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生活通讯社2008年4月24日综合报道 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北京奥运会的临近,中国当代文学和诗歌也愈来愈受到国际上的关注。4月下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将联合北京帕米尔文化艺术研究院、美国有影响的诗歌杂志《亚特兰大评论》(Atlanta Review),以中国人民大学为场地,聚集中国当代诗人和评论家,举办一次以“全球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诗歌”为主题的中国诗歌研讨会、朗诵会和讲座活动,这对于中国当代诗歌和国际间的文学交流,都将是一件盛事。 研讨会定于4月26日(周六)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邀请《亚特兰大评论》2008年春季号“中国诗歌专号”所译介诗人西川、翟永明、于坚、杨键、王小妮、多多、王家新、肖开愚、臧棣、韩东、孙文波、蓝蓝、鲁西西、树才、胡续冬及两位主要译者George 0’Connell、史春波参加,邀请在京的一些诗人和诗歌评论家、翻译家赵振江、唐晓渡、耿占春、张清华、孙晓娅、高兴、欧阳江河、梁小斌、张枣、宋琳、西渡、张桃洲、汪剑钊、李今、张洁宇、王以培、夏可君、敬文东、周瓒、杜涯、冷霜、孙磊、北塔、陈均、赵璕、霍俊明、张松建、顾爱玲(Eleanor Goodman)、周瑟瑟、林木、张杰、于贞志等参加、特邀第二届宇龙诗歌奖获奖诗人寒烟、刘春、李以亮参加,邀请《文艺研究》、《新诗评论》、《诗探索》、《新京报》、《中华读书报》等刊物和媒体参加。 4月26上午9—12点为“全球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诗歌”学术研讨会开幕式暨《亚特兰大评论》“中国诗歌专号”首发式和主题发言时间,人大校领导和文学院领导出席;下午2—5点半,与会诗人和评论家继续就会议主题发言和讨论,文学院文学社团、研究生、博士生、教师参加。 4月26日晚上6点40—9点,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办“众树歌唱:中国当代诗歌朗诵会”,邀请与会中国当代诗人多多、翟永明、于坚、唐晓渡、耿占春、欧阳江河、梁小斌、孙文波、王家新、肖开愚、臧棣、韩东、宋琳、西川、汪剑钊、张枣、西渡、蓝蓝、树才、周瓒、杜涯、冷霜、孙磊、北塔、胡续冬、周瑟瑟、寒烟、刘春、李以亮、林木、张杰和美国诗人、《亚特兰大评论》主编Dan Veach、美国诗人George 0’Connell、Eleanor Goodman及人大、其他高校年轻诗人朗诵。人大及其他高校学生、诗歌爱好者参加。 在研讨会、朗诵会之前,还将在4月25日晚上6—8点,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0401教室举办一次“中国当代诗人对话会”,邀请著名诗人多多、于坚、欧阳江河、耿占春、蓝蓝与人大学生及文学社团对话和交流。人大学生和诗歌爱好者参加。
附:
美国诗人、《亚特兰大评论》主编Dan Veach的致辞 :
特别感谢王家新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如此慷慨地主持这次盛会,还有中坤集团帕米尔文学艺术研究院的支持。也衷心感谢今天这次盛会的主角:出色的中国诗人和以乔直、史春波为代表的杰出的译者,他们使这期中国诗歌专刊成为一种可能。
说到乔直,我想向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或许他本人太过谦虚而未跟大家提起过,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还是《亚特兰大诗刊》最高国际诗歌奖的得主。当我听说乔直在中国筹备翻译诗集,我立刻觉得他就是将中国诗歌在北京奥林匹克年引入英语国家的最完美人选。
多年来,《亚特兰大诗刊》曾荣获多项国际殊荣,唯有这次最让我感动:在诗歌的故土,在我们热爱的、共享的艺术发源地,受到如此亲切的欢迎。
我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事实上,如果没有中国诗歌,今天我就不可能以编辑或者诗人的身份来到大家面前。中国诗人给了我最初、最好的灵感。我16岁的时候就厌透了西方诗歌中所充斥的夸饰。正是那时,一次幸运的机会,我从我们当地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抽出了一本中国诗集。瞬间,我被带入了一个更加纯粹、宁静和自然的世界,我的灵魂从此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归宿。“这就是我一直寻觅的”,我告诉我自己,“这才是我的生活所在。”
我们活在那纯净里,同时又受困于充满压迫和驱逐的社会,与灵魂的根渐行渐远,在座的人都能体会,这有多不容易。人们渴望更加深刻、更加人性地生存在这世上,正是你们每日里为生命和艺术的挣扎给他们带来了希望,我为你们喝彩。
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我的一个美国朋友来到中国。跟其他游客一样,他游览了长城。那天非常冷,四周人很少。当他们爬到长城之巅,天下起了雪。一位中国女子,忽然面向广阔的山野和纷飞的大雪,放声歌唱。她的声音非常之美,我的朋友听得入了神。
她歌唱,不是为了金钱或名誉——的确,对着完全陌生的人唱歌会有些尴尬。她歌唱,是因为她需要,因为在自然深邃的空旷之处,某种东西在向她召唤,那地方看似空洞,却充满了无穷尽的生命。
最后,我希望把这幅景象留在大家的脑海里,当我们沉浸于这个难得的盛会,我们血脉相连的灵魂被时空阻断,又被诗歌精神重新结合。而对此精神的翻译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我们的义务和乐趣。正如陶渊明《移居》中的诗句: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谢谢!
(史春波 译)
美国诗人George O’Connell (乔直)的致辞:
在这个世界上,得罪朋友和树立敌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编一部诗集,哪怕像《亚特兰大诗刊》这么薄的一本。因为无论其大小,每个选本都有不同程度的瑕疵和束缚,这显然与编者有关,他或者还未了解那些未被选入的诗人的作品,或者很难找到他们的诗作,又或者疏忽了他们的价值。撇开这些,在诗歌的国度里,哪怕最要好的朋友也可能就其流派、审美、措辞、韵律和本质等方面产生强烈的分歧。
如果是一部翻译诗集,则一系列新的潜在的批评者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包括诗人自己。但谁又能责怪他们呢?几乎诗人写下的每一个字已经不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他细心安排的一切将向误译、漏译、误读和出于译者个人品味的强加行为所敞开。
在异国他乡筹编诗集很可能是最终导致这一灾难的完美处方。
面对所有这些缺点,诚实的编者和译者必须认罪。我甘愿。
如果我们幸运,我们将被诗歌拯救。一旦我们开始阅读,诗歌便将我们送入边界以外的某个地方——它超越语言、政治、时代,和渺小的自我。好诗既定义界限,又超越界限,时刻提醒我们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内心的真实和谎言;我们日夜与之邂逅的恐惧、欲望、哀伤和匆匆的美好;我们共享的生命之朴素或神秘的质地,它充满了矛盾,无论我们来自何方,说什么样的语言。
如果我们幸运,我们将被诗歌拯救。
有人说诗歌无法被翻译,尤其是中国诗歌。而这一说法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除非我们能像处理我们母语那样深刻、流利地栖息于另一种语言,我们只能通过翻译进入该语言的诗歌。没有了翻译,不说其危险性,整片大陆的诗歌将对其他地区的读者关闭。借用我在《亚特兰大诗刊2008中国专刊》序言中的话,尽管我们无法完整地翻译一首诗,但诗中某些东西常常是可以被翻译的。假设将原诗作者的母语换成目标语言,他或许会以同样的诗意冲动在目标语言中写下相同的话。不是脚注,也不是阐释,而是诗活在语言之中。我们这样想想可能会有所帮助,在一个人母语的写作和谈话中就已经融入了最基本的翻译行为——从思想到词语。很简单,就是说,它发生在我们不加思考地脱口而出或者闲聊的时候。而当我们设法将最佳词语以最佳顺序排列时,这种情况则会减弱。说到这,我应该为我将文化差别排除在外的异端观点忏悔,但人类的境况毕竟相同,无论你来自哪块大陆。因此,原诗中可译的那个“东西”很可能非常丰富。跟许多中国诗人的交谈让我相信,他们中间不少人认同我的观点。这就是为何多数讲中文或少量英文的诗人不仅熟悉里尔克、勒韦迪、米沃什、洛尔加、洛威尔、聂鲁达的诗歌,而且本人也积极从事翻译工作。
我想起了与一位中国学者的谈话,他从事十八世纪英国诗歌的研究,是个典型的古典主义者,宣称阅读某位著名中国当代诗人的诗就阅读西方诗歌的中文译本。我从年轻时就热爱中国古诗,完全是通过英译文,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倒像是个无意识的赞美。我怀疑他是否了解,在庞德之后有多少美国诗人穷尽其能想要写出像被译成英文的中国古诗那样的诗句。尽管最出色的中国当代诗人多少还保留着中国式的敏感,但他们的参考系则不可避免地趋于国际化。很多诗人曾在国外旅行或旅居,他们属于正在形成的全球语境下的诗歌的声音。正如西方诗人跨越国界的阅读,中国诗人也一样。
中国诗人也在挣扎着寻找这样一种语言:它既不属于革命后纪元的社会主义叙述,也不属于古典传统的遗赠,而是能够与更加接近当前的存在进行对话。中国的主要城市已经同西方的一样,挤满了高速公路和忽隐忽现的车辆,离唐朝的丝绸、亭阁和蓑衣相去甚远。离二十年前中国人的生活相去甚远。与西方诗人的处境相同,他们希望在消费主义蔓延的氛围和电视信号传播的腐味之中,为想象的头脑留出空间。他们被企业、广告和官方无穷无尽的欺诈所包围,意识到诗歌的声音愈加边缘化了。
我在中国的时间不短,能够察觉当下诗人风格上的一定差异。其中,一些诗人的措辞相对的正式、抽象,或极具讽刺意味。另一些则把平常的生活和朴素的语言看作合理的艺术地带。还有一些对语言的假定性提出了质疑,觉得意识本身就不可靠,只有迷失足以反映我们的生活。有时候,我真想拿美国诗人与中国诗人进行一种无益的比较——史蒂文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弗洛斯特、甚至阿什贝利,而这又不可救药地将一切简单化了。实际上,中国有许多严肃的、优秀的诗人在不同的阵地上发出不同的声音。尽管一个健康的诗歌环境中难免存在战役和冲突,或在两代人之间,或在学术上,但我相信,近年来,不同的中国诗人看到了彼此间更多的共同点,日益商品化、物质化的社会逐渐退到他们的艺术兴趣之外,无论其标签或滋味如何。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西方写诗的同行们并无太大差异。
这期诗刊中的翻译是多双手合作的结果。首先当然是各位诗人,没有他们,也就没有翻译的原材料。然后是北京大学研究生创作写作课程诗歌翻译工作小组的成员,他们多个星期的辛苦耕耘为我们译诗最后的完成提供了部分翻译初稿。还要感谢国际学者交流理事会为我提供了作为北京大学富布赖特教授的机会。感谢Daniel Veach,《亚特兰大诗刊》的主编和出版人,早在两年前他就向我们提出了关于这期专刊的设想。整个过程中,他的耐心、慷慨和作为一个好编辑的洞察力简直惊人。
此外还有Christopher Merrill,艾奥瓦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主任,经他牵线我们认识了西川,艾奥瓦国际写作计划的访问作家。中国诗人当中,我们第一个见到的就是西川,他成了我们的朋友和向导。
江克平,纽约州科盖特大学中文卢斯学者,北京大学富布赖特研究学者,他对中国当代诗歌界早就有所了解。通过他,我们认识了王家新、孙文波、于坚等诗人,他们让我们接触到更多的诗人,为我们的翻译工作帮助不小。江克平为我们翻译的家新的诗歌提供了初步译稿,也对刊中其他诗人作品的译本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当然,要特别感谢王家新安排了这次诗人、学者云集的盛会,来共同庆祝我们热爱的艺术。
最后还要提一个人,没有她,这一切都无法完成。她一本接一本地阅读了大量中文诗作,从上千首诗里选出最有可能在翻译过程中幸存的那些,并在挫折、失误和偶尔的成功之中摸爬滚打了数月之久,当我们力求在英文中给这些诗歌以生命。她是与我共同编辑、翻译《亚特兰大诗刊2008中国专刊》的搭档,史春波。
(史春波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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