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是鸡年，也是我的本命年。这年春节我没有回老家漳州，2004年的家庭变故使我对“近乡情怯”这个词有了深切感受。无论如何，我已不知如何回家面对众多亲朋了。认真说起来，朋友倒还可以面对，他们都是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同身受或全盘认可的。其中尤以康城为最。套用三毛“任何三毛所做的事，在荷西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这句话就是：任何安琪所做的事，在康城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也正因为这一缘故，我时常会在想不开的时候打电话狠狠地发泄一番，大意无非是，康城应该在我萌生离开漳州到北京之际进行阻止，而非一味纵容或怂恿。
　　往往这个时候都是我孤寂难耐或觉得前途渺茫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深知在我自己，如果不真正的踏出漳州，这一辈子是决不会死心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此写过：“一个从未离开故乡的人你能说他有故乡吗，我以为没有。”这句写于2001年底的话已经为我的2002年12月的离开打下伏笔。只是那时，我以为我还能回去，还能在实现一番抱负后回到原点，却不知人生的路不是这样走的，弗洛斯特早在他的《没有走的路》一诗中就表达过如下观点，他以为他可以先在两条路中选择一条，把另一条留给下一次，但已经没有下一次了，另一条永远成为“没有走的路”了。所谓命运使然，大抵说的就是如此。
同时，不能否认的是，一个人的命运到底使他（她）然到什么地步，其实与他（她）的性格是有很大关系的，俗话说，性格即命运——我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相信老话了，看来，老话都是上了一定年岁的过来人说的——我的性格中极端、偏激、不安分、雄心壮志的一面是我一直到今天的必然结果。那么，再往深层说去，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性格，原因很简单，诗歌带来的。
　　虽然我从小就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但细究起来也没有跳出一个孩子正常的范围，大概每一个孩子总会有些不切实际的，可以说，小时候的我有的也就是一个正常孩子正常的不切实际。直到，我进入了诗歌。或者，诗歌进入了我。
　　这一年是1992年，有一个叫道辉的诗人从北京回到了漳州，把一些关于现代诗歌的理念带给了他周围的一群人，关于道辉，总有一天我会写一篇文章的，无论如何，他对包括我在内的漳州青年诗人的引领，一直是我深为感谢的。当我想到1992年道辉从北京回到漳州，此后就在漳州扎下根来，我却于2002年从漳州来到北京，并且基本上已无路可退而必须在北京落下脚时，我就想，在我和道辉之间似乎有一种命定，我甚至认为，道辉的回漳为的就是把我从漳州引到北京。呵呵，当然不止是我一人，道辉的另一个启蒙对象林茶居也从漳州到福州了。有一天我和茶居谈到了这个现象，我们都微微笑了起来。漳州的诗人们，都是极端诗歌主义的一群人，也都是在生活层面上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这一切的源头就是道辉。而最后，道辉自己反而结婚扎下根来，实在有点出乎我们意料的不够仗义：）。感觉好像是他在我们的血液中点了火之后，自己静了下来，我们倒都烧起来了，并且烧得一团模糊。在福建，漳州这一路诗人一看即知，诗风是一回事，生活的一塌糊涂更是一回事。迄今，漳州有数的几位诗人都是生活得特别异类的，像康城、冰儿这样已经是经过我这一层面的人尚且如此，当初道辉、我、林茶居、阳子、老皮、吕颂晖、杨金安、阿里等原初一代是多么的为了诗歌匪夷所思就更是不一而足。种种一切可以在我的几句诗歌观点中得到证实，譬如“我与死亡之间还有一首诗的距离”，譬如“如果生活阻碍了艺术，我选择放弃生活”等等。
　　艺术的法则之一是极端，诗歌也是如此。在此极端理念下，漳州诗群的诗歌一直是前卫的先锋的，使用的是语言暴力的手法。恰恰是这种手法导致了前文所述的漳州诗人的生活之不合常情。所谓的暴力，就是把既有的一切打破，于是，我把一切打破了，林茶居把一切打破了，道辉把一切打破了幸好他又重建了。因此，当我在北京遇到困难种种而康城仍然以漳州的那种极端才能成大事来劝慰我时，我便声嘶力竭地吼叫一通：说得轻巧，你来试试过程。一说就是梵高，就是海子，但那是他们死后的事，他们生前，每一天每一夜都是要他们自己来过的，那些看到结果的人谁参与了他们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夜。
　　2004年7月可视为我的上半生的终结，更可视为我的诗歌极端法则把我带到的巅峰（癜疯）处。之后，我开始往下走了，一边走一边对诗歌与生活的关系产生重新的思考。如果说，诗歌带给我诗歌的荣耀，那它也带给我生活的失败。我要说，我的上半生在2004年7月的某天成为失败，尽管此前它一直是成功的，但一了百了，当最后的结局呈现出的是失败时，此前的成功就不算数了。但我能迁怒于诗歌吗？我不敢，不忍，也不该，毕竟诗歌带给我的辉煌够多了，我不能对诗歌没良心。那么我想做的是，用一种自暴自弃的手法惩罚自己，惩罚我对安宁生活的不知足而导致的一切。于是，我把诗歌停了下来，我基本上把诗歌停了下来在2005年。
　　在2005年我36岁，这是我的本命年。我的上一个本命年是1993年，我的诗歌刚刚起步。又是一个命定，我在上一个本命年诗歌起步，在这一个本命年想要把诗歌停下，说起来真是不可理喻，或许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近乡情怯，因为诗歌，我会想到我曾经的生活，我会因为曾经的生活而对诗歌产生隐隐的责怪，于是，我索性先放下诗歌。
一切可能就是这样吧。
　　36岁，莫扎特死于36岁，戴安娜死于36岁，三毛在36岁时荷西死了。所以我对36岁记忆深刻。爸爸打电话说，要买两条红裤叉、红袜子，爸爸说，要一直穿到过了生日就可以了。我听从爸爸的话，其实我早在爸爸打电话之前就已经买好了。爸爸是唯一对我到北京持“不表态就是赞成”的人，因为爸爸也是有过梦想的，在他年轻时他也想干一番事业，但和大多数人一样，梦想比年龄老得更快并且比年龄更早进入棺材。爸爸终究没有干成什么大事。在他心里，或许也隐隐的有种期待寄托予我？我知道和爸爸一样，还有许多诗友对我也寄予期待，譬如前文所述康城，有一天我撑不住了，倒下了，哈哈，康城也许倒可以写一篇诸如安琪记忆之类的挽文。钱仲书的《围城》早就对国人的这种貌似善良的不良企图给予描述。所以有时我会狠狠地对康城说，别拿梵高、海子来撑了，要不你来试试。但我知道我是不能让康城真的来试的，人跟人是不一样的，但打破的艰辛是一样的，建设的艰辛也是一样的，这就是过程。
　　我一向是个相信结果的人，我在《2004》这首诗中这样写过：“如果结果不存在/过程就毫无意义”，感谢远村的慷慨解囊，让《中间代诗全集》有了结果，否则我这上半生岂不失败大了？同时我也在想，究竟“诗生活”网站的莱耳是怎样把一个网站办成网络诗歌界的一个大品牌，同为女性，我向她致以敬意。
　　我向莱耳致以敬意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她团结的这一批当下中国顶尖高手分驻到网站的各个组成部分，而她自己却悄无声息地躲在幕后。我迄今未曾在诗生活网站的哪个部位找到莱耳的名字，也有可能是我还没找到。据一些小道消息说，莱耳每一年都要投一笔不菲的资金到诗生活网站，详情我不甚了解，我只是享受了诗生活网站提供给我的“诗人专栏”和2004年10月的诗人专题。如果没有莱耳和燕窝关于诗生活月刊的约稿，我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致整理十来年的诗文，这个整理恰好也提供给探花制作我的个人主页“听安集”一份特别完整详尽的资料。
　　在诗生活论坛页面上，有一首叶芝的诗：“虽然枝叶很多，根却只有一条；/穿过我青春的所有说谎的日子/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这首诗放在那里已经很多年了，直到2004年我在对叶芝的阅读中才颤抖着领会到它的妙处，我读到的版本里，“说谎”这个词翻译成“懒洋洋”，但我觉得“说谎”可能更恰当：谁的青春没有说谎？我不知道是谁选了这首诗放在这个页面？那必定也是一个历炼过生活和艺术种种的人，我在漳州时被庞德强烈吸引，却在北京的阳光中遇到叶芝，这是我的幸运，当我疲惫，当我看不到未来时，我可以像叶芝一样对自己说：
　　“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


200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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