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诘与怀疑的铁砧上

             锻造生命本真言说的肯定之火

                           ——张卫东长诗集《幸福日子的艰难时事》阅读印象

 

                         陶  春

 

 

“这不是时空的过错。太阳，

  我们唯一的母体。燃烧、爆炸、

  孕育出生命的气息，

  分娩无数疼痛的个体。物换星移，

  他们成长、繁衍、老去，

  在死亡降临的瞬间，

  把刻骨铭心的片段逐个抹去。

  然后，是造山运动，

  然后，是冰河世纪，洪荒时期……”

 

              ——张卫东·《记忆的追述》

 

      眼前这本收录了作者创作时间跨度近二十年的长诗力作，取名为《幸福日子里的艰难时世》的诗集诞生——开篇不凡的言说气势，既可以视为作者本人对自我生命苦难意识的一次直面担当与承接，也可视为一个真正严肃意义上的写作者如何以语言为建筑材料，对这个世界浇筑以怀疑却又绝对真实拷问生命存在之‘在’以何种深度之‘思’抵达个我言说命运真相语调的奠基。

      诚然，在这个每时每刻，惯于麻木接听各类耸人听闻的罪恶信号，犹如呼吸空气一般轻松自如的国度，谈论诗歌，确然是件不合时宜且野蛮的事。

      其徒劳程度，不亚于一个误闯入动物园深处的游客，妄图在铁栅栏永恒关闭的黑暗时间背后，要找到进化论者口中经常提到象征文明起源的那样一堆划时代意义的篝火。

 

“一个贫乏的人，

一个妄想的人，一个心怀叵测的人，

凭什么功夫穿透黑暗？此刻，若论及人的心灵，

我将怀疑一种勇气、一种人品，

像怀疑一棵树、一粒米，或者一块砖”

——张卫东·《秋天 • 落日》

 

      而诗歌，正是这样一堆篝火。

      富足性灵——躁动不安，渴求表达、创造年青人类世界图景的血液，从《诗经》的‘土风’到荷马的‘奥德赛’；从屈原的‘天问’到但丁的‘神曲’；从古印度的‘薄伽梵歌’到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从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到的米沃什的‘白昼之光’……

   包裹在汉语或一粒粒异域字母微弱却坚韧外壳下的焰芒，一次次，有力穿越了被宇宙混茫时空覆盖掉个体知觉意识的旷野，给世代因刺骨寒冷而渴求觉醒的心灵以永恒希冀之光的慰藉。

 

“我看见了彩鸟，

  看见了黄金的重量和一只彩鸟

  白眼向天的倨傲。我还看见

  一只麻雀，一只乌鸦，一个人

  谁在黑暗中陷得更深

  哦，正午的阳光直逼窗台，

  活着的意味这样深厚、持久、尖锐”

      因此，当我们追问诗歌的意义，一如追问人之为人的意义究竟若何从之，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却深奥的问题，实则如头顶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经困扰了人类数千年。

      事实证明，永恒的精神危机一直存在于人类自身大脑与身体意识内部。

      当看似漠然、庞杂、无章运行的外部世界强烈反差于个体生命——内心理想净界的价值秩序与激情，命运的苦难感诞生了。

      一如美国自由思想者爱默生笔下所比喻的海底的珊瑚，暗示了精神的结晶体，有时要比自然界矿物的形成还必须历经更多常人难以想象的磨砺与痛苦。

 

“多少次，和你们在树荫下厮混，

  却始终未能冲入雨中，

  在雷电里大病一场。

 

  多少次，天哭了。狮子山铁道旁，

  你们收起说过的话，

  并躲入肉体的桌面。

 

  你们否认，点起一盏灯，

  自以为是的逻辑下，

  看行动败走于灾难之外的纸上麦城。”

      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张卫东，属于那类默默无闻，充满虔诚与才情的孤寂诗写者少数。

      翻开世界文学史或诗歌史，我们被告知，正是这样一些被人间黑白颠倒的世俗眼光视为异类的‘少数’分子，以无邪眼眸的童真、果敢的赤子之血，在象征人类精神意识的前沿阵地孤身奋战，才使得‘艺术’——‘人之为人’的生命内在空间品质保持住了星空般璀璨、深蓝而迷人辽阔的神圣与纯粹。

 

“你知道我在你眼里种了些什么？

猜猜你的手，猜猜

你手中的拳头，

怎样才能用力回到童年？”

 

      在他一篇名为《精神的坚守与灵魂的昭示》的诗性随笔中，他是这样定义这‘诗写者少数’的：诗在我们心中，在我们默默的写作中。无论写作的外部环境与时代际遇怎样变化，无论那些浮躁、喧嚣的“诗歌运动”和“观念争斗”冠以诗歌写作怎样空洞的‘学术’和‘理论’标签，我们终归要靠作品本身来说话。

 

“现在，让死亡的勇气成为新生活的反对者，

  在我们中找到那些执迷不悟的人。

  让他们获得灵魂，绕过时间的陷阱，

  虽然，他不曾带来幸福，却让书写成为命运。”

                ——张卫东·《或 许》

 

      犹如夏日暴涨的江水，以弱肉强食的功利主义与被扭曲了的进化论言辞的恶毒嘴脸，不断冲决、侵蚀着脚下这块原本古朴、纯真与宁静的母性大地及其根基之上的原住部落或原文化信仰的神灵建筑空间。

      面对人类自身永无休止、呈梯级状纵横散发的欲望，作者在《康巴高原》一诗中，揭示了由人造钢筋、水泥构筑而成的现代城市文明与古老原生态自然文明之间剧烈冲突的结症缘由之所在。

 

“大地被斩断了血脉。她的痛

  直捣飞鸟的内心。青衣，被一件件剥去

  在她们满目疮痍的胴体之上，长满了生灵惊恐的眼睛。”

 

      字里行间，作者一方面见证了：被后现代镫亮的齿轮所踏破的茶马古道的泥泞；可怖的暴雨携带铺天盖地的泥石倾斜而入金沙江的揪心咆哮；狡黠的酥油灯光中，粗糙的糌粑及康巴兄妹们为现金而舞的伪装的奔放与热情。

      另一方面，也见证了：浩淼、深邃，只能以传说中充满敬畏的一跪才能化解心灵之渴的康巴高原的星空；跳荡在高海拔针叶林枝条之上乐不可支的松鼠——纯净的眼眸；一片恍惚梦境中正沐浴着头上阵阵清凉烟雨的格桑花……

      面对大自然自身呈现出的浑雄、壮美且柔骨、奇谲的缤纷图景，作者感觉到自己“像一只轻松的知更鸟”——且，只能够与它们“互致遇礼”。

 

“平羌江的流水，你我之间，谁更污浊？

  这一生万恶的俗怨。”

 

    这触目惊心的一问，使得作者萌发出的原罪意识，产生了要求放下自我在红尘中滋生霉菌的皮囊，乘物以游心，独与天地往来精神的强烈冲动。

 

“新时代机器在加速运转，它的庞大和机警
    足以抚平世人的恐惧和忧伤
    看吧，权威的版权中正匆匆排列着
    公允的文字 ，雌性的字面上
    一只裸狐正拭图藏起暴露的伪装
    呵  市场让社会坐上了第一把交椅
    股票和期货的牙缝中
    机会主义者找到了价值的最佳取向
    战犯   毒枭   人贩子 你们无情地欢呼吧

    家庭的镜子前，我看到自己虚拟的幸福和乖张
    呵  卡夫卡的饥饿   里尔克的凄惶
    我说出了庞德  艾略特  帕斯捷尔纳克的感伤
    帕斯  聂努达  博尔赫斯呵   在北美
    我咬住了布洛茨基死亡的泪光
    而背向现世  我分明听到梦的天国里
    有人正将灵魂的牧歌   渐渐拉长”

                         ——张卫东：《在成都——2001》

       反讽的笔锋，潜在诗句末尾遥相呼接，跨行秘密押下的尾韵，强烈的抒情语调与充满克制、冷峻的独白叙述，尖锐指认了诗者内心体验到攀援外部世界的幻灭与沦陷永恒孤寂的灵魂写作事业之间，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紧张对抗与矛盾。 
       正如以演奏、锤炼‘大杂烩’玄妙风格闻名于世的英国诗人奥登的发现：置身于现代社会生存秩序中的人的一生，就像在履行一个毫无意义的仪式。所有的新奇，注定要从重复历史场景的苦闷或悲壮情怀的时髦高处，跌落进每个时代的个人无力拒绝独处自在的旧有样式中。 
   而那面因写作策略的需要，被巧妙召唤出场的“家庭的镜子”，也同样映照出这样一个由偶然机遇所控制的假声世界，显然也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

 

“像苦役的放逐，蒙难者体内的子弹，

  像流星划过宇宙深处的光焰。

  人类的灵魂与构成，自始自终

  展现着光明与黑暗，展现着

  最初的信仰、最后的涅槃。对于生命，

  离开水分和粮食还能怎样维系？

  对于心灵，一块掘于天地深处的玉片，

  又将属于什么？倚赖什么？

  渺茫里，我抬起疲惫的眼皮。

  冬日的阳台上，花草已纷纷凋零。

  是否我的心、我的血也将随之沦丧，

  化为水泥与木质间的粗俗尘物？”

             ——张卫东·《春夜，对内心的一次置疑和表白》

 

      作为一名长期隐匿于民间，坚持个人写作的诗人，在他那布满土茶、雷电、孤灯、旧籍、山寺与深涧碧泉般清澈凝视的诗行中，我们既能倾听到那样一种自足血性、草根者的创造自由与坚忍不拔——借助语言的刀剑，直刺人生虚无意识的荆棘丛林碰撞出金属质地的铿锵之声；也能倾听到  ‘学在民间’的知识分子（而非犬儒）那样一种独立、深思、率真，充满人文心灵关怀的朴野精神气质。同时，作为四川民刊《人行道》的核心成员与主要执行编辑之一，他独树一帜近乎泣血的表达与倔强句法，让我们领略到一种亚洲‘萨米亚特’式的怀疑、抗争与不合作姿态。

 

“像远古的内宫传出的阵阵干咳。讳莫如深的帐下，

  真正在乎的，是如何捂住事实的盖子。

  看他们经风雨、见世面，去翰林的桌下找寻着什么？

  哦，诡秘的宫墙外，他们原是如此的亲密呀！

  别太在乎那过往的昭告和承诺，好心情

  并不是丧失了荣誉而退出的囹圄。

  那屈辱、那品位的高低量出的差异肯定是不屑的。

  原谅他的怪异吧，失势的战壕里

  他是左右为难呀。冷漠地尾气杀人于无形。

  而“丈义”所要毁掉的又是什么？那咄咄的来势

  就像铺天的蝗虫，躲是躲不掉的。当然，

 

  有时我们也会想象他貌似一只精明的鸦雀，呼而间

  从汉时的后殿飞到晚明的大内。这其间，

  穿越了多少生死轮回、灾难凶险啊。

  看脸色、瞄眼神、听话听音、如履薄冰。机会来了，

  他也会一跃而起，“火中取栗”或“指鹿为马”，

  为“主子”肝脑涂地。更多的时候，

  他会高举“社稷”的牌子钻入后宫的裙下，

  为自保而“涕泗滂沱”。现在不同了，

  他可以亮明身份，像一只猴子，巧取豪夺，

  含而不露见什捞什。有时，他也会把蜜

  把嘴抹得甜甜。如果扎到了刺，

  他会立即缩手，委屈地把‘祸’避得远远。”

                            ——张卫东：《变色龙》

 

      翻开“后非非写作辞典”，我们将检索到周伦佑对“体制人格”的定义：

      特指某一种文化和政治体制中经过（和接受）体制的政治灌输和思想改造后完全丧失自我主体的一种依附性人格。

其依附的对象主要是现行体制。

      这种对体制的依附性深入到该人格的“生存方式”、“思考方式”、“认知方式”和“价值方式”（如果是作家，还包括写作方式）中，表现为对现行体制的无条件认同及溶入。

      对照上述释意，我们可以将张卫东这首诗视为对“体制人格”这一定义的一次最直接、生动、形象且有效的文本实践。

   “变色龙”中文学名也称‘避役’。‘役’字之意为‘服劳力之事’，而‘避役’即指不出劳力就能吃到食物。

      这样一种生长于热带、亚热带雨林中蜥蜴类脊椎动物，在古今中外大量文学家、作家笔下，它往往被喻指为那种善于伪装、趋炎附势，见风使舵，见利忘义，阴险狡诈，且充满权欲的野心，妒忌的怨恨等一类小人、奸贼、伪君子。

      诗中，作者引用了一些缘自史书——特别是汉史、晚明史、清史中宫闱之争的史实典故，以诗的语言隐喻了当下发生在我们社会、身边、乃至我们所熟知的人与事，尤其是对于人性中所共有的‘奥楚蔑洛夫’式的阴暗面作了无情揭露、嘲讽和批判。

   尽管，这批判，对更多深陷‘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能自拔的人群于事无补。

      事实的追问似乎还不仅仅满足于此，犹如作者在诗篇末尾，以充满克制、反思色彩的叙述言辞，提炼出‘自由’二字，对善变之‘龙’这一字义地基做出了颠覆性指认。

 

“我们置身龙的世界

  我们供奉他

  却始终无法让自己也真正自由的翻腾一次

  我们慑于“龙威”，任其随意翻覆，我们怜悯。”

 

      但，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啊？

      李慎之先生在评述《哈维尔文集》时，一针见血，犀利指出：“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 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诚然，上述文字结合张卫东诗篇中所描述的种种境遇，就是我们这样一个特定民族现在所处‘变色龙时代’的全部特征。

 

“一个灵魂背弃了另一个灵魂。

  权力的脚下，他点燃了星星。一个人的晚上，

  他铺开了纸张。必须做出表达，

  在风暴的正面，掉队的船头。

  以诗的名义，从所有隐秘的汇合到

  瓷器的水中。必须做出表达，

  为了一种死亡，也为了一种生存。”

               ——张卫东·《表 达》

 

      张卫东偏注于自我语言内心意识的深度挖掘，并善于找到这些意识形成的人文、地理环境与事件的内在关联。这就使得与上述有关的一切现实生活：工作间隙、或阅读中、或散步、或与人品茶、聊天，包括在旅途中，火车上，……甚至早起或深夜醒来，所记忆起的一件不起眼的日常小事细节皆可入诗。

      这一理念，为诗者发现自我语言生存的本土风貌、原生态情感及降落于大地深处细微秘密的倾吐方式获得了坚实支撑的根基：对词语的提炼与精心打磨，不再是第一美学原则，而意味著，必须服从内心触摸到的：‘永远是第一次’——不可重复体验情感呼声的需要。

      这一过程也可视为诗者之灵，走出自我躯壳，而去与自我对应到的世界的万事万物接触、融合的过程，并与之构成种种永不停歇的变换关系，荷尔德林把这个过程称作“诗的灵的演进方式”。

      这种开放式的在场写作，与上个世纪美国‘黑山派’诗人查尔斯·奥森提出的投射诗歌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查尔斯·奥森认为：‘耳’通‘脑’，‘气’通‘胸’，二者结合形成了音响、节拍、旋律。而诗人的任务既是将自我内在的情感与思维当下状态准确投射进诗中。

      因此，纵观张卫东诗行或诗篇整体篇幅的长短与节奏，实则取决于他本人情感与思维状态下呼吸的徐缓、短捷、深长，如是，诗的结构形式将取决于内容，而形式则是内容的延长。

 

“当几个来自乡野的性命从塔吊、升降机或脚手架上坠落的时候

  祖国打开了电视，当一个女子投了河

  一个讨不到工钱的民工以自焚的悲愤，点燃最后的火焰

  父亲拿出了报纸。从杉板桥到国家的每一座城市、工地、角落

  我仿佛看见了太多的眼泪与不该淌下的血

  而那些到处粉饰太平的人却往往远离着现实的一切

  在无数个穷乡僻壤为饥饿为寒冷忧心难耐的时候

  母亲，作为城里人，我已经活到了四十五岁

  兄弟，当某种意识从都市的西门穿过夜雨穿过黑暗中的哀歌

  以裸奔，来到城东的落虹桥六号

  那痛彻、那压抑、那焦虑与失眠的感受我也曾有过

  而我想说的是：从内到外都是虚弱的我

  激情正在丧失，像磨盘上的沟痕，磨损后

  还能碾碎些什么？像发潮的磁带，歌声中渐渐远离的一双手。”                               

 

                     ——张卫东·《杉板桥》

 

       德国哲学家赫伯特·曼纽什认为：艺术的本质既是怀疑。

       一如现实的鱼与抽象的鱼样图案，这种对人们自以为熟悉的现实世界的怀疑与发问精神来自艺术本身超越了现实。

        因此，此处的怀疑不只是一般的疑惑、否定、指责、诘难，更多的是来自内心那被称为‘不虑而知’的原本明白的‘良知’积极的提问、批评，引导人们背离教条，进行一种广义的生命真理性价值选择。

       此刻，我们将想起古希腊竖琴诗人品达的在一首名为《匹索竞技凯歌》中那个令人难忘的炼舌的意象：诗人要在铁砧上锻舌，以便胜任他褒善贬恶的职分： “在无谎的铁砧上锻舌吧！ 即使有一星逸出，倘出自你就有大的被载荷！ ”
          诗人之舌，既可以视为这样一块铁毡，他所触及到的一切有关灵魂秘密的语言，都要从这铁毡上接受锤炼：飞逸出的绚烂的火花，既是言，既是歌与诗，这样的火花所‘载荷’的‘大’，就是化作诗中的言的真理；而这样的真理，最终来自舌在“无谎的铁砧上”的锻炼。这样，‘诗与真’方等于‘诗即真’（刘皓明·《舌的暴力》） 。

 

“此刻，无声的忙碌正演绎着一种默然、

  一种残忍。让肉体与灵魂剥离

  是条怎样的毒计？可我仍属于

  一堆稿纸一支笔，和无数有去无回的

  邮戳。我深知这霜打的黎明，

  除了笔耕，还有谁能劈开坚硬的冻层。”

                     ——张卫东·《雪域》

 

      诗者孤绝的心灵如是向着灵魂声音召唤的真与善。

      永远，因自身而被语言选择，绝不是为他物而选择的目的，这绝对的最后目的，最高的善。一如亚里士多德在“幸福是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的命题中所指出的那样，幸福不是品质，而是现实活动，是一种以其自身而被选择，关乎心灵自我修炼、净化的的现实活动。

      所以在诗集前言，深刻体验了诗写活动个中滋味的张卫东说出了这样一句看似简单却耐人寻味的话：诗者，幸福也。诗者，艰难也。

      在川地诗歌圈内，曾经有部分诗人朋友这样评价张卫东的诗：前期（99年以前）诗作偏重抒情，唯美，呈现出‘古典浪漫主义’特征，形式上受‘第三代’诗人影响较重。后期 （2000年后）则转向以叙述性语言描述为主，有‘批判现实主义’态势且词语高蹈，而思辨，置疑，追问则贯穿于我前后写作的始终。

      对这种以线性时间划分作品言说风格的看法，我大体赞同。但对‘古典浪漫主义’这一提法，个人以为有失严谨与偏颇。翻开文学史我们类被告知，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体现出的美学趣味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相反走向：一极趋向于稳定、和谐和理性，趋向于从古代经验史总结出恒久可靠的艺术法则；另一极趋向于自我的创造性、实验性，用强力突破历史成规，从自身中创立艺术规范。

      对此，美国文学批评家M·H·艾布拉姆斯以‘镜’与‘灯’两个词语意象对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做出了绝妙的区分：一个把心灵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另一个则把心灵比作发光体，认为心灵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

      比如，法国超现实主义布勒东宣称，超现实主义就是浪漫主义遗产的真正继承人。而现代古典主义，以艾略特、奥登、叶芝等人为代表，他们反对浪漫主义的情感宣泄，主张古典主义的严峻、准确、凝练的美学。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是现代古典主义的经典文论，但，处理的仍是古典主义始祖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学养与天才的关系命题。

      一个诗人的作品创作，无论处于何种阶段都与他最初提笔一瞬诞生的意识动机，有着必然纷纭、辽阔的联系。但，同时又清醒得如一根单一牵挂着主体念头回环运动的线。正如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歌或其他门类语言的创作，也同样是伟大文化传统及产生它的精神基座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因此，当，一个跟随语言本真意义召唤的诗者随着写作的深入，面对世界与万物永远处于一种多维时空动态的混沌关系与复杂存在，一种新的诗写谱系出现了。

      陈仲义在《中国前沿诗歌聚焦》一书中，将这样的诗写谱系定义为‘综合诗写流向’：对万千细小事物的亲和、异质材料的涵纳、不同语境的渗透、相互间的映照、对话，在互文框架上，应对着历史、文化，开始各种复杂思绪与体悟的诉说策略。同时，叙事不再意味着一种技艺，而意味着存在——言说方式的改观，在表现更为复杂的生存——精神景象时，拥有了抒情难以替代的功能。

      从这种意义而言，我们应该将张卫东各个阶段的写作呈现出的语言风貌视为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整体。那即是，在他语言早期的抒情、唯美气质中，实则已经蕴含了叙事方式介入的可能；同时，在他后期作品的叙事中，也同样包含了早期作品语言意识中的抒情、唯美特质，这也包括语言形式的创造。

      在一篇有关长诗的谈话稿中，我提出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长诗的出现，不但是检验一个时代诗人是否在局部或整体通透自我世界的才华喷射，更是衡量一个优异诗人是否具备综合述说能力的重要标尺（包括他的智知储备、心能储备、生存体验储备等等）这样的储备是期待某一日借助语言的天梯飞身一跃，撞见本源的诉说，本源就是指一事、物或人的形象从宏观到微观诞生的本性之源。

      间断的诉说是短诗，是思断裂，与本源暂时断裂的领悟之言说。从此种意义而言，诗者毕生之创造，都在完成同一首诗——走向本源之诗。

       更远之，长诗的诞生与出现是种族文明与个体心灵撞击后绽放出的终极语言之花。

      因此，他超越了单纯的诗歌领域，而成为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艺术——自然——种族生命与宇宙各类元素的浑雄交响。

      自然，从这个标准来审视张卫东这本诗集中的很多长诗，表明了张卫东的长诗写作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这多少印证了‘存在’同仁刘泽球在《远离背景的建筑》中谈到的长诗题材——‘个人精神史’类型之一种：有个人精神成长的记录性质，以个体的方式呈现一代人的群体化命运，不回避欲望、非崇高因素的真实存在，敢于揭示和批判，关注并袒露个人处境，表达个人的理想和精神追求。

      但，“归根结底，长诗只是诗歌一种形式，有意义、有价值的写作并不是用长度来衡量的。长诗写作也不是哪一代诗人的特权或者特征。长诗写作，源于某种积累，源于长时间深入的思考和体验，如地心里的火焰。它不是简单的释放，而是建筑。我们应如是而作，如漫漫长夜里的古代匠人。”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引用刘泽球在那篇有关长诗写作的文章结尾一段话作为我这次谈话的结束，因为，那也是我的态度。

 

                                                                       陶春2012-1-14于内江

 

                                           （待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