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很多时候是麻木的。昨天，赵紫阳去逝了，我本能地引为关注，有人在网上说一个时代结束了。同样，前不久苏珊·桑塔格去逝，一个朋友说二十世纪结束了。我在这种惋惜的语气中，努力的去把赵紫阳和十六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联想起来，把苏珊·桑塔格想象成为我心目中理想的知识分子。我知道，这让我更加麻木、迟钝，更加无话可说。我当何其缈小！我听到那些飘渺的声音，他们在揣测赵紫阳的死会不会引发社会动乱？有个更强的声音在说，社会动乱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你此刻的选择。你希望它乱就多了一份乱的动因，大家希望它乱，就真的乱起来了；你去问别人会不会乱，错了，因为这就是你的事情，是你要在这个时候如何做出你正义的选择，而不是你去对别人进行观望。
    是啊，我如何选择？我选择不加班了，回家去看新闻联播会不会有一个公正的播报，连影子都没见着。第二天，我坐在公共汽车上，突然想去天安门广场看看有没有人在那儿祭奠？但是，早在一周以前，去那儿看升降国旗的人都必须要出示有效身份证件，碰巧没带证件的游客被阻挡在天安门广场以外，自认倒楣去吧！网上有消息说，北京已草木皆兵，凡是可引发聚众人群的地方都被管制起来了，每一个过路的市民都要受到警察无端的审视。这难不难受啊？我真想去每一个敏感的地带都看一看，但在我日常活动的范围里没有敏感的地带，我的想法只能令我象一个狂热的政治人物，但我不是。
    我只是在对一个受到十六年政治软禁的死者进行关注。我在网上看到他的一些照片，这些照片有他当政时候的，有他在中国广场上会见学生时候的，有他年老了站在家门口的……我确实从内心里感受着一个有活力的生命，阳光在他身上然后消失了。对于他内心的沉郁……是不是有沉郁？我不得而知。他的政敌就是眼下的当政者，他在政敌的眼前活活死去，理应受到漠视。这种漠视是媒体封锁消息，积极出动军队待命，看管好一切与此相关的敏感人物，加强警察在广场街头的日夜巡逻。尤其做到了悄无声息，让市民们的生活跟平时一样，该吃还吃，该喝还喝，该交易还交易。
    我曾把赵紫阳死了的消息告诉给几位要好的朋友，他们回复说一大早就知道了。这让我感觉到：知道了又怎么样呢？跟你无关。这确实让人无比压抑，就是说，你不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诉给别人，兴许还会好受一些。生老病死嘛，人之常情；大人物有大人物的死法，小人物有小人物的死法，不必惊怪！
    我再一次回到了我的日常生活，事实上是根本就没有离开过。那些荷枪实弹的场面只是我根据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虚构出来的，它们是黑夜里的鬼。人人都相信有鬼，但又有谁真正见过鬼呢？也许是，凡见过鬼的人，没有一个是活着回来了的，所以，我们永远都得不到有鬼的消息。而那些自称见过鬼的人，我们却有着一大套关于健康的知识，证明是他的神经有了毛病。因为，我们永远需要的是安全与祥和，并且，通过这种不追究事实真象的方式，我们得到了。
    也许是，灾难降临时，没有一个人能健康地生还。对于不健康的人出现在了我们的身边，有问题的一定是他，绝对不会是我们。因此，我们也不必有丝毫的同情与怜悯。对怪物的同情就是在对自己残忍，殊不知，接受了这样的教条的人，本身就已是在受到残忍的对待了而不知。
    我们的社会教育了我，作为一个怪物的存活之道就是隐藏起来。但我不明白，我们都隐藏起来了，这个世界留给了谁？上帝公平地给了我们每一个人相同的眼睛、鼻子、嘴巴，一张脸，我们隐藏于其中就是了。我做不到，我的感情会反映在我的脸面上的，如果我有感情的话。可是，现在我麻木了。我以前很多的激情都是在意淫。我从来都没有走出过一个小人物的地盘，小人物压根儿就没有地盘来供他走出去。小人物一直在外面，在他找不到位置的地方，呆着。大人物的死可能会改变他的位置，那是因为会有波动。这让我觉得，我在关注赵紫阳的死，也是在准备是不是要逃跑了，逃到一个可以自由地站起来说话的地方。有这种可能吗？胡耀邦死了，刘晓波从日常生活中逃到中国的天安门广场上，他站着说话了，接下来就是被监禁、不断地被打压。他周围没有平庸的人们，但有了地狱的火。廖亦武索性就穿行在地狱当中，跟那些还活着的冤死鬼们对话，身上都灌满了他们心里倒出来的苦水。说实话，我见了他们，都有些胆寒。没想到啊，麻木竟然成了我的守身之道！
   我是不对我的身体寄予任何希望了，毕竟他没有刺刀坚硬，要跑，也没有一颗子弹更快。我选择比人活得长久的文字，选择不吃不喝的文字。可是，我能写下的也只是：麻木。但我可以否认它跟我的关系，因为，我是在写下“麻木”这两个字的人，我在写，就一定还是有一点儿活力的。否则，我才是死了。


                                          2005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