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才诗人的犯罪生涯 (阅读2418次)
朦胧中的宁静
是高高的树枝做成……
你可能很难想到，这样宁静高远的诗句，出自一位在文学史上一度被称为“颓废诗人”的笔下。同时有“诗人之王”美誉的他，曾开枪击伤欲与之分手的同性伴侣被判入狱两年。他的另一首传世之作，被音乐家德彪西谱成同名钢琴曲，题为《月光》：
你的灵魂是一幅精选的风景，
那假面和贝加摩舞施展着魅力，
弹奏着诗琴，跳着舞，在他们
奇异的乔装下面，却几乎是忧郁的。
……
那宁静的月光，忧郁而又美丽，
她使鸟儿们在林中沉入梦境，
使那些喷泉醉心地啜泣，
喷泉在石雕中间，苗条而又轻盈。
有关魏尔伦与兰波的故事，今天已不再是需要避讳的话题。但同时代的瓦雷里对魏尔伦的描述，呈现的是令人惊异的诗人的创造力与其恶行杂糅一体的事实：
但是魏尔伦！……多少次我看见他从我的门前走过，怒气冲冲，哈哈大 笑，骂骂咧咧，用残疾人或凶恶的流浪汉的粗棍子敲打着地面。如何想得到这 个流浪汉，有时他的外表和言语如此粗鲁、肮脏，既让人害怕又让人同情，然 而他的诗却如音乐般细腻，他用词语写成的旋律新颖动人，在我们的语言中无 出其右？
不过更令人惊异的是维庸。与魏尔伦相比，这个人的生平和诗作在我的印象中几近于无，我可以在手边的外国译诗集中很轻易地查找到魏尔伦，维庸却踪迹难觅。他不仅离瓦雷里的时代，也离我们的时代太遥远了。残酷的时间使许多东西化为齑粉，消散在不经意的一缕风中——那风仿佛四百年后又从魏尔伦的诗句中穿行而过：
记忆啊记忆，你想要我怎么样呢？
秋天使鸫鸟飞掠过沉郁的空气，
而太阳又向微黄的树林投掷
一缕单调的光辉，那儿北风正急。
没有消散的是他奠定了法国抒情诗基础的那些诗篇。在维庸的光芒下，魏尔伦黯然失色——瓦雷里在行文中毫不掩饰这样的比照，似乎也只有维庸这个坐标，才能让人看清后来者的诗艺修炼得究竟怎样。作为中世纪欧洲三大诗人之一和法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维庸在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是得到公认的。《辞海》中“维庸”条目的字数的简洁与他一生的短暂极其相称：“维庸（Francois Villon，1431—约1463），法国诗人。贫民出身，品行乖张，多次入狱，两次被判死刑，因权势者怜才获赦。主要诗作有《小遗言集》、《大遗言集》、《绞刑架上之歌》等。作品反映市民阶级的思想意识，反对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语言质朴，具有民歌特色。”飞白主编的《世界名诗鉴赏辞典》对其入狱判刑的情况略有说明，但未能提供更多的细节。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生命的短暂与创作的辉煌并不抵牾，而那些短命的天才诗人，常常是以疯狂的自我焚烧留名青史，只是那火焰，有炽热的红，也有冷幽的蓝。
是什么使得瓦雷里，这位一再声称了解诗人的生平，对于领会其作品“不是有害的，也是无用”的“纯诗”论者，突然热情地充当起传记批评家，向读者传播几位第一流的学者通过发掘刑事诉讼案卷所获取的有关维庸的第一手材料？与其说是因为我们对其经历所知甚少，一头雾水，不如说即使从只言片语的记载看，维庸也的确是个特殊人物，“这个才华横溢的巴黎人是个可怕的家伙”，“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是绝无仅有的”：他可能同时是杀人犯、抢劫犯、溜门撬锁者、拉皮条者，是黑道上大名鼎鼎的一员。更重要的是，瓦雷里和我们一样感到难以释怀的困惑和好奇：一个每时每刻都感到绞索就要套在脖子上的人，为什么还能写下精彩纷呈的诗篇，以至数百年过去了，人们仍然能从中得到享受，受到感动？——
我恍惚觉得我听见
旧日的美人——制盔女
徒然在把青春呼唤，
哀叹着年华的逝去：
“衰老啊！你残酷而阴郁，
为什么这么早击倒了我？
是什么不让我立即死去，
一刀就结束这种折磨？”
维庸4岁左右因为家境贫寒被母亲送到修道院，博学的神甫纪尧姆•德•维庸收养并教育了他。21岁时维庸获得学士学位，从此混迹于充斥着各色人等、享有特权的教士的圈子。自由自在的生活看来注定要与危险相伴。维庸犯下第一桩命案时在1455年6月5日。当时，他和两位朋友坐在一所教堂大钟下面的石头上，来了一位教士和一位先生。根据维庸事后的陈述，这位教士向他寻衅，他好言作答起身让座，但教士并不领情，从袍子下拔出一柄大匕首向他扎去，“以至血流如注；维庸，为安全计，着一大衣，并于其下腰间藏匿一柄匕首”，抽出来刺向教士的腹股沟，“不意竟将其刺中”。教士没有倒下而且继续追赶他，维庸用一块石头拍向他的脸，随后逃之夭夭。那位不知为何要寻衅的教士第三天不治身亡。数月之后，未经任何调查，仅凭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好仁慈而舍严苛”的查理七世颁布向维庸特赦令，并“令检察官对此事永保沉默”。但维庸不甘寂寞，已知的他的第二次犯罪确凿无疑。他率领几个同伙和数位职业撬锁匠，夜间翻墙入室，盗走存放在某学院小教堂圣器室保险箱里的五百金埃居，直到两个月后才被发现。除了写诗中的遣词造句，维庸在盗窃上同样高超的技艺让国王的检察官搔破头皮，他传唤了9位堪称专家级的锁匠，在履行了特别宣誓和登记备案的手续后，窃贼的作案手段才被专家们极其准确地还原。若不是一位爱唠叨的同伙漏了口风，若不是偶然听到口风的那位教士恰好热衷侦探事业，顺藤摸瓜，优哉悠哉的维庸本不必仓皇出逃。“天晓得这期间他过的是什么日子！”瓦雷里感叹道，他的悲悯其实来自对维庸诡秘的行踪、依然如故的胆大妄为的难以理喻。要以怎样的思维逻辑，才能参透这位同行的心理禅机；要以怎样的解读方式，才能让我们在他的完美诗句面前彻底忘记他的罪犯的恐怖嘴脸。维庸忽而与王子诗人唱和，忽而参与黑帮团伙“贝壳帮”的行动，忽而被投进监狱。其间，他在蒙城主教监狱品尝了最严酷的惩罚：接受水刑拷问，被套上锁链关在地牢里——起因是他偷了圣器室中的圣餐杯！幸运再次降临暗无天日的地牢，路易十一将他救回巴黎，而他仿佛一条濒死的鱼又回到了忘乎所以的水中，新朋旧友齐聚一堂。终于，在他参与的一场斗殴中，一位主教公证人被打伤，维庸被判处以绞刑，经上诉被改判流放外省十年。瓦雷里引用了他在获知自己性命保住后献给宽厚仁爱的宫廷的诗中的一句，展示维庸从地狱漫游后重回地界的“漫卷诗书喜欲狂”：
肝、肺和脾都在呼吸
而他在等待上诉消息，日夜忍受着“想象自己的尸体摇荡在绞架上的可怕情景”折磨的时候，是否会有四百年后魏尔伦重病缠身时的绝望：
大而黑的睡眠
落在我的生活上：
睡吧，一切心愿，
睡吧，一切希望！
我已看不见东西，
我已失去记忆——
不论好的、坏的……
整个悲哀的经历！
我有一只摇篮，
有只手把我摇着；
在墓穴里摇我：
沉默吧，沉默！
维庸这一去，真的就此沉默，如飘渺孤鸿，不知所终。
促使瓦雷里将维庸和魏尔伦相提并论的表面原因，是两人的“相似性”：“两人都曾经堕落、忏悔、再堕落，重新站立起来时已成为大诗人！”但他同时声明，依据这种“相似性”建立起来的“对称关系”，不过是一个游戏而已，不是真正的批评方法引出的确实的结论。或许瓦雷里并不想得出结论，特别是他拒斥从诗人的生平出发去评判诗歌。他感兴趣的是人，确切地说，是诗歌如何使一个人成为诗人，与此同时，又让“他们因此不仅仅是人”。换言之，我们不能以对“人”的常识性认知去看待维庸和魏尔伦，他们是天才，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稀缺因子；将他们加冕为“天才”，并不意味着要为其不可宽恕的罪行作掩饰并请求人们的宽恕，否则，文献学家们不需要皓首穷经，崇尚“纯诗”的瓦雷里也可以对此视而不见。维庸们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触目惊心，提醒我们，诗人可以与一种井然有序的社会生活相协调的观点是非常可疑的。这样的社会也许会承诺，甚或会践行让每个成员都能得到与他的贡献相符的回报，但是，“这种十全十美的公平将所有那些贡献无法得到估算的人排除在外。诗人或艺术家的贡献正是如此”。瓦雷里当然不是号召诗人们去肆意践踏世俗法律，呼吁社会对他们网开一面，虽然他也提示我们注意“诗人不是一个特别具有社会性的人。只要他是诗人，他就不会进入任何功利主义的组织。对世俗法律的尊重在他锤炼诗句的洞穴门口烟消云散”。他从维庸们身上深刻目睹了诗人具有的“不良意识”，这种意识从根本上说，是对世俗法律、现存秩序、常规生活的蔑视和反抗，而决不是相反，依据社会规范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以谋求与之的和谐统一。说诗人“不仅仅是人”，是因为他们不能忍受不自由状况的存在和对他们的种种约束，自由的天性是产生“不良意识”的温床，也是造就天才的土壤。
当然，以“和谐”为人生最高境界的中国人，很难接受和容忍诗人的“不良意识”，尤其当它极端地表现为犯罪；也很难理解，它竟然能“与最美妙精致的诗歌创作毫不抵触”的观念。这怎么可能？文如其人，作诗先作人，最伟大的人格才能铺就通向最伟大的诗歌的道路。在很多人眼里，大诗人在今天中国的不存在，不正是由于诗人人格、德行的普遍猥琐、沦落？但是，我们是否同时被告知，最伟大的人格不是在顺从、在臣服、在唯唯诺诺中诞生的，更不是以泯灭自由和个性为前提的。对诗人或艺术家来说，最伟大的人格不是一种道德评判尺度，而是对其艺术创作的超越时代，因而在那个时代可能不为人所知的贡献的褒奖。
其实，瓦雷里仍然秉持着“纯诗”的理念，一心要将诗人与诗歌剥离开来，区别对待。他想起莎士比亚、雨果诗歌中塑造的许多不合常规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禁不住长叹：
当他们打算颂扬道德的时候，他们远远不够自如：正人君子。唉！都是些 坏人。
（瓦雷里：《维庸与魏尔伦》，见瓦雷里著：《文艺杂谈》，段映虹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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