随笔吧,我觉得是个被误解甚深的文体。它原是小论文的意思,而且在蒙田培根们那里,在开始的时候,原是极具原创性内容的文体。及至后来,原创性已经越来越困难,但是,随笔,属于富有个人见解的小论文,这个性质仍然是保留着的。而在现在,随笔似乎是随便就能够写的。怎么可能呢?就算减少原创的成分,论的部分,属于引发的部分,永远是必须的。如何体现论的部分?照我理解,需要有个专业,在这个专业领域,终有所获,并且又伸展开去,超越了本专业,于是写了随笔。所以随笔,其实暗示着一个专业的存在。相对于专业,随笔是一个副业。比如诗人的专业是写诗,诗歌之外,他还有话说,这才有了随笔。大诗人的随笔,没有写得不好的。那些外国大诗人的诗作,在汉语里也许不觉其好,但基本可以断定那是翻译造成的,一读他们的随笔文字,马上知道绝非浪得虚名。

无论是在道德论上,还是存在论上,我都不相信所谓舍己。只要足够诚实,就会发现,舍己是不可能的。再说舍己又能怎么样呢?大家一起起来舍己又又能怎么样呢?不解决问题的。恰恰相反,道德上,要充分明确群己,达成完全的道德自律,既立己达己,也济他利他,没有别的合理而可行的路。就存在而言,更是须臾不可无己,无己则世界都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个人有限的生命期间。

按照老扎的意思,某些诗歌或者思想,虽然看起来很好,也体现了充分的才华,但是因为它们是脱离实际,建立在错误的历史观之上,而且曾经服务于极权主义,继续存在没有益处,应该被抛弃。抛弃的意思当然不是丢弃,最好的去处应该是博物馆。(博物馆不是一个只存好东西的地方,有些无价值无意义的东西,因为保留记忆的作用,可能获得进博物馆的价值。)

你打我左脸,于是我把右脸也递上去。因为你接着打了我右脸,却是按照我的意志来的,于是我胜利了。这也是阿Q吧。不,没有胜利,只有和解的愿望是伟大的,只有泯灭仇恨的意图是伟大的。能不能实现,那是另外一回事。

世界与历史的恐怖,并不因为什么人闭上眼睛或者秉性良好就能够取消。恰普斯基一生关注的焦点就在于此。人是地上的人,同时也是历史的人。那些拔着头发升天的超然理论固然美妙,却从来只能用于自欺,如果不欺人的话。

正义,公理,真理和合法性等等,固然不是来源于暴力,但是,失却暴力的强推、保护与维持,正义等等如何实现?福柯虽然是在批判的意义上揭示种种话语的强力来源,却也道出了一个秘密,话语才是最有效、最高效的权力。这一切,就是历史本身,就是世界与历史存在的隐秘结构。

我之所以还比较相信主体性理论,是因为我每日里都要看到那么多还在写作的人,不管他在写什么吧,只从他经常性地晒出来的生活目录,我就不能不发现,那是多么乏味,穷极无聊的一个人!大脑,心灵,精神贫困可怜到了什么地步!就是这样的人,到处冒充诗人,随时表现高于俗人的恶俗,活动,赶场,小美好,小感悟,外加像素不高的图片展览……想不厌恶都难,可他不以为……所以我相信主体性理论。

说到底,翻译还是需要信念。首先是对于不同文化的信念,相信即使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语言里,变乱了口音,人们仍然是生活在一个相似的精神宇宙之中,有着能够相通的心灵。这是巴别塔的信心,相当于是本体论的信念。其次,管它多么不同的表达,多么曲折的意义多么诡异的修辞多么复杂的句法,以及多么幽暗的蒙蔽,只要理解的光线足够强烈,总是能够穿透,并能找到出口,也就是:转换的措辞。这相当于是方法论的信心。保持这二个层面的信念,如此,“正是在那些不能翻译的地方召唤着翻译”才是一句豪迈而安慰人心的话。

一个伟大人物对后辈的影响,完全可能只是气质性的,就是说,他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精神气氛,他言谈举止中的启迪作用,他深刻的人生阅历和广阔的文化视野,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他的带动和激励和激发。当然,他的后辈要是一个敏锐的、敏感的、可堪重任的后辈。老扎不止遇到一二个这样的前辈,而他更是这样一个勤勉的后辈。

依样画葫芦地信,也许只是抄近路。不信,可能更是抄近路。

翻译不失为一种强制性的慢读。在慢读中随着作者去理解并理解他笔下的对象。理解越深入,创造性转换才能越“达”越到位。改一下斯宾诺莎的话就是,要一起哭,要一起笑,要真正地理解。

我厌恶那种无边的宽容主义,也绝不会实行之。在生活里,它就是乡愿,老好人的代名词。在艺术上,它就是毫无价值判断,两头吃的文化势利眼。伪善,苟且,没有热情,见风驶舵,看见一块骨头跑得比谁都快。

我终归是一个渺小的个人主义者,我爱个体的人,包括自己甚于爱人类。雨果说爱一个人比爱人类难。

也许,判断一个诗人及其作品的高下,比判断其真伪更难。说某某根本不是一个诗人,容易得只需要一点意气或者蔑视。但是容易的事情才被更多的人做着吧。反过来,认真研读既费劲又冒险因为有时的确证明是不值一读的,这样的事谁愿意做呢?所以世界需要傻瓜为我们贡献。应该向傻瓜致敬。

新诗百年不到这个时间段里,有人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期,我看就算是吧。八十年代有点特殊,也有点虚假,不算数,关键是没有留下多少真正好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一个被严重漠视的昌耀,一个北岛顾城,以及一些仍在走的人。三四年代的大陆和六七十年代的台湾,这些好像也并不比现在差吧。于坚西川虽然八十年代有些影响,真正广泛影响起来应该是在九十年代了。一说成就好像现在屈指就有一大把,多少有点自恋吧。

世界之所以存在,不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它,而是为了让我们通过它教育自己。这是康德的思想。

满大街的成功学之所以无趣,是因为它将成功的标准建立在单一、实用、庸俗的基础上,把成为只有“半张脸”的人,做成最高目标。但是,追求卓越、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等等的理想,渴望超越,渴望真正的生活和幸福,永远不庸俗,永远值得。所以,关键只在你怎么定义成功,怎么理解幸福。心灵的确需要鸡汤,只是不需要过期、败胃、隐藏了毒素的“鸡汤“。

如果说读了几本书不值得卖弄,没读过几本书更不值得卖弄。事实是,现在往往是后者在指摘前者。所以说,世界常常是反的。

毛姆说,托尔斯泰有写作的权利。这个权利,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权利,犹如说上帝默许了他资格。其实这个意思,古代中国人也有,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如此等等,简直豪放得多。豪放归豪放,事实是如此有抱负的人,毕竟是少数,而且高高在上的精英意识太多,泛道德主义的情绪泛滥,也是灾难或潜在的灾难。回到写作,与托翁同时的契诃夫就实在得多,肯定大狗的叫,也容忍小狗的叫。

学习外国文学的体会使我意识到,每个国家每个时期的文学成就,都是被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代表的,他们构成所谓大作家、大诗人的阵营。其实学习本国文学,只要带有史的眼光,无论看久远的时代,还是看过去不久的年代甚至就在眼前的东西,不难发现类似的规律。这个意识的树立,使我坚决地认为,我们绝大多数的写作,都是可有可无的。而可有可无的写作,一定是可以无。时间就像一面残酷的筛子,无情地过滤掉很多东西。

热情本身就是意义,追问应该到此为止,以免堕入虚无的泥潭,不,是空虚的泥潭。

有钱有势不是一切,但是无钱无势肯定什么都没有。成功不是一切,但不成功肯定什么都不是。这就是中国。

外求者无暇内求,内求者不屑外求。但我并不是一个只赞成内求的人,因为内外也只是相对的。向内,但求自适自洽,固然是可行而可贵的。向外,一身热情,辗转腾挪于公共空间,这样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我觉得,无聊不是个问题,展示无聊,肯定就是个问题。

一个知己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天性中最美好的部分。洞悉人性的张爱玲是这样说的。

不过,在肯定多元时,必须清楚前面存在一个相对主义的巨大陷阱。就是说,事实层面的确定与价值取向上的主观性,它们会有产生矛盾。相对主义只是在消解霸权时具有积极作用,它的脆弱性与缺乏建设性,只会将人带向无力和虚无。

现代解释学为误读、为误解翻案,应该说是非常有道理的。误读无非导致难解与多解,至少比定于一尊有趣,而我们经常说,有趣比正确重要。总是正确的人是什么样子?

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韩非子此语,和海明威所说如出一辙:真正的高贵,不在优于别人,而是优于昨天的自己。超越,然后还要看准超越的对象。

在风格上,精致和粗犷不是一对反义词,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反义词:粗糙。

埃科不无幽默地说,在青春期,大家都在写诗,后来真正的诗人把那些诗销毁了,拙劣的诗人则将它们发表。

固执不可怕,愚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二者的结合,其必坚如磐石,利如钻石,不可救药如顽石。

当一个艺术家心里装着弗米尔时,他不会用做出来的东西玷污这个世界。同样,一个诗人心里装有济慈、马拉美、米沃什、布罗茨基这些人的时候,也不会。

真正的深刻不是晦涩,而是清晰,晓畅,质朴。

太清晰就没了诗。不能让人感到,也没有诗。能够清晰说出的,是哲学,是理性,是定律。诗是清晰化的努力但不是清晰本身;不能被感受到的,是抽象是玄虚是失败的散文分行。天才将混沌化为直观的显现,将纷乱的现象呈现化为本质的表达。

清文人袁枚我并不喜欢,格局太小,不过诗与说均有几分灵气,余有一说一。昨读到一段倒也有趣,属于典型袁氏作派。因袁好色,并长期与多名女性发生和保持其时还属正当的性关系,于是有人斥之。这厮反驳说:惜玉怜香而不动心者,圣也。惜玉怜香而心动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兽也。人非圣人,安有见色而不动心者?其所以知惜玉而怜香者,人之异于禽兽也。诡辩耶?雄辩耶?一哂。

读布封的“论风格”。二百五十年前的文论,依然像是为今天写的,不仅是那些正面的论述,更包括那些反面的指斥,都有现实意义。他讲的立意的问题,整一有机的问题,文章气势,连贯,条理,文笔和思想互相推动等等的问题,完全是行家里手的灼见。他对突兀,卖弄,夸张,轻浮与空洞的一针见血的鞭撘,使我想到好像专门为今天大量作者的量身定制。最重要的,风格就是人本身的不二之论,就是想要颠覆,又难何如哉!

安徒生说,与女子交往,是获得良好礼貌的要素。不仅如此,女性所具有的更为本真的生命意识和浑然天成的艺术直觉,更是使我们受益良多。当然,我并不排除有那么一些女性,同样被社会污染和异化,因为远离了生命,显得乖戾、势利、狭隘和冷漠。

有时候你就是把最好的美食端上来了,那些喜欢吃垃圾食品的人照样会奔垃圾食品而去。当然,这只是个隐喻;换到精神食品上来说,情况还要加倍地严重。所以说,承认精神存在序列的不平等,虽然有被指“政治不正确”的危险,但承认了,问题就好理解得多。

人之自大与自负,说到底还是不自知。人有时很容就忘记一点,那就是,人不过是人。

在一个习惯瞒和骗的国度,只要你照直说出你之所见所闻,更别说所思,你就是一个不见容于他人的人。像北岛陈丹青这些人,他们太知道自己的秉性与处境,所以他们在被讥讽、酷评和打击前,就干脆自认了国人给他们的污名。所以说鲁迅还是伟大,他更早就懂得这一切,并且临死也言不善,一个也不宽恕。在他死后的诋毁,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没有看到他抉心而噬的悲凉。

具有原创性的作家、哲学家、思想家,无不是在切身体验的基础上,对人的存在的基本问题说出了一些东西。因为他们,思想,精神,意义,这些才绝不是抽象的,而是浸透了个人和时代性的表达,同时又企及了存在的本质。虽然我不认为世界是可以完全解释的,神秘永远是认识的幕后推手,但是也只有在探索世界奥秘,寻找和重建对世界秩序的表述中,我们的精神,至少是智力,才会焕发出价值光芒。为此,我们还假定,人类曾经对世界对宇宙是有过整体认识的,如神话。先民的早慧令我们吃惊,我宁可把那看作集体智慧的结晶。

谦逊从智力层面来看,有着乏味败兴的一面。它使人站在一个可守可攻的位置,拒绝了平等的对话可能,表面上谦逊者是温和的,承认了一个较低的站位,其实又有着自我的沉默肯定。自负刚好相反,气势汹汹地占据了一个高位,但很可能自信不足,骨子里说不定恰恰是自卑的。

神经病就是重复一样的事,却期待不一样的结果。(Albert Einstein)

翻译者应该是一个具有谦卑美德的人,臣服于他的翻译对象,站在他的身后,传递他的声音。这样想,翻译作品就仿佛是原作者和翻译者表演的双簧节目,背后的人越是不让观止意识到他的存在,越是只关注到在前台表演的那个人,他的表演,他们的表演,就越是成功。多年前看那些译制片,当我们忘记简爱,冉阿让,佐罗在说汉语时,我们是忘情的,电影是最成功的。 

什么是无聊?聊是“靠,依靠”的意思。无聊就是灵魂孤立无依,茫然失措的状态。这也是一种普遍状态,甚至也是一种人生境界。当然,我不认为无聊是最好的。实在上讲,人们培植热情,寻找友谊和爱情,目的之一就包括了战胜无聊。人类创造的种种文化,从最早的文字,到现在的电子产品,太多文明的成果(它们乃至有了负作用),无不可以归结到对无聊的克服。虽然已经有了如此多的借以超越无聊的手段和条件,无聊却并未彻底根除,以致我想说,无聊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也许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外国也有老干体,就像外国也有大二女生的诗歌读物。

矜持是需要资本的,否则就是矫情。

事实上,可以有无情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冷静,客观,置身事外,对于他们的作品,更不用说本人,道德评价的标准是需要谨慎使用的。

在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人的行为背后,主要存在二个根本原因:愚蠢和伪善。不开窍就是不开窍,管道工也疏通不了。拔一毛利天下也不为的伪善以及为了掩饰采取的愚行,往往自欺欺人地反把他人当傻瓜。基本就是这样,其余就是莫名其妙的算计了。

就像我严重怀疑那些不着边际,不能落实的打引号的唯美诗歌一样,我不喜欢在未及深思的日常性旗帜下炮制出的大量自然主义的诗歌。它们滥用了诗歌的名义。前者就不说了,附庸风雅自古有之。后者已然成为一种诗歌正确,但我的阅读感受不欺骗我,我读过它们的感受就是没有感受,那些成篇累牍的复制生活的分行文字,不能使我看到每日的生活已经让我看到的东西之外的任何东西,我的视力不能有任何的长进,很可能还下降。这两类东西充斥着出版物,不能看,哪怕看半小时,也会带来空虚。

奴颜易改,媚骨难医。
 
大而无当,空谈理论,毫无意义。故作不凡,脱离常识,毫无意义。追风媚俗,投机取巧,毫无意义。。
 
珍惜自己的热情和孤独,热情的滥用带来自伤,孤独的滥用造成他伤。

世界的逻辑或者说历史的逻辑是一种,文学的逻辑是另一种或者遵循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逻辑。历史是粗暴的,成王败寇,按照所谓强者的意志运行和书写。但文学不是这样,不能这样。然而,很多所谓文学中人,不论他干得怎样,如果他心里是认同这个世界逻辑的,他就只是个伪装的帮凶。文学站在鸡蛋而不是墙的一边。这难道只是个姿态与立场问题吗?这是文学存在的根本要求,是对历史无情的精神胜利。在强大的世界面前,让虚荣者逞强去吧,文学家谦卑地示弱,以此表示他对历史逻辑的反叛,从而给这个历史设置一个新的向度,增添一抹难得的暖色。

我愿意说”经验”,而不只是日常性,日常性在经验的范围之内。同时,也不能将经验和日常性当成包医百病的那个东西。写作首先是要讲落实,落实就是给想象一个跳板。落实的目的其实还在超越。在我看来,有充实才有空灵,脱离充实而奢望空灵,往往落入空洞。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复杂都是人搞复杂的。

世俗生活的简单,有助于精神生活的丰富。

天底下,无非三种人:与命运达成某种协议和解了的人,正在反抗命运的人,以及处在中间而在身上产生巨大张力的人。我不能说哪种类型更好,但我知道,这三种人很难互相理解和对话。

之所以在吸引律与排斥律之间存在合理选择的余地,更因为文学本身存在变与不变亘古的矛盾。变是因为文学的感性要求,必须处理即时的问题与题目,所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不变是因为文学在根本上是要面对存在,最终的抱负要高于现实的关切,所谓永恒的命题。要求变化的一面,也就是要求新,出新,新颖的一面,没有这一面,文学不能发展甚至根本就不存在。而不能达至不变的那一点,也就失去了题位的目标,最多流于现象的生动,而在终极的意义上减少了甚至没有了价值。

排斥律在文学走进死胡同时是必需而且是必然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无一字无来历”的要求,根本不是遵循吸引律而是遵循非文学的要求,是扼杀创造性的死律,追求的不是同一而是同化,实现的不是回归而是放弃,是必须反对的。但是,排斥律的滥用,仍然显得更为普遍,特别是在年轻的人和冒牌的天才们中间,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我的文学观在吸引律和排斥律之间换脚站。一切取决于我对当下情势也就是我观察和感受到的文学发展状态的判断。不拒绝吸引律因为我真实被吸引,何况今天没有人是站在历史的源头,文学早已不是从天而降的某种东西,它有传统甚至可以说有规矩,你不是从石头缝里冒出来的。甚至可以说吸引律已经高于一切。这需要基本的诚实,必须承认这一点,哪怕你是真正的天才。
 
1.只有天才可以偏激。2.但偏激仍然不是天才的唯一特征甚至不是主要特征。3.天才所有的偏激都是无意的,而伪天才的偏激一定是故意的、故做的,改头换面的庸人而已,判别的要害其实也不在有意无意,关键仍然在于实践中的才能。4.所以天才是靠天赋才能立法的人,而且多数时候并不兑现在宣言中,而是暗含在作品里。

我不喜欢自鸣得意的独断论,正如不喜欢没有是非,乃至偷奸耍滑的相对主义。我认为真理只在发现与探索的过程中。我喜欢怀疑以及对怀疑的怀疑。我喜欢寻找支点。我喜欢换脚站。我喜欢没被认识的真理甚于已知的真理。我喜欢我是虚心的并期待是可以充满的。我喜欢前赴的姿势和放热的状态。我认为每个人的大限都是一样的,但这不是缴械投降的借口,在大限来临前绝非无所作为。

二个极端:极力把自己打扮成个坏人,抖狠耍酷,热衷“扒粪”、扒人性的粪,其实没有那么厉害,也就是个普通人,最多附庸流氓。这在年轻写作者那里很叫座。另一极端则是做好人,扮道德面孔,悲天悯人唯独自己例外,天使下凡,菩萨心肠,也属于装。这在中老年里很普遍。他们都不真实,都不诚实。在写作上,都是只注意到了道德标准而忽视了审美标准。

屡试不爽的体验:无论是智识还是在情感上,直到你彻底不在意了,作为对象的那个人或物,存在等于非存在,既不引起好感,也不带来不快,中才说明你真正超越了。声嘶力竭的反对和耿耿于怀的厌恶,都在暴露着内在的牵连。放下即实地,并非放下多难,放下多需要勇气,实在是没有看到和发现那个坚实的地面。

我最满意于生活的是,此生有读不完的好书。“书读完了”可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说的。

休谟说:当我们专注地研究人类生活的空虚,并考虑荣华富贵空幻无常时,也许我们正在阿谀逢迎自己懒惰的天性。

发表评论 评论 (4 个评论)

回复 窗户 2014-9-23 21:52
学习,问好
回复 安余城 2014-10-6 13:45
好好学习,好好写诗
回复 穗穗 2014-10-8 20:57
我最满意于生活的是,此生有读不完的好书。

:)深以为然~~深以为然。
回复 平林 2014-10-10 16:34
我们很容易对于那些身体残疾者发生怜悯,却对各种各样的心理疾患难以稍加同情,因为我们总是认为那是智力低下或道德卑贱的体现。
有道理

facelist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评论 登录 | 立即注册

手机版|Archiver|诗生活网 ( 湘ICP备10205203号 )

GMT+8, 2017-10-23 12:25 , Processed in 0.050431 second(s), 21 queries , Gzip On.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